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末到二○世纪初，上海无可争辩地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祥地和大本营。这不仅仅是因为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主要活动地域，还因为上海是中国的出版业集聚地。而那些出版家又往往又是一位文学家。张静庐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
"棋盘街"的巡阅使
清光绪二十四年，即公元1898年5月26日张静庐出生于浙江镇海的前绪乡清水湖村。其祖籍河南，祖上随南宋皇帝南迁至浙江，便落户在镇海。张静庐家境贫寒，其父是一位屠夫，还识得几个字，便不愿再干农活，就到当时的龙山镇开了一家鲜肉铺。屠夫虽然不被人看得起，但大小还是个商人，至少可以有点"闲钱"供子女读点书。于是，张静庐就有机会进了一家私塾，读那几本古时中国儿童都读的《百家姓》、《大学》、《中庸》一类的启蒙读本。尽管他后来又进了新式学堂，尽管他的国文考试总是班上第一，老师将他直升三年级，但是，他的地理、格致、算学、体操、唱歌都不怎么样，甚至不及格，五年级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再上中学。在小学里补习的竟然还是他所不喜欢的英文和算学，加上他常被老师用戒尺打手心，他愤而退学，小小年龄十三岁，就走出家门，与一位同乡去闯荡上海滩。
大上海的确是一望无垠、深不可测的大海，张静庐就无声无息地落在了上海天潼路上的一家名曰"同庆永"的烧酒行里，当一个小学徒。众所周知，所谓学徒就是打杂，早上为老板倒夜壶的事也是见怪不怪的家常便饭。这对于一个刚到上海的农村孩子，也不是无法忍受的，为了生存，他也挺下来了。因为，他发现了他业余的时间有了一个好去处，那就是上海的"棋盘街"。
那时候，上海滩的"大小书店都集中在河南路上。"一家连着一家，书店的玻璃橱窗一座连着一座，煞是好看。张静庐常常在下班以后，独自一人"从天潼路走到棋盘街，在每一家书店的玻璃柜窗外，独自个儿站立片刻，老是瞧着这五光十色的小说封面而发怔。"他每天乐此不疲，同事们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棋盘街巡阅使"。他竟然乐意接受而无恼怒，因为他完全被书迷住了。
原来，他刚到上海学徒的时候，店里常常有一些书贩子上门来向店员出租"小书"，价格便宜，内容丰富，"每一套书只要化三四个铜子，就可以让你看个饱。短小的三天一掉，大部的就搁上一个半月都要得。'小书'就等于现在的一折八扣的标点书。什么都有；当然，小说笔记是比较多些。"张静庐说："从这批'小书'我被引进另一个天地里了。"
1913年，十六岁的张静庐开始被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深深地吸引住了，"礼拜六派"的小说杂志里的小说、天虚我生主编的《女子世界》、许啸天主编的《眉语》、李定夷主编的《小说新报》和徐枕亚主编的《小说丛报》以及他的《玉梨魂》都成了张静庐阅读的对象。但是，他绝对没有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唯一的梦想就是哪一天能到商务印书馆当一名练习生。当然，以后他的志向逐步形成雏形，那就是："我有爱书的癖好，我有看小说的兴趣，我有想做出版家（甚至于做作家）的欲望。"
脱卸短衣换长衫
在旧社会，人们对一个人的评定常常可以从衣着上得到比较准确的判断，如短衣小打扮，一般是劳动人民，而那些穿长衫的人，大家都叫他们为先生的，他们不是老板有钱人，就是当官的，最差的也是个文人。通常穿长衫的人在公关场合会比穿短衣的人更受人尊敬一些，同样也表明穿长衫的人更有知识、更有地位。"学儿优则仕"，中国劳动人民的最大愿望也就是有朝一日能长衫换短衣了，而张静庐从农村出走到上海的潜意识恐怕也就在于此。
穿长衫从哪里穿起呢？他最终是要当一名作家、一位出版家的。他就从与出版有关的出版边缘行当―― 一家洋纸行"新康洋纸号"的学徒做起。天下学徒都一样，都是要打杂的，但是洋纸号里的学徒要比烧酒行里的学徒安逸一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看书。
张静庐当"棋盘街巡阅使"一共当了整整三年之久，这三年实际上是学习的三年，使他懂得了什么是小说，什么是诗歌，什么是散文，什么是文化。于是，一个只读过五年小学的孩子，就斗胆写起了小说，他的处女作就是小说《冷与热》，小说写了一个女子同时爱上了一个富家弟子和一个家境贫寒的青年，她的爱情常常要受到金钱多寡的影响，因此，无法取舍，处于矛盾的思想状态之中。今天看来这仅仅是一个通俗故事，一篇爱情小说，但在当时，却已经有相当深刻的思想意义了。这篇小说寄出去后，张静庐等来的却是一张退稿信。编辑告诉他，小说写得相当不错，就是错别字太多，生硬拗口的字句太多。一个才小学毕业的小孩，要写成一篇可以发表的白璧无瑕的作品，真有点异想天开了。
