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经济大潮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下，诗歌越来越被边缘化，诗人们也几乎在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而今，他们的现状如何?他们在干些什么?还写诗吗?他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由独立的创作状态和精神上的宁静富足?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近些年来寻找走访了不少诗人，其中有“崛起的诗群”中的代表人物，也有近些年涌现出来的诗坛新锐。遗世独立的诗人
诗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一方面与普通人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差异，把他们视为社会的“另类”或“精神贵族”，都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当前的经济或社会转型期，总体而言，诗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基本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回避，一种是融入。
回避的态度和表现有的像海子、戈麦、陈幼京那样，为了保存自身灵魂的高尚、心灵的纯洁和人格的尊严，不愿融入尘世，更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对纷纷扰扰、物欲横流的社会采取抵制和逃避的态度，最终走上了极端而自杀。顾城从表面上看是情杀，为情而死，但究其本质也是一种逃避。他从喧嚣的中国城市来到宁静的新西兰海边，不要现代化而宁愿过一种原始生活，与海子、戈麦等人的逃避没有太大的差别。
另一种回避，便是像芒克、陈冬冬、郁郁、张炽恒、柏桦等诗人那样，辞职隐居在家，潜心于诗歌创作。做出类似这种选择的诗人为数不少。他们这样做，一来可以避开社会和单位中各种复杂的人事纠纷，二来也可以使自己获得一些自由的空间，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诗人对于自由的迫求远超于一般人，特别是精神上的自由，哪里有自由的天空，他们就奔向哪里。普希金的《自由颂》、艾吕雅的《自由》其实也是所有诗人的心声。
采取这种回避态度的诗人，除个别人有足够、稳定的经济来源，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可他们宁愿过这种比较清贫的生活，而在精神和思想上却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度和独立性。虽然世俗物欲偶尔也会引起他们内心深处的波动、起伏或震荡，但一般说来，他们的心态大致还是比较平和的，如郁郁就写过《我是我自己的法律》一诗，表明其独立的生存姿态。张炽恒则一边翻译西方诗歌，包括《布莱克诗集》、《新月集》等，一边进行诗歌创作，自得其乐地在诗的国度里徜徉，唱着“诗歌是一种生命”，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融入现实社会的诗人
当前中国社会较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着两大显著特点，这就是它的经济性和竞争性。当这种社会新潮初起之时，有些诗人反感抵制，有些诗人无所适从，主动迎合者寥寥无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转型，许多诗人为了生存，不得不面对现实，放弃他们原先的一些人生信条和思想信仰，甚至放弃他们的精神高度和人格尊严，融人到现实世界中去。
尽管都是融人，但融人的态度却千差万别、因人而异。有些是消极的，有些是困惑的，有些是反复的，有些是被迫的，有些是观望而略带几分尝试性的，有些是从被迫到逐渐适应的，有些刚湿了些鞋袜就爬上岸来，有些则纵身一跳，不顾死活……
四川是公认的诗歌大省，改革开放以后也涌现过许多杰出诗人。在李白故里江油市，笔者曾碰到了几位著名诗人:雨田、蒋雪峰、丁颖。他们几乎都已融人了主流社会，雨田为绵阳市作协副主席，蒋雪峰在税务局供职，丁颖在李白纪念馆供职。江油市委书记左代富也是位诗人，出版过诗集《涪水行吟》。在他的带动下、市委副书记何翼宇、文化局蒲永见等都非常关注诗坛，并想把江油市打造成“诗城”。
在成都，笔者先后走访了著名诗人柏桦、翟永明、席永君等。柏桦曾辞去大学教师的职务，在家隐居写诗十年，去年终于应西南交大之聘，出任教授，带研究生;席永君也是近年才融入社会，在《成都晚报》供职。翟永明是海内知名的女诗人，前两年在成都开了个茶吧。我在今年九月离开成都的前一天晚上来到她的茶吧，生意不算清淡，文化氛围也挺浓厚。她说:“茶吧还能维持下去，但不容易。”因为她除了诗人的名气，没有任何经营背景和经验。问她还写不写诗，她点点头:“还在继续写。”
