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灾难。揭露、控诉和谴责日本侵华战争的种种罪恶行径，是二十世纪以还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持续不断的重要题材和主题之一，更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作品表现最多的题材和主题。在侵华日军官兵的种种罪恶中，还包括强暴奸淫过难以计数的中国女性，并导致其中一些受害女性违心怀孕，一批“孽债”孩子降生人间。反映侵华日军性侵犯罪恶，表现受害中国妇女深重仇恨和“孽债”孩子悲哀命运的作品，也在中国文坛不时出现。这类作品，都以强烈的义愤谴责侵华日军官兵的罪恶，以深切的同情抚慰受害中国女性的苦难、理解她们对作恶日军官兵的仇恨。然而，关于受害中国女性乃至中国社会对于“孽债”孩子的态度，这类作品又有不同的描写。其中，有三篇小说最具代表性。
一篇是沈寂的《鬼的春天》（载1948年8月《春秋》第5卷第3期）。这篇作品写苏北农村相依为命的两兄妹，妹妹被下乡“扫荡”的日军强奸怀孕，羞愤交加，多次企图自杀，都被兄长劝阻，但在婴儿出生之后，妹妹还是浑身颤抖着亲手用剪刀戳死了“孽种”，随后自己也疯了。
再一篇是张十方的《村长的女儿》（载1947年4月《文潮》第2卷第6期）。这篇作品的故事发生在1944年初夏的中国内地。日军侵占村庄后，以轰毁民居、杀光村民相威胁，强迫村庄“献”出一位年轻美女给其队长当“妻”；为了挽救村庄和村民，村长的年轻美丽的独生女儿被送交日军；一年后日本战败投降，日军队长不知去向，怀孕的村长女儿被送回村庄，“全村的人没有一个说她有一小点过错”，但她自觉羞辱，足不出户，终日忧郁，打算孩子一出生就掐死他；可孩子真的出生了，她又一次次不忍下手，在孩子满月的这天夜晚，她最后一次给孩子喂饱奶汁，然后投水自尽。
还有一篇是施瑛的《雪霞怨》（载1947年2月《茶话》第9期）。作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江南。1938年早春，侵占苏州的日军扬言血洗一村庄，同时又称，乡里如选送一位漂亮姑娘给其队长“过一夜”，则可免遭血洗。在这种情况下，十七岁的雪霞姑娘被乡长、保长送进日军军营。第二天日军回城，雪霞回村。一年后雪霞生下一个男孩儿，取名“甘宝”。怀孕时雪霞也恨肚里的“孽障”，可见到降生后白白胖胖的小生命，雪霞又“拒绝把这婴孩处死，喂他吃奶，处处留心他。人家在暗地里甚至当面骂他‘小贼种’，雪霞也承认他是小贼种，但她不由得疼爱这个小贼种”。战时乡民还感激、同情和可怜雪霞，然而由于“东洋鬼子”蹂躏过她，加之还带着一个“小贱种”，以至没人愿意娶她。抗战胜利后，乡民早先感激的念头逐渐冷淡，他们恨东洋鬼子，也恨东洋鬼子留下的“小贱种”，雪霞和甘宝都不时受到乡民的歧视与侮辱。雪霞含泪说：“想到东洋鬼子的可恶，我也恨不得把甘宝活活的打死。但他究竟是从我的肚皮里出来的啊！……有罪的也不是甘宝呀！”渐渐长大的甘宝问过雪霞“究竟我的爸爸在哪里？”雪霞咬牙切齿地说“你的爸是一头畜牲！”说完又搂着甘宝哭起来。这对母子相依为命，在屈辱中艰难度日。
这三篇小说，都描写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社会的一种真实历史状况，是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侵华日军的兽行对中国妇女无比深痛的身心摧残，也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受害中国女性和“孽债”孩子的悲惨遭遇。《鬼的春天》中的女主人公，用杀死“孽债”孩子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作孽日军的无比仇恨；《村长的女儿》中的女主人公，对作孽日军的仇恨丝毫不亚于《鬼的春天》中的女主人公，但她对“孽债”孩子的深厚母爱，使她用保全孩子、牺牲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作孽日军的仇恨和谴责。在历时多年的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官兵的奸淫暴行很多，受害中国女性很多，出生的“孽债”孩子也不知有多少。这些“孽债”孩子本身并无任何罪过，但他们毕竟又是侵略者野蛮罪行的活生生体现。《鬼的春天》和《村长的女儿》中的女主人公和“孽债”孩子的遭遇，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许许多多遭受日军官兵污辱侵害的中国女性和“孽债”孩子悲惨遭遇的一方面的缩影。平心而论，像《鬼的春天》中的受害中国女性对“孽债”孩子、《村长的女儿》中的受害中国女性对自身的做法，都不可取，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境况里，又都可以理解。不要责怪仇恨和羞愤使她们的做法近于疯狂和偏执，即使在她们的并不可取的态度和行为中，仍包含有对于正义和自尊的维护，这比之于侵华日军施加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女性的野蛮凶残，显然不能相提并论，也实在是相形见绌、不足为怪。