"异想天开？"张静庐可不是这么想的，对编辑的批评，他张静庐是服气的。但是，他不会因此而退却，他还要写，还要写小说的。没过一个月，他的第二篇小说就又出笼了。篇名叫 《游丝》，他又斗胆寄给了一家妇女周报，这回他可是吸取了上回的教训，写完后，他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确认没有再发现错别字后，才拿出去邮寄。令他怦然心动的是，这家周纸竟然给他赫然醒目地登出来了。他 太激动了，他当天就跑到棋盘街和书店更为集中的四马路的报摊上一下子买了十几份报纸，捧回家后把自己的小说读了一遍又一遍，正是百读不厌啊！
然而，写一篇小说是脱不了短衣换不来长衫的。以后，他就拼命地写小说，几乎可以两天写一篇小说。因为，他现在已经与前大不相同了，他与发表他小说的那位妇女周报的主编上海滩著名的记者沈卓吾先生成了"忘年交的朋友"。
就是在他哥哥与朋友合开的"小醉天酒馆"，充当外账房的时候，他还是一边收帐，一边写小说，以至于常常把帐算错，最后自己也觉得无力在干下去而另谋高就。这时候他写小说的速度就是二天一篇。大多发表在夏秋风主编的上海"中外日报"副刊上。
初试锋芒办"小报"
对一些文学青年来说，写小说的确是一种爱好，是一种愿望，更是一种精神的宣泄。张静庐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人。当他的这种精神需求向外扩展后，当他的朋友，如沈卓吾一类的出版界的精英朋友多起来了之后，他自己自然而然地也会往这方面去谋求发展，也会企求自己有朝一日也办一个刊物风光一番。
其实，早在十七岁哪年，张静庐就小试锋芒过的。那时，他办过一张名叫《小上海》的报纸，这张小报没出版几期，就因为上面刊登了一篇有关"性"方面内容的文章，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妨害风化"罪，勒令其停刊。这对张静庐来说无疑是婴儿被扼杀在摇篮里了。其实，那篇文章只是一篇从"医学"方面的文章而已，但是，在那个时代，工部局就是衙门，老百姓是有理无钱莫进来的。他叫你关门，你就得关门，无理可讲。
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关了小报，张静庐就搞别的。他向亲朋好友借了三百元钱，又出版了两种杂志，一本叫《小说林》，一本叫《滑稽林》。
不过，出版报纸杂志是一回事，能把出版了报刊卖出去是另一回事。张静庐虽然亲手把两种杂志办出来了，能不能卖出去呢？他搞杂志可以说是单打独斗、孤家寡人。他的旗下根本就没有发行部门，也请不起帮手，更没有发行渠道。于是，张静庐就一个人，把刊物亲自送给街头报摊，委托他们帮他发行，这个几十本，那个几百本。当他把近千本刊物送完以后，心头一阵痛快，透着一阵成就感。心想，过了个把月，就可以去收帐了，到时候不仅可以把借款还掉，说不定还能赚上一点，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所需就心满意足啰。
不料，月后他到报摊上去向摊主收钱时，人家把眼珠一瞪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你无凭无据地凭什么说我收了你的杂志呢？
这下张静庐可傻眼了。为什么？因为，对经营一窍不通的张静庐在给人家杂志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到过问人家要收条。被人家一问，哑口无言。张静庐这个亏就吃得大，吃得暴了，问亲朋好友借来的几百元钱就这么一下子统统血本无归了。
这件事要是给一般人碰上，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出版发行这条"华容道"肯定是再也不敢去趟了。可是，这件事偏偏碰上的是张静庐，他可是个认准了一条道跑到底的主。
这一天，他突然接到天津的一位朋友的来信，并随信寄给他几份天津版的"公民日报"，上面公然转载了他在上海"中外时报"上发表的小说，而天津的这家报纸事先没有跟他打过招呼。他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公民日报"竟然不懂规矩，胆敢犯侵犯版权罪，喜的是，他的小说竟然有人喜欢，把它偷偷的给转载了。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客客气气的质问信，寄给"公民日报"的经理刘揆先生，原以为人家根本不会答理他这个无名小卒的，那知道，刘先生接到信以后马上给他来了回信，一方面表示了道歉，一方面对他的小说大大地赞扬了一番，并言辞恳切地请他能拔冗到天津"公民日报"来帮助他们的副刊做编辑，并羞涩地说："因社中经费支绌，请半尽义务，月致车费四十金。"
