在抗日战争的流亡岁月里，有多少文化人在颠沛流离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奈于重新组织家庭；也有多少文化人流亡中潜藏异域，生死搏杀，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气节；更有多少文化人默默无闻地、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场战乱的流亡途中。父亲生前曾讲叙过一个真实而凄婉的故事，一直令人难以忘怀，最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那故事时时浮现于眼前。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值得崇敬的艺术家，父亲一直牵挂的熟识朋友，流亡在湘桂大溃乱中遇难。他就是艺术家沈振黄。
当年父亲孔另境对我说起他的时候，是因为他拍摄的一组鲁迅先生葬仪照片，父亲始终珍藏着。其次，对他的才华和人品极为赞识。在家里好几本照相本上有他亲笔签名送给父亲的照片，有他和夫人朱曼祺结婚时的合影，也有他在香港和上海时的像片等等。对着这些留影，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指认，讲述他的悲剧命运……
他是开明书店的一员
沈振黄，1912年生，原名沈耀中，浙江嘉兴人。在家乡念完小学后，到上海进一所教会中学，1930年考入中法工学院铁路工程系攻读机械专业。从小喜爱美术，中学时代经常以美术作品投稿于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杂志。当他因病辍学时，仍不间断地学画练字，终于在1933年进入开明书店担任书刊装帧、插图的工作。与钱君匋先生同事。父亲大约在这时认识了他。
父亲常说，每个人做工作要有自己的特长，发挥自己的特长。沈振黄担任书刊装帧时，为刊物和书籍绘制插图，说来也是件普通的事，可是，他的本领是：可以依主编的要求绘制政治军事形势地图。这是开风气之举。要知道，政治军事形势地图比一般的地理地图复杂得多，除了地理位置相同之外，还要标出与政治军事相关的地名、军事形势中的山脉、海峡、机场，标志性的场所，还用各种箭头和符号说明事态，和各种兵器图形等等。以图解帝国主义进行侵略，和被侵略的反帝斗争形势，使读者一目了然。
当时，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在《世界知识》半月刊、《永生》月刊上经常发表文章，论述和分析国际问题，尤其是遇到分析国际政治军事形势时，非常想配以绘图解释。这个设想，当作者与沈振黄联系后，经过沈振黄的精心创作，以简单明了的线条构图绘制成功，得到作者的认可和刊物主编的好评。以后熟能生巧，绘制政治军事形势地图成了他的专业特长，只要阅读一下有关的文稿，便能锐利而准确地绘制出相关的图画。后来，他们合作编成《国际政治形势地图》，出版后受到读者很大的欢迎。
他的装帧画也有其特色，尤其对外国童话故事译作的诠释，都能以轻松的、充满童趣的眼光，以不落俗套的图案，雅致地来表达装饰的美感。笔者见过几种开明书店出版的儿童读物，经他绘制的封面，如《三羽毛》、《黄矮人》、《能言树》等等，都寄托了他不同凡响的创意。
曾与鲁迅先生通信
1934年秋，爱好美术的沈振黄在内山书店寻觅到一本铁木艺术社出版的《木刻纪程》，非常喜欢，很想学习木刻创作。于是以木刻爱好者的身份，请内山书店转信给“铁木艺术社”。内山书店把信交给了鲁迅先生。因为“铁木艺术社”其实是不存在的，是鲁迅以这个名义编辑了《木刻纪程》。
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爱好木刻的青年，鲁迅以“铁木社”的名义，给沈振黄写了回信，十分认真地回答了信中提出来的问题。从这封已保存在《鲁迅书信集》中的信件，可以推测沈振黄向鲁迅表白的二点意思：一是自己爱好木刻艺术，并有志于这个事业；二是苦于对这门艺术缺乏知识，想通过铁木社与《木刻纪程》中的作者取得联系，以便求访请教。
鲁迅是这样回答他的：
振黄先生：
我们很感谢你对于木刻的关心。
木刻为大师之流所不屑道，所以作者都是生活不能安定的人，为了衣食，奔走四方，因此所谓铁木艺术社者，并无一定的社员，也没有一定的地址。
