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期刊中一直雄踞榜首，为人瞩目的是大型文学期刊《收获》。人们大都知道她的主编是巴金，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创始人是谁？不少人以为是巴金，其实她的创始人不是巴金，而是巴金的终身好友，著名作家、编辑家章靳以。
走清贫之路，心甘
章靳以原名章方叙，曾用笔名 :章依 、靳以、苏麟 。1909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绍兴。为求生存，五代前祖上就逶迤北迁至天津定居，其父苦心经营五金行，当上了五金店的老板。后在东北沈阳、哈尔滨也都开过五金行。由于经营有方，靳家在天津置有“很气派的两个大四合院和一幢二层楼房。”的确是个殷实人家。
“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打进东北，其父的五金行只得倒闭关门，由于其父的经营才能，逐被聘请为沈阳交通银行行长。1937年交通银行解散后，其父回到天津，与朋友又合开了一家保险公司。照理说靳以有这样一位有能耐的父亲，他长大以后，必然会在经商或者在金融方面有所作为的。确实，靳以的父亲也给自己的这个长子的人生道路设计了一条“康庄大道”，引导他考入了复旦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系，在他毕业的时候为他在银行里找到了一个令人羡慕的薪金不菲的职位。
不料，靳以在大学毕业的关键时刻违背了父亲的期望，他坚决地拒绝了父亲为他设计的人生之路，决然毅然地走上了清贫漫长的文学之路。还是在八九岁的时候，他把在父亲书橱顶上偶尔找到的一本《三国演义》，藏在书包里，有空就偷偷地躲在无人可以寻见的房间里如饥似渴地读着。上学后，虽然在父亲严厉的管教之下，靳以不敢有半点的违拗之举，但是，文学的诱惑，使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憎。他从学校里借来了《西游记》也是偷偷摸摸地读，从不让父亲看到他在读小说。直到弄丢了一本，才东窗事发，被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为了还书，他只好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买了一本新《西游记》还给学校，余下的那本残缺不全的《西游记》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精神粮食。考入天津著名的南开中学以后，他的文学热情就一发而不可收，他与同学曹禺一起在中学里就舞文弄墨起来。但是靳以自己说：“开始写作是在大学二年级。我的文学创作行径也是从感情出发的，因之首先我写诗，自以为是一个诗人。但是我并不愿意被别人叫做诗人，甚至于也不愿意使别人知道，我总是深夜里一个人偷偷地写，写好就藏在自己的枕下，第二天再偷偷地取出来看，不知道是怎么一股力量使我竟想到寄出去，我就署了一个假名字，偷偷地寄出去了。这一切都好像见不得人的，不知是幸运或是不幸运，居然被编者采用，印在刊物上，让那见不得人的作品和许多读者见面。”
瞎捧为“契珂夫”，讨厌
一个作家无论写了多少东西，都抵不上他第一次把手写体改变成铅字发表的那一刻更能让作者感到兴奋。1929年靳以的处女作，一首题为《明天呵，明天――》的诗歌，就发表在鲁迅先生主编的《语丝》杂志第四卷第四十六期上，这使靳以兴奋不已，他终于看到了自己辛勤耕耘的收获，仿佛看到了自己向往未来的曙光。接着他又写了几首诗，并得以相继发表，其中有：《寄――》、《忆――》等等。写着写着，他就觉得诗歌这个形式容量已经不能充分表达他的胸臆，他就试着写起了小说，几个月后他的第一篇小说是《偕奔》问世了，他第一次以靳以的署名，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1929年的第二十一卷第三号上。写小说是他找到了表达自己所见所思的最后样式。他曾大量地阅读了前苏联的进步小说如：《铁流》、《毁灭》等，为他的小说创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发表了《偕奔》以后，他又写出了《青的花》、《祟》、《灰晕》、《圣型》、《洪流》、《亡乡人》、《去路》、《血的故事》等短篇小说。并于193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圣型》。而短篇小说《圣型》无疑是靳以的代表作，它的发表标志着靳以文学创作的成熟。