比较之下，《雪霞怨》中女主人公对自身、对“孽债”孩子的态度和行为，体现了遭受侵华日军污辱伤害的中国女性，在当时社会历史境况中最为理智，也最为高尚的抉择。在这篇作品中，有罪的是强暴中国姑娘的日本侵略者，“孽债”孩子是无辜的，并且也有正常生活的权利；尽管受害的中国女性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仇恨，但对无辜的孩子却充满慈爱，心甘情愿承担巨大的屈辱，艰辛地抚养孩子。在雪霞身上，不仅表现了中国女性伟大崇高的母爱和善良，而且体现了中国女性和中华民族面对仇恨的一种博大的气度和胸怀。《雪霞怨》中的女主人公和“孽债”孩子的遭遇，同样也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许许多多遭受日军官兵污辱侵害的中国女性和“孽债”孩子悲惨遭遇的一方面的缩影。而中国女性在对待侵华日军官兵“孽债”孩子方面显示的伟大崇高的母爱和善良，又是战时以及战后中国人民以宽厚博大的气度和胸怀对待放下屠刀的侵华日军官兵，仁慈养育侵华日军遗孤的一个缩影。在中华民族宽厚仁慈的品行映衬下，旧时日本法西斯军人的野蛮凶残、丧尽天良，现在日本那些法西斯军国主义阴魂附身者的张牙舞爪、气焰嚣张，显得多么丑恶和猥琐。
“孽债”孩子既是日本侵华战争留存的一种真实的历史现象，又可视为一种“象征”――象征着日本曾经侵害中国给两国关系造成的一种历史恶果。如何面对并且理智、妥善地对待“孽债”孩子，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着如何理智、妥善地处理中日关系中那段历史恶果的课题。如果说，是否能理智、妥善地对待“孽债”孩子，主要取决于中国母亲和中国社会的良知与抉择；那么，是否能理智、妥善地对待中日关系中那段极大且深深伤害中国人民的历史恶果，则必须取决于中日两国的良知和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面对清算战争罪行、惩罚战争罪犯的时候，《雪霞怨》的故事，《雪霞怨》中的受害中国女性对待仇恨和“孽债”孩子的行为，对于启示中国社会（包括战时遭受侵华日军凌辱的中国女性）理智地对待侵华日军的“孽债”孩子，以及推而广之，理智地对待侵略伤害中华民族的日本，都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雪霞怨》故事中村民对待雪霞母子的态度变化，还显示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中一部分人的一种精神状况：当雪霞为免除村民遭受日军血洗而被迫遭受日军官长污辱时，当村庄还处于侵华日军淫威笼罩时，这些人感谢、同情、可怜雪霞；当侵略者失败投降了，战争结束了，雪霞和“孽债”孩子便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歧视与侮辱。这些乡民忘记了雪霞的苦难是为避免全村的遭受侵略者血洗而付出的，忘记了雪霞的屈辱和苦难，也是全民族的屈辱和苦难的一部分，他们庆幸自己的未免于难，自傲于自己的清白，以冷漠和羞辱对待雪霞。这样的人不是乡民的全部，然而也不是少数。这种精神状况和社会现象，即使在当前仍不时可见。中华民族要全面提高精神和道德素质，要实现振兴和腾飞，也需要革除这样的精神状况。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伤害，理所当然要造成中华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他们造成的巨大伤害和仇恨，永远不会遗忘，也永远不应该遗忘。但是，不忘历史，不是停留在过去，是记取过去的教训，以利创造美好未来。不忘过去的仇恨，是为了避免现在和今后再生仇恨，为了永远消除仇恨。而全人类和平相处、安康富足的美好未来，无疑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