这一本《木刻纪程》，其实是收集了近二年中所得的木刻印成的，比起历史较久的油画之类来，成绩的确不算坏。但都由通信收集，作者与出版者，没有见过面的居多，所以也无从介绍。主持者是一个不会木刻的人，他只管付印。
先生有志于木刻，是极好的事，但访木刻家是无益的，因为就是已有成绩的木刻家，也还在暗中摸索。大概木刻的基础，也还是素描；至于雕刀，版木，内山书店都有寄售，此外也无非多看外国作品，审察其雕法而已。参考中国旧日的木刻，大约也一定有益。
这样的回信，恐怕不能给 先生满意，但为种种事情所限制，也只能如此，希与谅察为幸。
专此布复，顺颂
时绥
铁木社 敬启 十月二十四日
在回信中，鲁迅不便于将木刻家的地址告诉沈振黄，然而，还是热情、诚挚地向尚在摸索木刻创作中的青年画家，具体地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当沈振黄意外地收到并不存在的铁木社回信，并了解到是鲁迅的亲笔回信时，心情十分感动，并大受鼓舞。
拍摄鲁迅葬仪照片
两年以后，鲁迅先生在寓所逝世的消息传来，生前并未能谋鲁迅一面的沈振黄，以最崇敬和沉痛的心情，背着照相机赶赴万国殡仪馆，参加隆重的葬礼活动。他的现场摄影，无论是瞻仰鲁迅遗容，还是万国殡仪馆的群众悼念场面、行进中的送葬队伍，以及万国公墓的送别演讲，在送别的每一天里，他都非常投入地拍摄，认真地捕捉最感人的画面。他在送葬队伍前后奔跑，向路旁的市民借高凳选角度，甚至跑到沿街的楼上俯视拍摄这延绵不断的送葬队伍。他的勤奋和汗水留下的身影，在场的人们都感铭在心。
他的作品视角极其丰富，给后人留下了难于忘怀的历史瞬间，尤其那张著名的“印度巡捕骑警”的照片，彰显了送葬队伍在租界的“保护”之下的氛围。一边是拿着花圈和鲁迅遗像的队伍，激越有序地行进马路上，街道两边有许多驻足观瞻的百姓及靠边停泊的汽车；一边有骑在高头大马上的骑警排成一长排，头上包裹着特有的印度式装束，身上别着枪枝，手上拿着警棍。仔细辨认，镜头最前面还有一个戴大盖帽的法国军官在旁督阵。这时，送葬队伍行进在法租界上，街道两旁种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树。
如今的人们，可能并不知道经常出现在电视和画册上的这张著名照片是由沈振黄拍摄的，可是人们记住了这个场面，这段历史。他把照片分赠友朋和亲人留作纪念。当时，开明书店出版的如《中学生》等杂志，刊有纪念鲁迅逝世的文章，都由他配以照片；我父亲记述葬仪的文章也配用了他的照片。乃至，我从小时候起，翻看父亲集成的《鲁迅葬仪相册》，其中收藏了他摄取的一组镜头，照片背后有他的签名，非常珍贵。这也是我写作《痛别鲁迅》时，披露的第一手重要史料之一。
抗战流亡进行时
1937年，沈振黄参加钱亦石领队的战地服务队，开赴抗日前线，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开展宣传工作。不论是城乡闹市还是穷乡僻壤，只要有显眼的高墙，他就登梯挥笔，绘制大幅以抗日内容的壁画。可以说他用漫画，木刻，图案，和照片为抗战服务了八年。
1944年秋，他那时在第四战区长官部服务，在某将军的指挥下当秘书。在湘桂开始溃乱的时候，将军命令他走出办公室，管理黔桂铁路的隘口－六寨检查车辆。那是“一夫当关”的职务，他可以立刻放走一车子的货物和生命，也可以扣住一车子的生命和货物。湘桂各大城市的车辆并不多，差不多都集中在这一线上抢运或疏散难民，实在不能想象其拥挤的程度。
.据曾经逃难的前辈回忆，那时车子的拥挤的程度有所谓五级：一级车顶，二级放行李的吊板，三级座位，四级地板，五级车底下面的用各种横的竖的铁棍铁板。人们互相用绳子绑缚在任何可以依附的地方，只要车子开动时能够带着走。在这样的情况下，车子还不易走动，因为，谁都想走，拿着放不响的枪的，穿着不整齐的军装的，印着什么长什么委员的名片的，甚至一群拼着性命不要的难民，他们都可以“命令”车子停下来。沿线车辆的拥挤和混乱，简直没有办法赶路。
沈振黄即负责在这样情况下的车辆，如果他昧着良心要敲竹杠，要些“买路钱”是很方便的。他不屑这样做，尤其受中共南方局特别支部的委托，他无条件地帮助湘桂一带的文化人，一批批地拖女带子，提笼携包，安排他们爬上各种可以爬得上的车子，让他们早日脱离恐怖而痛苦的黔桂边境，撤到大后方继续用笔服务抗战。人们的感激无以言表，多少文化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舍己高风酿惨剧
