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尼，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一个多么女性化的名字。这个美丽的名字与她同样用这个美丽的名字署名的37万多字的散文、数本译著一样，是那么的俏丽，那么的委婉，那么的动人。
为纪念外国女孩
丽尼真的是一个外国女孩的名字，她长得漂亮又可爱，大大的眼睛会说话，小小的嘴巴会唱歌，金黄色的长发会跳舞。在她的身旁有一个男孩，他长得憨厚又诚实，他们两小无猜，相互爱惜。丽尼在一篇名叫《失去》的散文中写道：“我想起我们底少年时，当我们底妈妈带着我们跪落在圣玛利亚底神像面前的时候，我们曾作出了如何的宗教的激情与神往的狂喜。‘人之子受难了。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给了他以酸苦之杯，’你说着，我也流泪了。我们同样地感觉了痛苦，从稚小的灵魂发出了战栗，圣耶苏带了他底荣光，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蔷薇花前了。”丽尼还在《月季花之献》中深沉地说道：“从小，在我们眼睛中就停驻着深沉而又长久的凝视。我们爱惜着一滴露水，也爱惜着一朵鲜花。”就是这两个无猜的两小，不仅跟着父母上教堂，还相互学着异邦的语言，男孩给女孩用英语念着：
April,April,
Langh thy girlish laughter……
他们手牵着手在花丛中嬉笑奔跑，在红蔷薇面前站立良久。丽尼指着一朵新发的红蔷薇，睁大了那双欣悦动人的眼睛，从小小的嘴角上荡漾出一丝微笑，她对那男孩说：“我妈妈吩咐，不让我们采集这一朵。”这是一朵何等姣美的蔷薇花啊，两个小孩如何能忍心把它采下来呢？
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年，这是四月底的一个朝晨，月季花又开得灿烂极了，男少年“轻轻地摘下了一朵新发的月季，正和我们底童年一样，无言地呈献了，然而，这一次，却是向着空虚。”
怎么会面向着空虚呢，这是不祥之兆吗？
是的！不幸终于降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个外国小女孩一个人进入了天堂，留下了那个形容枯槁、孤苦零丁的小男孩了，小男孩时时地想着他们儿时的时光，他知道丽尼是非常喜欢月季花的，他的眼前时时闪着丽尼拿着月季花飞奔的身影。于是，为了纪念这位儿时的好友，他就用丽尼这个永不抹掉的美丽的名字写起一篇篇委婉感人的散文来了。于是，他成了一位散文家、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
为纪念他的幼时好友丽尼，他一直用着丽尼这个笔名。而他的真名叫郭安仁。
丽尼1909年11月4日出生在湖北省孝感县，他少年时代在武汉求学，在读武汉博学中学时，恰遇“五卅”运动爆发，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激发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年仅16岁的丽尼也参加了学生运动，但很快被学校当局发现了，便将他开除，于是，他考到邮局去工作，由于他曾经从小与丽尼在一起，学会了很流利的英语，那时，邮局里有洋人，他与洋人用英语对答如流，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差事，然而，他却不愿意，不管它是金饭碗、还是银饭碗。他决然毅然地辞去了邮局的好差事，1927年，他就到上海进入了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读书。在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里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开始了散文创作、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他往返于武汉、上海之间，他开始与一些左翼作家有接触，他认识了巴金，并与在上海劳动大学的同学吴朗西，以及巴金一起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还认识了陈荒煤，当时，丽尼参加了武汉剧联领导的一个“鸽的剧社”的活动，有一次丽尼见到了陈荒煤，就与陈荒煤结成了好朋友。那时，丽尼不仅参加了武汉剧联，还参加了上海剧联。他们又一块去了上海，丽尼请陈荒煤一同观看他们剧联演出的《卡门》、《怒吼吧！中国》、《居住二楼的人》、《乱钟》等话剧。知名的演员有袁牧之、魏鹤龄、王莹、舒绣文、胡萍等，在他们的圈子里还有在音乐学院学习的吕骥、从事日文翻译理论的著作的张庚，陈荒煤则也参加一些剧联的演出活动，写一些剧本。
