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近代上海，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消费空间的重构与休闲观念的流行，各种来自不同时空的文化样式（如西方现代商业文化、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市民娱乐文化等），皆在城市娱乐空间这一特定时空及大众文化景观中得以交融与杂糅。“海派京剧”崛起于20世纪初叶，其风格特质无外乎开放性、时代性、商业性、通俗性、娱乐性、和西方“现代戏剧艺术”意义上的艺术完整性。此间错综融汇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民众心理及社会舆论等方面的诸多因素。而海派京剧所集中体现的大众文化冲击力，无论从城市文化建构的何种向度来看（如市民文化、通俗文化、流行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等），都可能对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种种文化向度（如传统文化、精英文化、雅文化等）构成挑战。从更深的层面来看，随着海派京剧生存空间从茶园到剧场的兴替演变所呈现的城市娱乐空间的化约与规整，和由此而来的对日常生活实体所构成的间离与挤压，戏曲作为一种起始于民众生活的草根文化，其内在的元气和活力恐怕也就不得不与城市中相对更为自然的生活状态、交流空间及其情色想象一起，失神，枯竭，同步萎谢。
一、 “娱乐共同体”：海派京剧的历史语境
对近代上海而言，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等进程，和上海由租界带来的特殊的殖民化（或曰“西化”）几乎处于同一个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可谓理一相殊，而又殊途同归。租界存在之于上海的特殊性，看似来自外在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力作用，而实已内化为这座城市特有的变化基因，由此成就了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巨大可塑性。上海的近代文化，便在此富于殖民色彩的城市化背景中形成并日趋成熟，进而以各种新型传播手段辐射全国。这种影响本身又是相当丰富而复杂的。简言之，上海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新型的市民意识等等，错综交织在一起，使之在文化的走向上突显出这样几股推动力：从历史的纵向看，是近代社会取代传统社会，是城市、工业文化取代乡村、农业文化；从世界的横向看，是中西方不同文化、文明的冲突和交融；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来看，则是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双向对流。[1] 种种力量的交汇使上海成为“化外之地”，而又“五方杂处”，充满异域感和杂糅性，这不免赋予城市文化无拘无限的想象力和层出不穷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凭借着近代上海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优势，以报刊、书籍、广播、唱片为标志的新型传媒手段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正是以其特有的巨大辐射力，促成并推进了城市娱乐空间的建构，并由此而使人们对时空的感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们提供了一个穿越时间的稳定而坚实的“同时性”，从而使得那种漂浮在同质而空洞的时间之中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了可能。[2]
随着新闻和出版业的发展，一般在报馆、书局任职的士大夫，已经很难秉持雅文化传统。因为报馆、书局早被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只有在读者都是士大夫的前提下才能保持雅文化传统，而报馆、书局为了追求销量，转而更加照顾并倾向于广大市民的趣味，力求雅俗共赏。“近代第一大报”《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创刊时，也将“雅俗共赏”作为办报方针，认为古代记事志怪之文“维其事或荒诞无稽，其文皆典赡有则，是仅能助儒者之清谈，未必为雅俗所共赏。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本馆告白》）。19世纪90年代，上海报业竞争激烈，古雅的文体既不利于传播新思想，也不利于增加销量，可谓义、利两伤，于是介于雅俗之间的“报章体”蔚为一时之风气。由此也可见士大夫文化、商业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彼此侵染与交汇。而且，不仅文体形式更趋活泼而通俗，其内容也空前丰富而实用。比如《新闻报》，这是当年上海销路最大的一份报纸，在市民中的影响甚至超过老《申报》。特别是它注重经济新闻和市场行情，为上海工商界所必订。沪上各娱乐场所如游艺场、剧场、影院等每天上演的戏目广告，该报内容最齐全，而且每天照报不误，成为一大特色。为吸引读者，报纸还纷纷开辟副刊，特重娱乐性和趣味性，这恐怕也是近代上海首开风气。近代上海的通俗文学报刊，大多就脱胎于日报副刊。凭借报章的兴办与副刊的定位，并依托江浙两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吸纳大量文士、名流，上海遂成为近代“通俗文化热”的发祥地，尤其是民国期间盛极一时的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或曰礼拜六）派”的大本营。作为公认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代表刊物，小说周刊《礼拜六》深受市民欢迎。“每逢星期六清早，发行《礼拜六》的中华图书馆门前，就有许多读者在等候；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去购买。这情况倒象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3] 看似信笔拈来的这个比喻，恰恰描摹出鸳鸯蝴蝶派或曰《礼拜六》派“通俗文士们”及其创作在当时的人缘之好，人气之旺，也可见近代上海的通俗文化与市民生活之间是何等的水乳交融，生息相通。