在逃难的紧要关头，沈振黄没有把自己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早早地把他们疏散到后方。一直等到敌骑侵入云雾山脉，美国飞机误以为六寨已经被日军占领而大投炸弹，当长官部几乎被炸光的时候，沈振黄才作最后的撤退，把简单的行李和妻子、两个孩子塞上最后一辆车。
车上的拥挤可以想象，车至一个小镇，道上有位老妇要求搭车，沈振黄把老妇接上车，并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了他，自己爬上车顶，又把自己的包袱背在身上，以腾出地方给别人。他的这种好心肠却酿出惨祸。
他在车顶上毫无攀附地情况下坐着，随着车子的颠簸而摇晃着身体，他却坦然处置。而且，因为连日输送难民，几天几夜未曾合眼，劳顿使沈振黄在车顶上打起瞌睡。当车子快到黔南独山三十里前叫“上司”的地方，忽然一个大拐弯，车顶上的人一下子被摔了出去，连一声惊呼也来不及，连瞌睡也没有醒，无法有一丝理智拯救自己；而且，他背有行李，行李上有一个搪瓷茶缸，摔下去的时候，这茶缸毫不容情地砸入他的后脑，脑浆和血一起流了出来，鼻子、嘴巴、眼睛里都流着血和白沫。
他的妻子哭昏了，两个孩子吓坏了，络绎不绝的人下车连看一看的勇气都没有，忙着逃难，走了过去。流亡队伍里有不少文化人，大家知道这惨剧后，赶快过来帮助快死的沈振黄。新中国剧社及演剧四队的朋友，还有田汉等先生，在凄厉的气候和悲切的心情下把他抬到独山时已经咽气，朋友设法筹募款子，购得薄板棺材，把他掩埋在山上。
他的太太在他的遗体前哭得死去活来，动了胎气而早产，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生下了她最小的一个女儿。于是朋友们又要兼顾产妇。没几天，产妇怀着哀伤的心，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三个不能走路的孩子，继续踏上流亡之途。他们刚离开独山不久，敌骑便踏进独山。他们走了近两个月才走完汽车半天便可以走完的行程。
当父亲的朋友向他讲述沈振黄一家在流亡路上发生的悲剧时，对朱曼祺女士寄于极大的同情。他说，两个月后，当他在遵义看到曼祺女士的时候，已经有两个月大的婴儿，他的头还只有拳头那么大，哭起来像小猫一样咪鸣。真够让人伤心落泪，苦她一辈子了。
记住这生命的代价
可以这么说，沈振黄用生命记录了这个时代，在抗战流亡途中一次大溃乱的真实。他尽了最善最美的责任，填平了大溃乱崎岖的道路，换取了很多湘桂文化人的生命。
1945年初，噩耗传到重庆后，由三联书店和开明书店在重庆为沈振黄开了追悼会，许多文化名人送了挽联。
其中，沈钧儒的挽联是：
“小己生命轻一掷
服务精神足千秋
沈钧儒挽”
郭沫若的挽联是：
“振黄先生千古
民主前途欲明还暗
我兄高义虽死犹生
1945年4月1日郭沫若”
1947年10月25日在沈振黄殉难三周年之际，上海《新闻报》署名刊文纪念这位死在湘桂大溃乱中的沈振黄。称他的牺牲是抗战“胜利的催生”。父亲一直珍藏着这份报纸，直到今天我又一次展读这泛黄的剪报，仍然为之心感。
在纪念这难忘的八年抗战的日子里，有切身体会亡国之痛、流离之苦的作家，以抗战经历为素材，创作了不少传世的作品；也有后人在回顾历史、仰慕死难者的悲壮事迹后，整理他们的抗敌传记，弘扬他们的优秀品格和爱国主义精神。我想，沈振黄是其中普通的一员，以生命的代价让我们记住不能忘记历史，忘记民族的灾难，忘记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牺牲。
多少年过去后，父亲还记起他，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又多少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这个故事，想重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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