笔者近两年去广州，两次碰上《作品》杂志副主编、著名诗人杨克，问及诗人情况，他说:“广东的许多诗人这些年都混得不错，有不少融人经济大潮，发财了，如徐敬亚在深圳搞房地产销售，这些年的收人很不错;宋小贤本在中学教书，现在《华南都市报》任职，经济状况也改善了;赵红尘在茂名搞了个花椒林，有五百亩地，搞得也很红火。”
那么，舞文弄墨的诗人何以能发财呢?杨克说:“诗人擅长于创意，如果把这种创造意识带进经济和市场，就会很管用。再说，诗人心胸开阔，敢于冒风险，这对于经商也有帮助。”此外，他还与笔者谈了广东诗坛的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在政府中任职的诗人也不少，如中山市委组织部长丘树宏就写了不少诗，出版过诗集《风吹过处》，目前还在继续诗歌创作。
在山东，笔者先后在青岛、济南等地访问了诗人曹安娜、吴兵、庞立臣、寒烟、柏明文等，他们或在大学教书，或在出版社和报社供职，都做出了相当不错的业绩，只是寒烟、柏明文两位女诗人的工作环境稍艰苦一些，但她们的心态很好。寒烟刚出版了新诗集《截面与人回声》，柏明文则以诗明志:“雨越下越大，我的心安静极了……”
在北京，诗人张小波自从以《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挣了一大笔钱以后，在畅销书的领地路子越走越宽。李亚伟、叶匡政等人也紧随其后，干起了图书出版这一行。从叶匡政的办公环境来看，他似乎已经打开了局面。而叮当贝I}在北京搞起了保险公司，成了该公司的第把手。侯马仍在他的公安部门当官。
上海的诗人大多数也都选择了“入世”。陆萍、李天靖、孙悦、程勇、徐芳、铁舞等多在报刊工作，张烨、刘漫流等在大学里教书，张健桐、古冈等皆为白领一族。默默的房地产越搞地盘越大，王天水是电脑公司经理，小伟是广告刻字公司经理，周黎明则从星级宾馆老总做到兼任集团公司的副总裁…… 当然，以上仅是当代中国诗人融入社会的一个缩影，还有很多无法一一枚举。只是有两种情况值得一提:一是诗人在融入社会中也会不断跳槽或改行，这是职场的正常现象，与诗人的特质无关;二是有不少诗人已走出国门，如北岛、多多、宋琳、杨小滨、孟浪、张枣、京不特等，他们也许是一种逃避，也许是投入到另一种人生奋斗中去，也许两者都有，不能简单地以回避或融入来加以划分。
诗歌走向民间
然而，不管是对现实社会采取何种态度，回避或融人，消极或积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绝大多数诗人仍在继续进行诗歌创作，只是数量很少。
一般来说，当今的许多诗人都喜欢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抒写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世界与自然的认识。爱情、亲情、乡情、漂泊、流浪、理想、奋斗等，是当代诗人们偏爱的主题。至于政治、社会、时局等话题，他们有时也会涉及到，但远没有过去多，也没有形成过去那种群体关注。即使关注，也往往只是与人性、与人的平等和尊严联系在一起。只是有些做了政府官员的诗人，如江油市委书记左代富、中山市委组织部长丘树宏、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萧宜美等，也许是角色转换的关系，在他们的诗中，才有着较多的对民生疾苦的关注。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尽管诗人中有时也难免存在着一些竟争和“文人相轻”的习气，但他们多半并不在意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和知名度，也不很在乎在报刊上发表了多少诗歌，却偏爱在网络、民办或民间流传的报刊上自娱自乐，自我渲泻。有些则自费出版诗集，而公开出版发行的诗集反在少数。现在民间自办流传的诗歌报刊非常多，如北京有中岛办的《诗参考》，四川有席永君办的《诗歌档案》，重庆有杨山主编的《银河系》，福州有《石诗报》，济南有《黄河诗报》，浙江有《零度写作》……在上海，有铁舞主持的《城市诗人报》，刘希涛主编的《上海诗人报》，玄鱼主编的《城市诗刊》，郁郁主办的《大陆》等。至于广州杨克土编的《中国新诗年鉴》，北京树才主编的《年度最佳诗选》等，已都是公开发行而在民
间颇有影响的读物了。 但不管是什么流派，也不管是民办的或公开的，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在这个越来越喧嚣、浮躁、功利的时代，仍然有一批人执着地守望着诗歌这方美丽而纯净的天地，因了他们的存在，中国诗歌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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