四十金！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薪金了，张静庐自出生以来，还从来没有拿过那么多的工资呢。当过学徒，当过酒保的他，在店里能有吃有住就算不错的了，有几个铜板，能买一本书看看过过瘾，就算是神仙过的日子了，何尝妄想过手中纂着四十金呢？莫不是在做梦吧？
信在手上，不会是假的。去不去天津？那能不去？人家对你刮目相看，你能不识抬举？受宠若惊的张静庐，立马择日登上"开驶北洋班的盛京轮船"奔赴天津任上去了。
天津的"公民日报"实际上是华北国民党的机关报，也是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言论阵地，袁世凯暴卒后，报社就搬到北平，张静庐也就跟随报社来到北平，还是编辑他负责的报纸副刊，直到张勋复辟，报纸办不下去了，他才回到家乡结婚生子。
在家乡，他远赴山东贩卖过枣子，也做过公司的文牍，在一位前辈的支持下，还通读了资治通 鉴和说部丛书。此时，全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他在家乡再也呆不下去了，就又回到了上海，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爱国运动当中去了。
"十三"太保闹革命
张静庐向姊姊借了三块钱，来到上海，他刚到上海就赶上了上海"罢工、罢市、罢课"的"六三运动"，他参加了上海"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由他主持创办了《救国日报》，宣传爱国主义立场。不久，全国发生了七省进京请愿运动。七省进京请愿运动是以"反对西原借款，取消四路合同，罢免段其瑞，解散安福系武力边防军为目标。"张静庐作为"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的代表，成为上海四位参加七省进京请愿代表团的代表之一。七省代表中较著名的人士有：湖北的大律师施洋、南京的刘士英、天津的黄爱等。北大的学生代表张国焘在七省进京请愿代表团到达北平以后，为学生是否直接参加与他们发生了意见分歧，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因为上次学生在运动中已经吃了亏，为保护学生的安全，这次学生与市民一道作为外援。
七省进京请愿代表团在学生和市民的声援中，把段其瑞政府所在地新华门里的东辕门包围了起来，要求段其瑞出来对话。段其瑞吓得躲在里面不敢出来，最后派出200军警前来弹压，把包括张静庐在内的七省进京请愿代表团的代表全都抓进了监狱，进行审讯。张静庐在上海代表团的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理所当然地要被严加审讯了。他被连审了三次，逼迫他交待是受了谁的指派。张静庐咬紧牙关，不吐一字，以沉默来对抗。因为，他知道自己虽然还没有什么"主义和信仰"，但是他爱国，爱国是无须什么人来主唆的，是自己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自己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段其瑞逮捕七省进京请愿代表团，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后来"总算得到了胜利，为着拘捕请愿代表，摧残民意的过失之下，靳云鹏内阁倒台，龚心湛以财政总长资格代靳云鹏而组织内阁。"被拘捕的七省进京请愿代表团的代表才得以释放。"经过北大，俄专，等的慰劳之后，被送到天津。马千里是天津民众运动的领导者，招待我们很周到；一直到济南，南京，上海。"
到了上海斗争仍在继续，张静庐被宁波各届联合会领导人金臻庠、陈荇荪所赏识，推举为他们的代表参加全国各届联合会。但是很快，全国各届联合会被法租界查封了。接着，张静庐又加入了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五卅"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他们就发动起全市罢市运动。"五卅"惨案的周年纪念示威运动的传单，张静庐把它藏在他当时所在的光华书局里，再从那里偷偷地运出去，在南京路上向群众广为散发的。北伐前夕，张静庐所在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左派与右派发生了意见分歧，恽代英、沈雁冰、张廷灏另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张静庐就站到了以恽代英、沈雁冰为代表的左派阵营中去。后来恽代英到广州去，就增选张静庐为市党部执行委员。