较之书报繁荣更令人惊喜的，则是广播电台的兴起，世界先进的无线电通讯技术赐予上海的福音。1922年底，美商中国无线电公司经理将一套无线广播电台发射机设备悄悄运抵上海，租用外滩广东路大来洋行的顶楼办公室秘密筹备，并与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大陆报》合作，于翌年初开办了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正式开播“新闻简报、音乐、演说和其他特别娱乐节目”。《大陆报》在预告广播节目的同时，对此奇迹跟踪报道，宣称此举的宗旨，“为将上海带入世界先进城市的行列”。消息一经报道便引起轰动，“商人们一致认为，这一发明无论是从教育观点来说还是从娱乐观点来说都证明会带来不寻常的好处”。此后直至三四十年代，上海私营电台发展迅猛，最多时竟达百余家。由于电台拥挤，“电浪弄得干扰不堪，且有许多电台所播的节目完全仰合低级的趣味”，1933年初交通部“决意实施整顿”。[4]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时常借助电台向社会施加影响，进行组织、动员，开展宣传教化工作。然而电台的所谓教育功能其实极为有限，除交通部（1935年3月）及市政府（1935年9月）所办电台之外，上海几乎所有的电台都是私有的，主要用于广告、娱乐以营利。[5] 据“上海各广播电台播音节目时间表”（1934年2月）来看，内容涉猎极广，如时事新闻、股市行情、商品介绍、中西音乐、话剧、戏曲、电影介绍、国语或英语教授、儿童故事、法律、医学卫生等生活常识、学术、福音、以及有关妇女、家庭、道德等社会问题的各类演讲等等。其中大多为节目包罗万象的综合性电台，也有较为专门的，例如专播西乐的“华美西人广播电台”，专为传教的“福音广播电台”，专放戏曲唱片的“华泰广播电台”、“新新公司广播电台”等。[6] 与此相关的便是汇集上海、辐射全国的中外唱片公司，如百代（Pathe）、胜利（Victor）、歌林（Columbia）、高亭（Odeon）、孔雀（Peacock）、蓓开（Beka）、开明（Brown Swicck）、得胜、大中华、长城等都发行过大量的戏曲和音乐唱片，使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唱片产地。[7] 事实表明，以广播电台为代表的现代新兴传媒在社会中所发挥的影响远不止技术进步、经济发展这一端，对中国、特别是对上海这个城市和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来说，书刊广播等大众传媒的意义更是显得非同寻常：这将使人们跨出原本狭小单调的、自在自为的、本土性的日常生活空间，而从精神视野和感知体验上，径直迈向那个超越有限时空的所谓“世界”，及其“想象的共同体”。
随着近代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伴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和殖民主义扩张而来的西方政治、文化及文明观念的传播，上海的社会开放和民主化程度也逐渐提高，从而促进了市民阶层的职业条件和福利待遇的改善，如提高工资收入、减少工作时间等等，这些改善措施让普通市民拥有了更多的收入和时间，也有更多的可能丰富其日常生活。正如阿兰·斯威伍德（Alan Swingewood）在论及大众文化时所言，西方资本主义在建立通俗文化的种种文物机构与制度（如大众媒体、新闻事业与出版事业）之时，同样也铺陈了雄厚的物质与科技基础，使得具有民主文化潜能的事业（诸如图书馆与种种层级的教育设施与器物）也获得发展的机会。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具有的“革命性”力量。[8] 随着电影院、咖啡馆、舞厅、百货公司等西化（现代）娱乐消费场所在租界的普遍流行，上海的城市娱乐消费空间也得以重构。公共租界的南京路、法租界的霞飞路、虹口的北四川路等等，在上海原有的以城隍庙、四马路为代表的本土传统娱乐之外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共同组成了大上海城市商业娱乐文化的宏肆图景，由此所生发的影响，特别是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日常伦理的催化，使上海这个城市在整体发展明显滞后的“老大中国”成为一个惊人的异数。而百货公司、舞厅、电影院、咖啡馆……这些看似彼此独立而截然不同的空间，却始终保持着内在的紧密联系，这就为组织娱乐消费活动及市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能量。这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城市、消费、娱乐观念，既具备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又因拥有这些公共空间及其所提供的抽象观念而能重构城市消费生活和娱乐空间，由此塑造新的市民形象及其生活景观。与此相关，“休闲”观念也随之流行，这无疑加强了娱乐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渐渐植入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悄悄改变着人们的心理习惯和生活伦理。