这几个人里面，唯有丽尼有了家庭，唯有丽尼有一个比较安定的职业，那时他在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编辑职务，而他们都还是“小青年”、“光棍汉”，于是丽尼的家便成了他们的“大后方”。
他们每个星期日的下午，都必定要到丽尼的家里去相聚，而丽尼则能够在这天下午比较轻松地与他们交谈，请夫人许严做饭烧茶，让这些“流浪汉”打一顿“牙祭”。这天下午的相聚，大家无话不谈，从时事政治到文学艺术，从人生理想到远大抱负，都是他们的话题。然而，这里面，数丽尼要老成得多，陈荒煤、吕骥、张庚则还属于“热血青年”。这不仅仅是因为丽尼的年龄比他们长几岁，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他们那激进的思维方式和不成熟的世界观看待一切，甚至于朋友，这不，丽尼差点儿就被他们误认为是一个“离开革命的人”。吕骥就曾经在一封信中就这样“批评”过丽尼“因为恋爱离开了革命”。这话从何说起呢？
为抗拒封建礼教
1930年巴金到晋江去过暑假，他来到了黎明高级中学作客，因为那里的教师中有几位是巴金的熟人，校长则也是巴金的朋友，巴金在那里利用假期写写小说，做做翻译，偶尔也到学校的办公室里去帮他们做些杂务事。那天，他正在办公室里，有一位姓吴的小姑娘前来报到，巴金以作家的眼光看了她一眼，发现这姑娘又漂亮又活泼。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事过去后，回到了上海，巴金也就把它渐渐地淡忘了，大约过了整整一个学期，黎明高中的教书朋友来到上海，看望巴金，闲谈中谈起了那个姑娘，竟然令巴金肃然起敬。
原来，那姑娘姓吴，是一位归国华侨，那时女大当嫁，天经地义，作父母的也就为女儿操心寻夫，父母包办挑择了吴姑娘就读的黎明高级中学的一位校董为乘龙快婿，这位校董很有钱，是福建省的一位知名绅士。不料，吴姑娘不爱钱财，不爱势，只爱才貌，只爱人。吴姑娘早已看中了自己学校里英俊潇洒，有能诗会文的英语老师。
巴金听到这里，心里不由地一愣，忙问：“他是谁？”
朋友说：“他姓郭。”
巴金又问：“是不是叫郭安仁？”
朋友说：“正是他。”
郭安仁就是丽尼。
原来丽尼也是巴金的老朋友，“后来呢？”巴金这回可没有当故事来听，也不是为了收集今后写小说的材料来追问，而是急切地想知道丽尼这场恋情的结果，
丽尼那时才二十三、四岁，被热情的少女唤起来的热情是不可抗拒的。校董向他施加了压力，吴姑娘的父母向女儿施加了压力，吴姑娘绝不屈服，她要寻找自己的爱，而不是父母为她安排好了的为她所不爱的婚姻，吴姑娘的勇气更加激起了丽尼的勇气，他们在向世俗宣战，这种宣战在上一个世纪初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他们的行为激起了那位绅士校董的愤怒，他悍然将丽尼赶出学校，丽尼势单力孤，只得逃往厦门的鼓浪屿，在友人家躲避。吴姑娘虽然于心不甘，不肯屈服。可是在封建礼教的淫威下，一个弱女子更是无能为力的。在父母的威逼下，只得与校董提前举行婚礼，她在结婚前，曾经一个人偷偷地乘小舟上了鼓浪屿与丽尼相会，那是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姑娘被雨淋了一身，丽尼看到吴姑娘那依人柔弱的身子，再看看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他实在不忍心让这个姑娘跟随他一起逃跑，跟随他一起浪迹天涯。丽尼只得强忍着眼泪，任凭心里滴着鲜血，劝说自己所爱的人回去。而那位吴姑娘绝望地离开了丽尼，她知道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等待她的只有死亡。
巴金曾经把丽尼的这个故事写到了他的小说《春天里的秋天》里。然而，丽尼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还在戏剧性地发展……
离开厦门的鼓浪屿后，丽尼强忍痛苦，浮萍漂落地到处觅生，教书、写作、翻译。然而，这一切只能混口饭吃。在武汉，他找到一个朋友，介绍他进了武汉美专当美术教师。不知是上帝的安排，还是命运的使然，他又续了上面的那则故事的余绪，他爱上了一位清丽的女大学生。这位姑娘姓许，许姑娘其实也爱上了洒脱的年轻教师。然而不幸的是这位女大学生已经有了一位未婚夫，这位未婚夫是该校校长的兄弟，目前在海外留学，什么时候能回来见面还不知道。他们俩偷偷地相恋了，终于，纸包不住火，这一回的师生恋自然也逃不过校长的耳目。校长以势压人，告诉了女方的家长，要威逼这位许姑娘屈服，离开丽尼。许姑娘虽然靓丽依人，性格却很刚烈，表示不屈不挠，要跟定丽尼，她父亲怒不可遏，把她关在一间小房子里并扔给她一根绳子和一把利刃，要她要么断绝与丽尼的往来乖乖地与校长兄弟结婚，要么自杀了结。