同样如此，"北伐将出动前，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里是分成赞成和反对两派，暗斗很烈。"为了支持北伐，他们组成商界"党团"――"十三太保团"，即十三条马路的商民领导人的结合。张静庐就是这"十三太保"之一。他们领导了商界，为支持北伐战争等一系列革命斗争起了一定的作用。张静庐以为："一部商民运动史，'十三太保团'的领导工作是占着很重要的一页――北伐的响应，公关租界工部局参政权的争取，抗捐运动的扩展直到华人纳税会的成立，都有过英勇斗争的史实。"
锐意创新一书商
虽然张静庐在进入泰东图书局之前也弄过出版，但是，当他自从认识了赵南公后才算是真正地把脚踏进了出版界。这要从1920年他在泰东主编的《新的小说》月刊算起。中间虽然因政局和生活的缘故，他担任过联合通信社的外勤记者、香港中外交易所的文书股长、国闻通信社的外勤记者、筹办过杭州的《西湖晚报》、担任过《商报》的交际书记、新闻编辑、外勤记者。一圈兜下来，又回到了泰东图书局，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出版事业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1924年张静庐与沈松泉、卢芳等人一起创办了光华书局，没多久，他与洪雪帆、卢芳开办了现代书局，又独立创办了上海联合书店，创办了《现代》文艺月刊，还与自己的学生张步高、侄儿张鸿飞创办了上海杂志公司。
上海杂志公司无疑是中国出版业的一个创举。上海杂志公司主要业务是发售书刊杂志，但是，这不是张静庐的兴趣所在，于是在杂志公司里他把精力放在出版上。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由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叶灵凤主编的《文艺画报》、黄源主编的《译文》月刊、孟十还主编的《作家》、黎烈文主编的《中流》、平心主编的《自修大学》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胡风主编的《七月》、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抗战文艺》等。出版了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刘群主编的《当代青年丛书》、郑伯奇主编的《每月文库》丛书、刘白羽的《八路军七将领》、《游击中间》、舒群的《西线随征记》、姚雪垠的《战地书简》、碧野的《北方的原野》以及宣传抗日的小册子，起到了舆论宣传的积极作用。
张静庐一生中办了这么多的书店、书局，真可谓专精覃思了，尤其是上海杂志公司的成功更显示了他的能力，张静庐在经营杂志公司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一些至今对我们出版业有启迪作用的宝贵经验，而且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不占便宜亦"精明"
张静庐与郭沫若是在泰东图书局相识的。张静庐第一次真正当书店编辑就是在泰东图书局，不久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也到泰东编译所当编辑。虽然那时张静庐意见接受泰东老板赵南公的委托，让他帮他把经营方面的工作也负责起来，但是，他们还是在同一个书局共事，同时，张静庐的家就住在编译所后面的一间小亭子间里，他的才三岁的儿子鸿志，很得郭沫若的喜欢，他一有空闲就要去逗弄鸿志玩耍。在郭沫若逗留在泰东的半年时间内，张静庐为郭沫若编辑出版了两部书，一部是《女神》，一部是《茵梦湖》。因为郭沫若在日本时间长了，看到日本的书用是新五号字印行的，非常鲜亮，便也想用新五号字印行。为此，张静庐跑遍了上海，都没能找到用新五号自的书局，于是，他只好跑到位于虹口的日本人开的芦泽印刷所去打听，一问果然有新五号字可以排印。但是，他们开出的要价，令张静庐不得不退却了。日本人的价格，泰东根本无法承受。虽然不能让郭沫若完全满意，总算在张静庐的亲手操作下，两本术终于出版了，在《茵梦湖》付排时，郭沫若就又到日本福冈去了。
两年后，郭沫若带了太太和孩子回国后，还是回到泰东编译所任上，与郁达夫、成仿吾、李凤亭等一起创刊《创造周报》。由于这次他举家回国，泰东为他在哈同路上的民厚里找了房子住下，当见到张静庐的儿子鸿志仍然十分的喜爱，还要逗着他玩耍。