《圣型》发表以后在读者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与他的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在作品中他以被日寇践踏的哈尔滨为背景，以俄国人为描写对象，令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在以后出版的四部小说集《群鸦》、《春之花》、《虫蚀》、《珠落集》更是奠定了靳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靳以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有特色，有一共读者，写信给他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是中国的契珂夫，引起了靳以的反感，他对冀汸说：“他称我为中国的契珂夫，要我介绍出版小说……我讨厌别人瞎捧。”
靳以有不少英文原版藏书，有莎士比亚、雪莱、丁尼生、济慈、司各特的著作，后来他的外甥女孔令旻在整理外公的外文藏书时“我真的发现这些书都是外公精读过的，因为我在这些书本当中不断地看到外公读书的痕迹。外公习惯用纤细的蓝黑钢笔和坚硬的黑铅笔在书本的空白处记下一两个注释，这些注释都是用英文写的，字写得很清秀，通常只是一个单字，或者一个记号，这种注释一般是不会让别人看懂的，但却时常会给我一个提示。”
写小说不能使这个精力旺盛的青年作家，发挥自己的全部热能，于是，一边写作一边走进了编辑生涯。
受“良心”的驱使，呐喊
靳以长得一表人才，他西装革履，三七开的小分头油光铮亮，活脱一个富家子弟，一副将来经商必挣大钱的模样。其实，他对金钱根本没有一点的兴趣，对政治、文学倒是十分的关注，他说：“从五卅惨案一直到‘八一三’，凡是到南京和上海请愿示威的运动我都参加。那是受‘良心’的驱使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在读商科的时候，他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爪牙的作威作福心存不满，有一回，学校里发生国民党反动派抓捕进步学生的事件，他一听就怒不可遏，竟然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冲进校长室，要求校长出面干涉此事，让国民党当局放人。
由于战乱，《烽火》从第十三期起，被迫转移到广州去编辑和出版了，靳以说：“我们的工作是无日无夜地继续着，敌人的轰炸也是无日无夜地继续着。我们是在敌人轰炸的空隙间工作的，有时，就是敌机在头顶上盘旋，我们也还在工作。那时我们才感觉到做了一点事的喜悦。”靳以还不失时机地利用手中的一支笔，写出了战斗的檄文，他在“烽火小丛书”每一册中借写广告词的机会，抒发自己的抗战激情，他在《我们的血》中写道：“这不是文字，这是短刀。收在这集子里的每一首长诗，每一篇短文都像尖利的刀锋，正对着敌人的心脏刺去。再没有比这个更有力的，更坚实的，更易致敌人死命的，更鼓起青年的中国抗战情绪的！作者不再用情感来打动我们的心，他用血来呼唤我们向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在骆宾基所著的《大上海的一日》中，他写道：“他不仅是一个在战地服务的知识分子，他还执着枪守卫过真如南翔的交通线，跟着一些年轻力壮的弟兄参加了保卫大上海的血战，在枪林弹雨下冒着重重的危险。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实生活的记录。”
他还说：“别人流的是血，贡献的是生命，我们却只能挥动一支笔，我决不苟同那种夸张的说法，以为一支笔便可扫荡若干敌人；可是我们却愿意沉着地站上自己的岗位，尽一己的全力来呐喊……”
为了对付那些文化特务的所谓检查，靳以就改用笔名，“极力掩饰自己的风格和笔调，看大事，写小文章，其中实在是有说不出来的苦衷。”他用这种方法写《人世百图》，“这真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事，我要表现我的意见，我还要时时隐藏我自己。”他用特别的笔调把人们脸上的面纱，一层层地撕去，让读者看到那真实的本来面貌。
在写作中是如此，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学生的时候，他为了他们的安全，经常把进步学生留宿在自己的家里，如学生自治会主席程极明、副主席叶伯初成了他家的常客，有时他外出，就把家里的钥匙交给程极明保管使用。