顽固的父亲的行为引起母亲与哥哥的不满，他们同情女儿、妹妹的遭遇，偷偷地将许姑娘放出逃走，并给了她一张到南京的船票，让她到南京的亲戚处躲避一时，并将这一情况及时地告诉了丽尼，丽尼马上赶到码头，丽尼为许姑娘的热烈的爱所感动，他不由地想起了晋江的吴姑娘。他觉得他应该像个男子汉，勇敢地与许姑娘一同出逃。于是，送心上的恋人上了船，自己也就没有下船，随许姑娘一同到了南京，丽尼找到了自己在晋江黎明高中的同事，那位同事一听他们这一出动人的爱情故事，立即让出自己住的屋子，让给他们住下，成全了他们。丽尼和许姑娘也就在南京举行了婚礼，结了秦晋之好。这位许姑娘就是后来丽尼的夫人许严。这一对恩爱夫妻，生儿育女，虽然贫困，却“白头偕老”，即使在丽尼被关进“牛棚”里的时候，他们忠贞不渝，一直到丽尼“因天气炎热劳动时晕倒而死”。他们的故事让巴金在1932年写过的那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的时候也不曾会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而不了解内幕的吕骥，以为丽尼“因为恋爱离开革命”的血气批评就为了这。但当陈荒煤告诉吕骥丽尼并没有离开革命，还在积极参加上海“剧联”的革命活动时，吕骥也就胸中释然了，并深为丽尼夫妇的反叛精神叫好，仍引他们为好好友、为同志。
为妻儿生活有着落
然而，朋友对他是了解了，却没能躲得过敌人的暗算，林彪、“四人帮”把他关进“牛棚”里的一个借口可不是这个摧人泪下的故事，而是他参加过国民党军事机关的翻译工作的“历史问题”。
陈荒煤在他写的一篇题为《一颗企望黎明的心》一文中说：“一九三八年夏天，我离开剧团路经武汉准备到延安，曾到武昌去看过安仁。为了生活所迫，经人介绍，他到一个什么军事译著出版机构里当了翻译。只见了一面，他寄居在许严的家里，我只觉得他显得很苦闷。武汉许多机关已经在准备撤退，他也将随着机关去重庆。他觉得这个工作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也实在想不出来他用那富有诗意的译笔去翻译那些枯燥的外国军事条文和著作，是一种什么心情”！
他们一别多年，失去了音信，失去了联系。尔后，陈荒煤到处打听丽尼的下落，“一九三九年秋我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见到了前线采访的叶以群、杨朔他们。当他们返回重庆时，我再三叮嘱以群，请他无论如何设法打听安仁的下落，并设法通知他，我和吕骥、张庚都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希望以群帮助他到延安来。”
可是，一直没有丽尼的消息。正当陈荒煤几乎失去了信心的时候，“不料我一九四九年随军南下接管武汉后，在一九五0年春天，突然接到一封重庆北碚的来信。一看到那熟悉的笔迹，我就感到呼吸急促起来。安仁终于设法辞去原有的职务，然后经过朋友的帮助，到一个中学去教书，还平安地留在四川。我也终于在武汉接待了安仁一家，并且劝他留在武汉工作。”
那么，前一段时间他究竟在干什么？萧建中的《追忆优秀翻译家、诗人丽尼》一文中披露得较为祥尽，萧建中称丽尼是他的“良师益友”，萧建中与丽尼相识“是在四十年代一个秋天”，当时，他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被录用到南京政府国防部秘书室当差，他到秘书室报到的那天，接待他的是一位“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一派学者风韵，初见如旧识”的善良的老实人。这令他愕然，因为在这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脑海里，官场上的人都是些官气十足，气指颐使的人。而眼前的这个人却迥然不同。于是，一开始他就对丽尼产生了几分好感，他感到丽尼那“宽宽额头的皱纹上，仿佛飘现出淡淡的哀怒和玩世嫉俗的神情”，他清楚地记得：“一次，美驻华军事顾问团，来文索取一个刘姓次长的事迹，要用英语写出来，这是我承办的文件。我英语写作差，只好写了，照例须先送给丽尼审稿，打从这次后，才知道他是一位名不虚传精通英语的人。审完稿，他将原件递回给我，淡淡地向我微笑一眼，说‘理他这些作威作福的太上皇干什么？’啊，在那蒋氏王朝拜倒在美国主子脚下的残酷年代里，从这位平日沉默寡言人的心头迸出这样分量并不轻的话，是不难看出他对蒋介石及其主子是愤懑的。我在钦敬之余，是深感愧汗而蒙教益的。”
在他与丽尼的接触中，他认为丽尼是爱憎分明的。他们所在的秘书室的隔壁就是高参室，都是佩戴“将军”军衔的人，这些人有时到秘书室里来闲聊，丽尼从不与之搭理闲谈，只是一味地埋头看书，有一次，“一个具有一套吮痈舐痔下技的中将高参，在闲聊中大发谬论，丽尼眉字间立即浮现出反感情绪。见他没趣地走了，丽尼讪笑地摇头自语‘尽渣滓！’三字透心肠呀！”