由于郭沫若和张静庐在泰东一起吃过"大锅饭"，是有交情的，所以，后来张静庐的光华书局成立时，张静庐请郭沫若赐稿时，郭沫若二话不说，就把他的新作《三个叛逆的女性》和一本《文艺论集》交给他出版。并且，答应以最低的条件――50元一期的稿费，帮他们编辑一种半政治半文艺的杂志《洪水》半月刊。
当张静庐创办起上海联合书店时就写信给郭沫若，请他为联合书店编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稿。那时，郭沫若正在日本东京的千叶市，化名为佐藤和夫，信是托李一氓先生给转寄的。张静庐当然知道郭沫若是搞文艺的，虽然也翻译过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类社科书籍，一般是很少弄这一类翻译的。再说他是个大忙人，不一定有时间帮他写种类文章，他只不过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写这封信的。不料，郭沫若接到他的信后，立即给他来了回信，说自己正在写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著作，即将完成，等脱稿后是可以交给他出版的。张静庐欣喜万分，立刻在四马路上打起了大幅广告。
张静庐很看重郭沫若的友谊，也为郭沫若"两肋插刀"过。当时，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和《水平线》后面的一篇论文"盲肠炎"被国民党有关书籍审查部门来向张静庐敲过竹杠，为了平息风波，张静庐自愿向这些人"一次孝敬过三百大洋。"
"为了决定《译文》的出版处所"，出版界的朋友在一起想办法，鲁迅先生就明确提出《译文》杂志可以交给上海杂志公司继续出版，鲁迅先生的理由让大家信服：因为上海杂志公司是"没有政治背景的纯粹新书店。"主编《译文》的黄源先生当然也很赞赏鲁迅先生的意见，但是，他听说张静庐做生意很精明，开始的时候，黄源"连每期登几行广告都写上合同去。"后来，交道打旧了觉得张静庐对朋友一点也不精明，合同期满后就再也没有订过合同。恰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祗要谁不想占谁的便宜，'精明'是无妨的。"
李公朴也是张静庐的一位好友，当时李公朴还是《申报》流通图书馆的主任，《申报》的"读书问答"专栏是艾思奇先生主编的。由于某种原因，将要取消这个栏目，改为它出，张静庐感到甚为可惜，就写信给李公朴，建议把这个栏目改为一个半月刊出版，李公朴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就慨然应允。于是，《读书生活》半月刊就在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虽然开始的时候他们是订了合同的，期满后没有继续签订合同，杂志照出不误。但是，经济交往总是要结算的，当张静庐向李公朴算帐时，李公朴一付小事糊涂的样子说："算了吧，你就吃亏些吧！"大智若愚！张静庐也就一笑了之。
张静庐以他的真诚得到了文坛朋友的大力支持，也以他的大度获得了文坛豪杰的友谊。
解放后，张静庐致力于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的整理工作，早在1938年他就出版过《我在出版界二十年》，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出版的珍贵史料，1954年他又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丁编和《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他的这些著作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史、出版史上的极为重要的文献。
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对他进行了不公正的打击，使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终于于1969年9月17日含冤逝世。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好在他的著作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位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特殊贡献的小说家和出版家。
"棋盘街"的巡阅使