在复旦大学任教时，有一天靳以看到上面有一张通缉令，其中对他的学生绿原也发出了通缉。原来，绿原在1944年参加了复旦的译员训练班，“按规定，结业后都分配到来华参战的美军中担任翻译。”可是在政审时，他被认为“有问题”，就改派他到“中美合作所”。但是，正当绿原准备前往报到时，胡风告诉他，“中美合作所”原来是一个特务机关，去不得。绿原起先不知道“中美合作所”是个什么单位，听胡风一说吓了一跳，就拒绝报到，并想回复旦大学继续学业，不料，这张通缉令就是要通缉不服从分配的学生。靳以及时通知了绿原，使他免遭逮捕。绿原想起这一幕，还真有点后怕的，他说：“回顾我一生的重重挫折，这是最严重的一次；感激胡风先生，他及时帮助我躲开了虎口；感激靳以先生，他及时使我免于第二次坠入虎口。要不是他们二位鼎力救援，我的后半生真是难以想像了……”
赤诚待人，情愿
虽然靳以自己的生活比较富裕，但是当他看到贫困同学在生活和学习上发生困难时他总是会挺身而出，全力相助。冬天到了，他看到有一位同学还穿着单衣在萧瑟的寒风中蝺蝺独行，心里一着急，赶快脱下自己的衣服，赶上前去，把衣服披在那位同学的身上，助他御寒。当他得知有同学病重，却无钱看病时，他就挺身而出，并立即送他去医院看病。
林登是靳以在南开中学的同学，早年去美国发展后于1931年携妻子来华经商，不料，翌年“一二八”战事爆发，林登生意受损，妻子又身怀六甲，正随难民逃难间，忽然，有朋友告诉他，报纸上有人登报找他，他找来报纸一看，是靳以在找他。原来，战事一起，靳以与林登断了联络，靳以十分担心他们的处境，只好在报上登寻人启示。联络上后，靳以马上把他们保护起来，又凑足了路费，送他们到香港避难。林登外甥一家战乱时，流亡到武汉，正走投无路间，见到了靳以，靳以搜出身上仅有的50元大洋，悉数把它交给了他们，使他们得以绝处逢生。
不仅如此，靳以对待任何人都是以诚相待的。还在他读大学的时候，他那一贯严厉的父亲为他包办了婚姻大事，并且厉言威逼他必须回天津老家完婚。这对已经有了新思想的靳以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但是父亲的威严他是知道的，他就以无言来作抗拒。他不得不在假期回到了天津，完成了形式上的婚礼，却坚持不与新娘完房。没过几天，他就离开天津，回到上海复旦大学继续读书。遇上放假，他也回天津老家，对新娘作礼节性的拜访，但是，仍不与新娘同房。这种无声的抗拒，一直延续了四年之久，这种尴尬局面弄得其父自己也觉得对不起儿媳妇，不得不宣告这桩包办婚姻以失败而告终，以离婚为结局。
靳以知道这包办婚姻不是女方的错，因此，尽管他不愿与她结为夫妻，却也很关心对方，并且为她取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把她当作一家人看待，“绝不无故难堪她。”
在靳以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弟弟也纷纷回绝了父母为他们包办的婚姻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靳以也陷入了与一位女同学的热恋之中。但是，三年后靳以遭到了那位女同学的无情抛弃，这无疑是对他的极大的打击。但是他却没有因此而消极，相反地变得更成熟起来了。
靳以对他人的事情一贯认真，有一次，冀汸给靳以发了一封语焉不详的电报，大概是为了节省费用，他把文字简化成：“告邹田冀拓平安”，靳以收到电报后委实是丈二和尚，根本摸不着头脑，但是，他不放弃，经过几天的琢磨，他才“破译”此电报，他才知道邹是邹荻帆，田是田一文，拓是胡拓先生。于是，靳以把这封莫名其妙的电报准确地转到了他们的手上。
作为一个编辑，靳以对作者的来稿是非常认真的，有一个不相识的文学爱好者，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生死群》给靳以，请他提提意见，靳以对这部没有署真名的小说认真地看完后，给作者写了自己的看法：“我只改了几个误笔，此外，若是说有小毛病的话，就是要竭力想法避免在那中间加些不必要的议论。作者该由他的作品本身传达他的思想，不要说明，不要额外加添。”他说得很内行，并自告奋勇地说：“你要怎样处理它？希望告诉我。如果在出版方面有什么困难，我可以设法给你解决的。”
高朋满座，知己
