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公然写了一本关于鲁迅的书,一本关于鲁迅葬仪的专题书。体会一下:前人有不少描述鲁迅葬仪的回忆,或当时写就的;或在以后的纪念日写的;或在“文革”中写的;再有,就是在无尽的怀念中写的。可以说回忆鲁迅的文章浩如烟海,我的著作过程,其实也就是追寻当年历史的脚步,寻找一些平时的细节描写,了解他们在鲁迅先生去世时各自的心态和社会反映。这个题目在我,虽然有着少女时的情结,想在画面上。结识。一些名人,了解当时的历史场景,尤其是想了解鲁迅葬仪的细节;或者年长后,自己参加的葬仪实在太多,我送走了太多的长辈和亲人,计算起来,出席的葬仪远比出席的婚礼多得多。尤其是每年的清明节,至少有三个地方要去祭扫。这样的心结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吧。在我流了这么多泪以后,深深感悟到死是。伟大。的。作为名人和凡人,都要平静地接受生命的终结,痛苦地完成作为人的最后体验,这是需要勇气的。那么,鲁迅先生,他在56岁时生命嘎然停止,他在生命终结之前,时时萦绕在脑际的又是什么呢?别人又作怎样的反应呢?我在寻找……
有专家对我说,纪念鲁迅的文章中,得到鲁研界一致公认的有四篇名篇。那四篇的作者是:萧红!阿累!马珏!郁达夫。此话不假,他们文章的好处是感人。我在书中特意引用了萧红的文章段落;全文抄录了郁达夫在鲁迅送葬的当天晚上作的一篇传世短文。高度的概括和深沉的感悟,是成为名篇的基本条件。通过读书我受益匪浅。
自鲁迅之后,几代人都匆匆下世了,时钟已进入21世纪,回顾文坛,回顾历史,伟大的鲁迅只有一个,他不屈的战斗精神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至今仍是无人可以比拟。他逝世时受到的哀荣,在文化人的葬仪中也是屈指可数。今天回顾68年前那次万人挽歌送葬,那时的悲恸情景,至今令人动容。鲁迅先生是我父亲最敬重的人!一生的学习楷模。父亲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常会嘣出这样的词:夏天,他买了藤榻,便说,鲁迅先生也用这种藤榻的;文革中经济情况不好,他只能抽最次的烟,他会说,鲁迅先生也抽很劣质的烟。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买回积铁成象的玩具,进门对我们讲的第一句话:。这是海婴也玩过的。。接下去介绍,是瞿秋白!杨之华从苏联带来送给海婴的。总之,平时讲到鲁迅的内容很多,最大的证明是:他给长子取的名字――健婴,便是学步而来。至于我名字中的。海。是否也受了。海婴。名字的影响?我也不清楚。但是,平日生活中的朴素感情代替不了写作的任务。看了大量的书刊资料后才体察到:在鲁迅先生葬仪四天里发生的事,不仅是一个家庭哀痛的记录,也不仅是一个伟大作家生命的结终,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我领受了建造这纪念碑的工程,分量很重。追寻历史细节需要练就。眼力。去甄别。上面说过,葬仪亲历者在各个不同时期对相同的回忆常常会有偏差。不是他们刻意隐瞒什么,给后人一些。考验。;而是时间给了他们太多的反复,往往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的地方,出现偏差。以父亲的回忆来说,我先看到他写。葬仪。的文章,是鲁迅去世十年后写的;后来找到鲁迅去世第二天他写的文章,发现在叙述他在什么时候得到噩耗,二文相差太大――一个是早餐时;一个是中午饭时。我采用了更近于历史真实的时间。因为,他下面讲到的内容发生在下午。这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回忆有差别的例子。而同一件事,不同人有不同的回忆,情况更为复杂,核实起来并不容易。例如,当我问及宋庆龄在万国公墓公祭时的讲话,你可曾听到?她用英文还是中文讲的?是讲广东话还是上海话?因为,有文章中说,宋庆龄在万国公墓讲话时用英文,由姚克翻译;有的回忆说是广东话,听不懂;有的说是浦东口音的上海话。直到询问熟悉她的杨小佛先生,他的回答比较可信,我采用了他的说法。如果说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不一定准确;那么,口述历史有更大的随意性。但只要我们努力体会,练习练习眼力,通过比较鉴别,作出选择,我相信这样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或者说暂且作了这样的选择。所以,我往往在叙述的引文后注上出处和时间,这样做更便于读者思考这段话的时代背景。
为写葬仪四天里发生的事情,有太多的前因后果需要探究,在这本书里不及扩展,只作了一些选择,希望得到读者的认同和指正。为了寻找鲁迅先生同时代的人!参加过鲁迅先生葬仪的人,尤其是抬鲁迅棺材的人,几年前我曾访问过黄源先生,给了我很多帮助。这次,在上海我曾走访了不少有关老人,计算起来先后有:贾植芳!夏征农!周海婴!陈鲤庭!柏李!周劭!钱今昔!欧阳翠!曹白!孟波!杨小佛!沈寂!丁景唐等。他们或多或少给了我帮助,对我走近历史!了解时代,无疑很有用处。只是有的内容,如贾植芳老师向我介绍鲁迅逝世时,他在东京参加追悼鲁迅的一些情况,我做了录音记录,但因地域关系,这本书只写了上海本土发生的事,所以,只能割爱。王观泉先生是这本书稿的第一读者,他非常有兴趣读这部书稿,并指出其不足,这是我的幸运。他又将自家的珍藏旧刊和图片供我使用,令我深受感动。很想找一位当年抬鲁迅棺材的老人写篇序文在书前,目前只有巴金和曹白在世。巴金老人不可能说什么!写什么了;曹白老90高龄,身体不错但也不能写什么了,他向我介绍比他还长两岁!在北京的力群老人,他是最早赶赴大陆新村向鲁迅先生遗体告别的人之一。当他得知我的请求后,非常热情地送来长序,并认真负责地回答我的提问。他的序为这本图文书增加了力度,深感荣幸。我在“引言”中介绍了家里那本相册给我的影响,由此产生我对鲁迅先生的崇敬。所以,当施蛰存先生提议我写“抬鲁迅棺材的人”,马上觉得是个好题目。两年前,初次尝试考辨后,反应不错。去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承载社长向我约稿,我马上说,还有不少送葬的图片资料可以写一本这样的书,承载先生非常支持并给予指导,所以才会有我一年多来的努力。关于那本我从小看到大的鲁迅葬仪相册,我有话要说:在“文革”初期,这本相册居然作为“四旧”被抄,同时被抄的还有鲁迅先生的四封亲笔书信等。对此,父亲一直耿耿于怀非常不快。他是1972年9月去世的,殊不知,在1971年2月24日当时的“市革会第一办公室决定将鲁迅这四封信移交本馆保存”(见《四十纪程》1951~19916,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即从来抄家的上海文献资料编辑所移交到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他生前并不知晓。后来我们打听到这几件文物有一个好的归宿,也是不小的安慰。为了写这本书,前些日子,我向鲁迅纪念馆领导请求:想翻一翻这本相册。他们研究后同意了,也同意翻拍给我使用。于是,我终于又触摸到分别38年的相册。我知道其中不少照片是第一次面世,其珍贵老照片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这些照片是我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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