清光绪二十四年，即公元1898年5月26日张静庐出生于浙江镇海的前绪乡清水湖村。其祖籍河南，祖上随南宋皇帝南迁至浙江，便落户在镇海。张静庐家境贫寒，其父是一位屠夫，还识得几个字，便不愿再干农活，就到当时的龙山镇开了一家鲜肉铺。屠夫虽然不被人看得起，但大小还是个商人，至少可以有点"闲钱"供子女读点书。于是，张静庐就有机会进了一家私塾，读那几本古时中国儿童都读的《百家姓》、《大学》、《中庸》一类的启蒙读本。尽管他后来又进了新式学堂，尽管他的国文考试总是班上第一，老师将他直升三年级，但是，他的地理、格致、算学、体操、唱歌都不怎么样，甚至不及格，五年级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再上中学。在小学里补习的竟然还是他所不喜欢的英文和算学，加上他常被老师用戒尺打手心，他愤而退学，小小年龄十三岁，就走出家门，与一位同乡去闯荡上海滩。
大上海的确是一望无垠、深不可测的大海，张静庐就无声无息地落在了上海天潼路上的一家名曰"同庆永"的烧酒行里，当一个小学徒。众所周知，所谓学徒就是打杂，早上为老板倒夜壶的事也是见怪不怪的家常便饭。这对于一个刚到上海的农村孩子，也不是无法忍受的，为了生存，他也挺下来了。因为，他发现了他业余的时间有了一个好去处，那就是上海的"棋盘街"。
那时候，上海滩的"大小书店都集中在河南路上。"一家连着一家，书店的玻璃橱窗一座连着一座，煞是好看。张静庐常常在下班以后，独自一人"从天潼路走到棋盘街，在每一家书店的玻璃柜窗外，独自个儿站立片刻，老是瞧着这五光十色的小说封面而发怔。"他每天乐此不疲，同事们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棋盘街巡阅使"。他竟然乐意接受而无恼怒，因为他完全被书迷住了。
原来，他刚到上海学徒的时候，店里常常有一些书贩子上门来向店员出租"小书"，价格便宜，内容丰富，"每一套书只要化三四个铜子，就可以让你看个饱。短小的三天一掉，大部的就搁上一个半月都要得。'小书'就等于现在的一折八扣的标点书。什么都有；当然，小说笔记是比较多些。"张静庐说："从这批'小书'我被引进另一个天地里了。"
1913年，十六岁的张静庐开始被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深深地吸引住了，"礼拜六派"的小说杂志里的小说、天虚我生主编的《女子世界》、许啸天主编的《眉语》、李定夷主编的《小说新报》和徐枕亚主编的《小说丛报》以及他的《玉梨魂》都成了张静庐阅读的对象。但是，他绝对没有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唯一的梦想就是哪一天能到商务印书馆当一名练习生。当然，以后他的志向逐步形成雏形，那就是："我有爱书的癖好，我有看小说的兴趣，我有想做出版家（甚至于做作家）的欲望。"
脱卸短衣换长衫
在旧社会，人们对一个人的评定常常可以从衣着上得到比较准确的判断，如短衣小打扮，一般是劳动人民，而那些穿长衫的人，大家都叫他们为先生的，他们不是老板有钱人，就是当官的，最差的也是个文人。通常穿长衫的人在公关场合会比穿短衣的人更受人尊敬一些，同样也表明穿长衫的人更有知识、更有地位。"学儿优则仕"，中国劳动人民的最大愿望也就是有朝一日能长衫换短衣了，而张静庐从农村出走到上海的潜意识恐怕也就在于此。
穿长衫从哪里穿起呢？他最终是要当一名作家、一位出版家的。他就从与出版有关的出版边缘行当―― 一家洋纸行"新康洋纸号"的学徒做起。天下学徒都一样，都是要打杂的，但是洋纸号里的学徒要比烧酒行里的学徒安逸一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看书。
张静庐当"棋盘街巡阅使"一共当了整整三年之久，这三年实际上是学习的三年，使他懂得了什么是小说，什么是诗歌，什么是散文，什么是文化。于是，一个只读过五年小学的孩子，就斗胆写起了小说，他的处女作就是小说《冷与热》，小说写了一个女子同时爱上了一个富家弟子和一个家境贫寒的青年，她的爱情常常要受到金钱多寡的影响，因此，无法取舍，处于矛盾的思想状态之中。今天看来这仅仅是一个通俗故事，一篇爱情小说，但在当时，却已经有相当深刻的思想意义了。这篇小说寄出去后，张静庐等来的却是一张退稿信。编辑告诉他，小说写得相当不错，就是错别字太多，生硬拗口的字句太多。一个才小学毕业的小孩，要写成一篇可以发表的白璧无瑕的作品，真有点异想天开了。
"异想天开？"张静庐可不是这么想的，对编辑的批评，他张静庐是服气的。但是，他不会因此而退却，他还要写，还要写小说的。没过一个月，他的第二篇小说就又出笼了。篇名叫 《游丝》，他又斗胆寄给了一家妇女周报，这回他可是吸取了上回的教训，写完后，他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确认没有再发现错别字后，才拿出去邮寄。令他怦然心动的是，这家周纸竟然给他赫然醒目地登出来了。他 太激动了，他当天就跑到棋盘街和书店更为集中的四马路的报摊上一下子买了十几份报纸，捧回家后把自己的小说读了一遍又一遍，正是百读不厌啊！