而对另一些人，丽尼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有一回，秘书室有一个勤杂兵外出时被大门口的岗哨搜查，逮获他身上藏有一些文件和照片，这在国防部是一件十分重大的问题，肯定是有通共产党的“嫌疑”的，轻则军法从事，重则人头落地。岗哨把这事电话通报了丽尼，丽尼一听大吃了一惊，他连忙赶到大门口，从岗哨口中了解了情况之后，狠狠地指责了这个勤务兵不该偷窃公家的东西，“言吐之间实则示意落在行窃上，也许是明责暗保之。第二天，还亲自找部本部有关负责‘保卫’的人员，证明所私拿的文件已过时了，建议最多开缺了事。”开缺了事，也就是开除的意思，那要比“入监坐牢”、“人头落地”轻得多了。虽然当时丽尼也许并不知道那位勤杂兵的真实身份和根本底细，但他无疑是保护了一位“共产党嫌疑犯”。这对于丽尼来说也是一件搞不好自己要“掉脑袋”的事儿。丽尼在那时的为人可见一二。
1981年《革命史资料》第五集上刊登了张执一同志的一篇回忆文章，文中说：
“文学家丽尼（郭安仁）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军委首脑机关任英文翻译，乘机弄到一份蒋军整个作战计划，找不上党的关系，只好到上海找作家胡风，胡风找到在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廖梦醒同志，廖再设法转交给我，上海局密电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曾来电奖励，认为对我军作战有很大的帮助。”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了吗？可惜的是这一段文字来得太晚了一点，而丽尼自己也从不向他人提起过，连自己最好的朋友巴金、陈荒煤、自己的爱妻许严都不曾提起过。
其实，不仅自己的朋友、亲人没有发现他实际上是“敌人心脏里的一颗定时炸弹”，就连敌人也没有发觉。那时他完全可以随他所在的机关远走台湾，但他没有，他“毅然地又带着妻小重返山城，避居北培。丽尼的政治倾向难道还不清楚了吗。
但是，在1956年肃反运动中，他被定为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文革之中，草菅人命的林彪、“四人帮”也根本不管丽尼的这样一段人生历史的真实性，把丽尼的妻子许严逐出京城，押往广州，旋即又被遣返回原籍湖北老家，没能于丽尼见上一面，丽尼得到消息后，赶到车站，四处寻找，“忽闻一声斥责‘还不快走！’才发现老伴埋头躬腰成了个发被 光胸悬黑牌的‘罪犯’，还没来得及上前招呼，她就被人押走了。”接下来丽尼就被关进了“牛棚”，死于所谓的“劳动”之中。
为清清白白做人
巴金是最了解丽尼的人，他说：“在我靠边的期间有人从广州来‘外调’丽尼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谈起来，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个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损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两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是的，巴金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恋爱，在上海丽尼住在一间亭子间里，巴金是他们家的常客，那时丽尼的生活只是靠一点菲薄的稿费来支撑，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他们常吃的菜是“雪里红”，更多的是吃白饭。巴金见后，心里很不好过，就经常偷偷地往丽尼的手里塞一些钱，接济一下他。在桂林他们竞也不期而遇，那是在抗战以后，巴金从广州“逃难”到桂林，在街上碰见了丽尼，没交淡几句，警报声突然响起，他们只得匆匆分别，第二天，丽尼就找到巴金的住地，把写的散文交给巴金，还把所译的契珂夫的几个剧本，也带给了巴金，正谈得高兴，警报声又起，他们一起逃出后门去躲避日机的轰炸。然而敌机的炸弹正炸中了丽尼所住的旅馆。隔天巴金进城到丽尼的旅馆去找丽尼时，只见眼前一堆瓦砾，一片废墟，丽尼看到了巴金，只好一脸的懊丧，苦苦地摇头，说：“烧光了”。显然是指丽尼的手稿被烧光了。
巴金很喜欢丽尼的散文，他把他的散文带到了北平，介绍给靳以，发表在《文学季刊》里，又介绍给上海的黄源发表在《文学》月刊里，1935年底在上海为他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散文集《黄昏之献》。巴金不仅是丽尼的那本丛书的主编，还是他的这本散文集的校对人。以后巴金又为他编了两本散文集《鹰之歌》和《白夜》，当他正准备为丽尼编辑第四本散文集的时候，丽尼的文稿被敌机的炸弹烧毁了。
巴金愕然，巴金惋惜，丽尼却安慰巴金道：“烧了也就算了。”