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后，为鲁迅先生抬棺安葬的人中间，就有靳以的身影，除了靳以之外还有巴金、胡风、鹿地、周文、沙汀、河清、黎烈文、张天翼。靳以回忆道：在鲁迅先生生前，“我并没有时常和他相见，就是有信也都托内山书店转的，在个人的感情方面我们相互说不上爱恶。可是他的学习和写作的精神，他的待人接物的态度，还有他那不屈不挠，爱憎分明的热烈的喜和憎，都在我的心上刻下了最深的印象。”靳以的第一首诗就是投给鲁迅先生主编的《语丝》并在上得以发表的。而靳以在主编第一本大学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时，也收到了鲁迅先生寄来的稿件。靳以说：收到了鲁迅先生的来稿“那时候我们真是高兴极了，把原稿抄了一份发排，不仅是珍贵先生的手迹，也怕被‘检查官’看出笔迹而加以扣留没收。”
可以说，巴金是靳以的终身朋友。早在1933年，巴金和靳以在上海主编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时就结为知己了，据诗人卞之琳回忆说：“1933年暑假，为了筹备《文学季刊》，靳以在北海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租了南北屋各三间……巴金家在上海，北来就和靳以同住，和靳以同桌看稿。西谛（郑振铎）在燕京大学当教授，城里城外来回跑，也常去三座门。”巴金则回忆说：“我在三座门住了几个月。每天晚上，对着一盏台灯，我们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两面，工作到深夜。有时我们也放下工作闲谈，谈各人走过的道路和生活里的悲欢。他的正直、纯洁、善良、诚恳、直爽抓住了我的心。那个时候我们的文章里都带了点忧郁的调子，他的忧郁气更浓……但是我看见他那么热心，那么负责地进行季刊的编辑工作，我也就放心了。我们的友情就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发展的。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我们的友谊也越深。”而靳以的妻子陶肃琼就是巴金和他的妻子萧珊介绍认识后结婚的。那时候，萧珊还在学校读书，她既是巴金小说的读者，也是“巴金小友”。她的班上有一个18岁的小姑娘叫陶肃琼是她最要好的朋友，有一天，她们在马路上发现有流氓跟踪，她们撒腿就跑，一路狂奔到位于四马路上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刚踏进门，就看到楼梯口站着一个戴眼镜的人。”他就是陶肃琼最“敬佩崇拜”的大作家巴金。她对巴金的《灭亡》、《新生》都十分的沉迷。巴金一看到这个水灵灵小姑娘就想起了自己的好友靳以，想把她介绍给靳以，其实萧珊也有这个意思，于是靳以认识了陶肃琼，从此她们四人出双入对地在一起读小说、谈人生、憧憬着未来。在上海沦为孤岛时，她们又一起到内地去工作与读书。当靳以的女儿南南出世后，巴金和萧珊就成了南南的干爹干妈。
但巴金说：“我还不是靳以最老的朋友，曹禺才是。”巴金这话讲得一点都没错。当靳以14岁还在中学读书时就认识了曹禺。那年，班里来了个插班生，名字叫万家宝，万家宝就是曹禺。曹禺一来，靳以就与他成了好朋友。而曹禺也把靳以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因为，曹禺出自官宦之家，他的家：“那时候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曹禺对这个大烟抽得烟雾缭绕的家大失所望，一有空就跑到靳以的家里去，而靳以一家人都非常欢迎他，不仅靳以按照旧规与他换贴拜了把子，靳以的五个弟弟也与他兄弟相称。虽然靳以的父亲十分威严，但是，对这个在大人面前“永远只坐半个屁股，以示恭敬。”懂礼貌的曹禺，他却十分喜欢，常常“称赞有加”。后来，曹禺考上了清华大学，在即将毕业前写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雷雨》。这时候，靳以已经从复旦大学毕业，因为发表了不少小说，在文坛上已经很有些名气了，受邀也来到北平筹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曹禺便把《雷雨》给了靳以，靳以看了觉得不错，但因为是自己把兄弟的稿子，就把稿子给分看剧本的李健吾先生看，让他来定夺。不料，李健吾先生看后没有发表意见，把稿子还给了靳以。靳以无奈，把稿子放在抽屉里，想见机行事。果然，不久巴金来到北平与靳以共同主编《文学季刊》，靳以马上就把曹禺的《雷雨》剧本给巴金看，巴金拿到稿子一口气连夜看完，拍案叫绝，他说“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不久，曹禺的另一部剧本《日出》也交给了靳以，在靳以与巴金共同主编的《文季月刊》上连载发表。后来曹禺新写的作品如：《原野》、《北京人》等，均由靳以一手编发。