然而，写一篇小说是脱不了短衣换不来长衫的。以后，他就拼命地写小说，几乎可以两天写一篇小说。因为，他现在已经与前大不相同了，他与发表他小说的那位妇女周报的主编上海滩著名的记者沈卓吾先生成了"忘年交的朋友"。
就是在他哥哥与朋友合开的"小醉天酒馆"，充当外账房的时候，他还是一边收帐，一边写小说，以至于常常把帐算错，最后自己也觉得无力在干下去而另谋高就。这时候他写小说的速度就是二天一篇。大多发表在夏秋风主编的上海"中外日报"副刊上。
初试锋芒办"小报"
对一些文学青年来说，写小说的确是一种爱好，是一种愿望，更是一种精神的宣泄。张静庐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人。当他的这种精神需求向外扩展后，当他的朋友，如沈卓吾一类的出版界的精英朋友多起来了之后，他自己自然而然地也会往这方面去谋求发展，也会企求自己有朝一日也办一个刊物风光一番。
其实，早在十七岁哪年，张静庐就小试锋芒过的。那时，他办过一张名叫《小上海》的报纸，这张小报没出版几期，就因为上面刊登了一篇有关"性"方面内容的文章，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妨害风化"罪，勒令其停刊。这对张静庐来说无疑是婴儿被扼杀在摇篮里了。其实，那篇文章只是一篇从"医学"方面的文章而已，但是，在那个时代，工部局就是衙门，老百姓是有理无钱莫进来的。他叫你关门，你就得关门，无理可讲。
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关了小报，张静庐就搞别的。他向亲朋好友借了三百元钱，又出版了两种杂志，一本叫《小说林》，一本叫《滑稽林》。
不过，出版报纸杂志是一回事，能把出版了报刊卖出去是另一回事。张静庐虽然亲手把两种杂志办出来了，能不能卖出去呢？他搞杂志可以说是单打独斗、孤家寡人。他的旗下根本就没有发行部门，也请不起帮手，更没有发行渠道。于是，张静庐就一个人，把刊物亲自送给街头报摊，委托他们帮他发行，这个几十本，那个几百本。当他把近千本刊物送完以后，心头一阵痛快，透着一阵成就感。心想，过了个把月，就可以去收帐了，到时候不仅可以把借款还掉，说不定还能赚上一点，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所需就心满意足啰。
不料，月后他到报摊上去向摊主收钱时，人家把眼珠一瞪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你无凭无据地凭什么说我收了你的杂志呢？
这下张静庐可傻眼了。为什么？因为，对经营一窍不通的张静庐在给人家杂志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到过问人家要收条。被人家一问，哑口无言。张静庐这个亏就吃得大，吃得暴了，问亲朋好友借来的几百元钱就这么一下子统统血本无归了。
这件事要是给一般人碰上，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出版发行这条"华容道"肯定是再也不敢去趟了。可是，这件事偏偏碰上的是张静庐，他可是个认准了一条道跑到底的主。
这一天，他突然接到天津的一位朋友的来信，并随信寄给他几份天津版的"公民日报"，上面公然转载了他在上海"中外时报"上发表的小说，而天津的这家报纸事先没有跟他打过招呼。他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公民日报"竟然不懂规矩，胆敢犯侵犯版权罪，喜的是，他的小说竟然有人喜欢，把它偷偷的给转载了。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客客气气的质问信，寄给"公民日报"的经理刘揆先生，原以为人家根本不会答理他这个无名小卒的，那知道，刘先生接到信以后马上给他来了回信，一方面表示了道歉，一方面对他的小说大大地赞扬了一番，并言辞恳切地请他能拔冗到天津"公民日报"来帮助他们的副刊做编辑，并羞涩地说："因社中经费支绌，请半尽义务，月致车费四十金。"
四十金！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薪金了，张静庐自出生以来，还从来没有拿过那么多的工资呢。当过学徒，当过酒保的他，在店里能有吃有住就算不错的了，有几个铜板，能买一本书看看过过瘾，就算是神仙过的日子了，何尝妄想过手中纂着四十金呢？莫不是在做梦吧？
信在手上，不会是假的。去不去天津？那能不去？人家对你刮目相看，你能不识抬举？受宠若惊的张静庐，立马择日登上"开驶北洋班的盛京轮船"奔赴天津任上去了。