巴金也安慰丽尼说：“不要紧，你再写，你写了给我寄来。”
两颗相互理解的心是多么的近啊！两颗相互理解的心相互温暖着对方。
陈荒煤在1934年夏天因革命活动被捕出狱全，不听从父亲的安排，父亲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正在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当口，是丽尼写信鼓励他下决心“索性再日到上海去过‘流浪文人’生活吧”。丽尼在信中说他相信陈荒煤“还是有点文学才能的”。陈荒煤听从了老朋友的话“才重新回到上海，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他深情地说：“凡是我在上海写作的稿子，第一个读者就是安仁。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两本短篇小说集子《忧郁的歌》、《长江上》，都经过安仁仔细校阅过”。“我踏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安仁是我的引路人”。“安仁确如巴金所说：‘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一个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
为忧国忧民抒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丽尼先后担任过文化和电影方面的出版社的领导工作。1966年调广州暨南大学当教授。丽尼的文学创作的旺盛期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1930年4月他发表了散文《黄昏之献》，从而走上了文坛。从此他的散文佳作连篇，在当时的文坛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又由于他的英语比较好，他反翻译了法国的著名作家A.纪德的小说《田园交响乐》，在刊物上陆续发表，后又作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打炮书”，被巴金编入“文化生活丛刊”的第二种出版。后来他又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贵族之家》校改了陆蠡翻译的《罗亭》。丽尼的散文创作与他的译著比较起来，他的散文的影响就更大一些。巴金曾经深地说：“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样响亮的声音，这样深厚的感情，我们永远忘记不了《江南的记忆》的作者。”《江南的记忆》可谓是丽尼的代表作，也是他最后的一篇散文。他用极为深沉的语调写道：“我记忆着那丰饶而和平的土地。”“然而，强盗们用火与炮侵略到家园里来了，连湖水也从湖面翻腾着，直到湖底。”“那里的人民是那么和平，有的人，有五十年不曾听见过枪声。但是，现在，为了民族，为了自己。他们，一个一个地，在他们的手里，拿起了自己的武器。”“在每一个角落里，打游击。”读着这样充满着感情的诗篇，谁不为之感动呢。丽尼无疑是在抨击敌人的罪行，歌颂人民的反抗，赞赏游击战的神勇。
这种真情实感，也同样表现在他的其他的作品之中。他的那篇登台之作《黄昏之献》，虽然不到一千字，却感情充沛，极具艺术感染力。他写道：“断裂的心玄，也许弹不出好的曲调吧，”“等到梦醒的时候，坟墓就覆盖你了。”“你啊，我愿你安息！”这难道只是个人的悲伤？非也，在《站之歌》、《毁灭》、《黎明》、《红夜》、《长夜》里，“哀愁的心如铅一般地沉落了，给每个人加上重负。”那一曲曲《悲风曲》、《长海无题曲》《无言曲》唱出了人们的《残梦与怅惘》，同样是对那黑暗社会里的人生的生动描绘。
丽尼的散文少雕琢，多实感，少旖丽多真情。我们读他的散文就像读他的人生一样，感同身受。然而，巴金不无遗憾地说：“他的默默的死亡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损失。倘使能留下一本、两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的确如此，不过，好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和珠海出版社出版了《丽尼散文选集》、《鹰之歌》，虽然是丽尼的旧作，但我们依然可以与丽尼相会在他那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生路途之中，去体会丽尼他那独特的人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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