靳以很看重自己与曹禺的友谊，他在自己不少小说集的序中多次这样写道：“献给‘石’”。而“石”正是曹禺的表字。靳以也曾经以《北京人》为题，写过一篇散文，文章开首就说：“献给石，纪念我们的二十年的友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可见他们的友情是多么的深厚啊！
出版家赵家璧也是靳以的老朋友。赵家璧在上海沦陷时，携一家老小三代七口人逃往租界，借住在旅馆，吃住两项，所费不菲，况且良友图书公司的命运也在不测之中，他一家的生存立现危机。正在他走投无路，进退维谷之时，在马路上巧遇了靳以，当靳以得知赵家璧的境况后，立即说：“我住的一幢三层楼房，底下二层正空着，原主还留下一些家具可由你取用，你全家马上可搬来，但有一个条件，我仍然要住三楼，除分担一层房租外，我的一日三餐要在你家贴钱搭伙，我不会烧菜做饭，这是你知道的。”救人于旦夕之间，这使赵家璧想在马路上当众拥抱靳以，以表示感谢之情。赵家璧说：“今天回想，简直像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一样。然而靳以不要我说一个谢字，两天后还特地来旅馆看望蜗居斗室的我的一家老小，他带了几件食物作礼品送给我的女儿，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就在上海解放的时刻，苏州河以南的市中心已经解放，苏州河北面却还有国民党军队在负隅顽抗，赵家璧住在苏州河北面，正在心焦万分的时候，突然电话铃响起来，正是靳以给他打的电话告诉他市中心已经解放，劝他“在家静候一两天，上海的天快全亮了。我们大家多年的希望即将实现了。”这位知己的这个激动人心的信息传达，令赵家璧终身难忘。
萧红、艾芜、曹靖华、何其芳、臧克家、刘白羽、陈荒煤、陆蠡、芦焚、萧乾、孟十还、黎烈文、雨田……都是他的好朋友。
终身做好事，永记
靳以参加编辑的第一本杂志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上著名的文学期刊《文学季刊》。这本杂志是由郑振铎主编的。不久，靳以又主编了另一本文学月刊《水星》。《文学季刊》一共出版了八期，历时两年光景。由于国民党的文化审查，查出了在《文学季刊》上有不少原本由他们那些文化特务在上海的出版物上抽出和扣下的所谓有问题经过改头换面而发表的作品，于是勒令他们停刊。而《水星》的命运也是如此，被这些文化特务们以种种理由打入冷宫，也只出版了九期。
但是这种打击，并不会让靳以气馁。1936年靳以受赵家璧的邀请，与巴金一起为良友图书公司主编了另一本大型文学刊物《文季月刊》，但不久也被国民党的文化特务一纸封杀。
上海沦陷后，靳以到了内地重庆为《国民日报》编辑一个文艺副刊叫《文群》并于1939年1月17日问世。《文群》的版面与靳以过去编辑的大型文学刊物正好相反，每期只有四千字的容量，每星期出版三期。但是，靳以仍然兢兢业业地把它编好。在他被“伪教育部以思想不稳定的罪名解聘”了复旦大学教授职务之后，他就到福建的偏僻的小山村里编辑了《现代文艺》，但是，他仍然逃脱不了国民党的文化“检查官”的追踪，他们以《现代文艺》经常刊登延安进步作家的作品为由，把《现代文艺》查禁了。
1957年是靳以办文学杂志最舒心的日子，他受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委托，与他的好友编辑又一次合作主编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巴金在回忆靳以谈到《收获》时说：“想到《收获》，我不能不想到靳以，他是《收获》的创办人，又是《收获》的主编，我不过是一名挂名助手。……没有想到，他为这个刊物工作的时间就只有短短的两年，刊物按照他的希望成长发展，走上自己的道路。他却意外地闭上了眼睛。”
但是，巴金又说：“他做了一件好事，人们不会忘记他。”
是的，靳以的一生做了多少好事啊，人们当永远记住他！
靳以著作：
珠落集（小说集）
残阳（小说集）
秋花（中篇小说）
黄沙（小说集）
渡家（小说集）
远天的冰雪（小说集）
靳以短篇小说一集（小说集）
雾及其它（散文集）
火花（散文集）
洪流（小说集）
遥远的城（小说集）
鸟树小集（散文集）
红烛（散文集）
生存（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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