城市娱乐作为商业消费与休闲活动的结合，更集中地体现为身体欲望的对象化、景观化和感官化。以十九世纪西方兴起的大众文化批评的理解，娱乐在本质上就是感官体验的一种令人愉快的形式。娱乐的愉悦感官的成分，在娱乐活动的运作中具有如此核心的地位，以至城市中的人的身体与感官更成为欲望的容器，成为精神化的肉体存在，而同时也是顽强生命力的源泉。换言之，通过在相对封闭空间中安全而恣肆的享乐，不断刺激并满足个体欲望的想象性释放，从而获得新的紧张与平衡，以此来应对或维持繁复而乏味的日常生活。欲望的对象化和景观化，从而构成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对上海这座近代城市来说，“洋场”，便是其城市景观的特有品牌。“洋场”中纷繁呈现的纸醉金迷、光怪陆离的视觉事物及事件，共同构成了城市娱乐消费景观的表达要素。而城市娱乐环境中视觉事物和事件的多样性特点，也决定其娱乐景观具有构成上的复杂性、内涵上的多义性、界域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流动性和时间上的变化性等特点。且以城市娱乐业的典型代表“游乐场”为例。清末，上海报界先驱孙玉声（即“海上漱石生”）游历扶桑归来，有感于东京西京在大厦顶部辟出屋顶花园游艺杂耍之趣，逢人便津津乐道。闻者果然兴起，便于专演京剧的新新舞台之上建造“楼外楼”，率先使用电梯、装设哈哈镜，上演弹词、滑稽、双簧等等，民初落成，轰动一时。1917年建成的“大世界”更是名不虚传，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只须花二角钱买张门票便可任意游玩、赏戏，一天下来意犹未尽，因而每日人潮如涌。新奇的玩意，低廉的消费，很快使大世界成为沪上最红火的市民娱乐场所。哪怕身处社会最底层的苦力们，一年到头也能掏出几枚铜板，去大世界开开眼界，暂时忘却营生之艰难。据称，当时为了能与相去不远的“新世界”游乐场一争高下，大世界聘了孙玉声、姚季瑞、袁寒云、刘山农等社会名流，每人每月一百元车马费，为之设计一切，诸如共和厅、大观楼、小蓬山、小庐山、雀屏、风廊、花畦、四望台、登云亭等名胜，闲闲居士为拟“十景”，遂使西洋杰构又添传世风雅：飞阁流丹、层楼远眺、亭台秋爽、广厦延春、风廊消夏、花畦坐月、霜天唳鹤、瀛海探奇、鹤亭听曲、雀屏耀采，并一一摄影，“藉以号召游客”。[9] 顺便一提，同社会名流甘为商家策划一样，当年一批名重申城的报界先驱兼鸳鸯蝴蝶派文士也曾屈身俯就，为各大游乐场办报，广告、娱乐、创作，一举多得，皆大欢喜。如孙玉声主办《大世界报》，来稿奉赠大世界月券，既是以文会友而成就不少城市文人，也为商家带来了人气，红火了生意。此外，先施公司有乐园，周瘦鹃辑乐园报；永安公司有天韵楼，王瀛洲辑天韵报；新新公司的游乐场报，则由刘恨我主辑。由此可见，各种来自不同时空的文化样式，如西方现代商业文化、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市民娱乐文化等等，皆在休闲娱乐这一特定时空和城市景观中得以交融与杂糅。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其整体消费水平已可比肩世界各大都会。上海市民阶层的消费力大大提升，从20年代末到1935年间，上海市社会局曾持续数年对一般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家计状况作定点跟踪调查，发现一般工人家庭年均生活费支出是454．38元（北京同等支出仅为202．92元），其中杂费支出112元，占总支出的24．6%，这个比例相对当时的先进国家并不逊色。在杂费支出中，所谓“现代性开支”占较大比例，包括卫生、医药、娱乐、教育、交通、社交等适应现代城市生活与人的发展的费用，共计33．68元，占杂费支出的30．10%。尽管不同收入组的文化娱乐层次与方向不尽相同，但即使是年收入最低的工人家庭，也有每年0．63元的文化娱乐开支，相当于四口之家每人听一次戏、看一场电影或逛一次大世界。尽管少得可怜，在当时已“远胜于国内的各地的劳工阶级，即较欧美日本诸国，亦不多让”。[10]
一言以蔽之，近代上海既是精英文化、雅文化中心，也是通俗文化、市民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新旧文化并存的中心，中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由此呈现出一种多方面、多层次、彼此交错而又整体互动的近代城市文化生态系统。正是在上述城市文化生活景观汇聚而成的历史大语境中，在近代上海全力打造的城市文化的“娱乐共同体”中，海派京剧应运而生，且应时而盛。
[1] 参见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引言和第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其深度论述，详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 周瘦鹃：《闲话〈礼拜六〉》，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182页。
[4] 上海通社编：《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717页。
[5] 据1933年的统计，在全国89座无线电台中上海拥有41座（1931至1932年间猛增30多座），近乎居其半数，1934年底又增至54座。与此同时，收音设备亦同步增长，仅在上海国际电讯局注册登记的收音机便达6．3万台，而全市居民拥有收音机的总数已超出20万台，多为外国制造。《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564～565页。
[6]《中国无线电》杂志1934年2月5日第2卷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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