天津的"公民日报"实际上是华北国民党的机关报，也是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言论阵地，袁世凯暴卒后，报社就搬到北平，张静庐也就跟随报社来到北平，还是编辑他负责的报纸副刊，直到张勋复辟，报纸办不下去了，他才回到家乡结婚生子。
在家乡，他远赴山东贩卖过枣子，也做过公司的文牍，在一位前辈的支持下，还通读了资治通 鉴和说部丛书。此时，全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他在家乡再也呆不下去了，就又回到了上海，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爱国运动当中去了。
"十三"太保闹革命
张静庐向姊姊借了三块钱，来到上海，他刚到上海就赶上了上海"罢工、罢市、罢课"的"六三运动"，他参加了上海"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由他主持创办了《救国日报》，宣传爱国主义立场。不久，全国发生了七省进京请愿运动。七省进京请愿运动是以"反对西原借款，取消四路合同，罢免段其瑞，解散安福系武力边防军为目标。"张静庐作为"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的代表，成为上海四位参加七省进京请愿代表团的代表之一。七省代表中较著名的人士有：湖北的大律师施洋、南京的刘士英、天津的黄爱等。北大的学生代表张国焘在七省进京请愿代表团到达北平以后，为学生是否直接参加与他们发生了意见分歧，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因为上次学生在运动中已经吃了亏，为保护学生的安全，这次学生与市民一道作为外援。
七省进京请愿代表团在学生和市民的声援中，把段其瑞政府所在地新华门里的东辕门包围了起来，要求段其瑞出来对话。段其瑞吓得躲在里面不敢出来，最后派出200军警前来弹压，把包括张静庐在内的七省进京请愿代表团的代表全都抓进了监狱，进行审讯。张静庐在上海代表团的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理所当然地要被严加审讯了。他被连审了三次，逼迫他交待是受了谁的指派。张静庐咬紧牙关，不吐一字，以沉默来对抗。因为，他知道自己虽然还没有什么"主义和信仰"，但是他爱国，爱国是无须什么人来主唆的，是自己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自己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段其瑞逮捕七省进京请愿代表团，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后来"总算得到了胜利，为着拘捕请愿代表，摧残民意的过失之下，靳云鹏内阁倒台，龚心湛以财政总长资格代靳云鹏而组织内阁。"被拘捕的七省进京请愿代表团的代表才得以释放。"经过北大，俄专，等的慰劳之后，被送到天津。马千里是天津民众运动的领导者，招待我们很周到；一直到济南，南京，上海。"
到了上海斗争仍在继续，张静庐被宁波各届联合会领导人金臻庠、陈荇荪所赏识，推举为他们的代表参加全国各届联合会。但是很快，全国各届联合会被法租界查封了。接着，张静庐又加入了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五卅"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他们就发动起全市罢市运动。"五卅"惨案的周年纪念示威运动的传单，张静庐把它藏在他当时所在的光华书局里，再从那里偷偷地运出去，在南京路上向群众广为散发的。北伐前夕，张静庐所在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左派与右派发生了意见分歧，恽代英、沈雁冰、张廷灏另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张静庐就站到了以恽代英、沈雁冰为代表的左派阵营中去。后来恽代英到广州去，就增选张静庐为市党部执行委员。
同样如此，"北伐将出动前，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里是分成赞成和反对两派，暗斗很烈。"为了支持北伐，他们组成商界"党团"――"十三太保团"，即十三条马路的商民领导人的结合。张静庐就是这"十三太保"之一。他们领导了商界，为支持北伐战争等一系列革命斗争起了一定的作用。张静庐以为："一部商民运动史，'十三太保团'的领导工作是占着很重要的一页――北伐的响应，公关租界工部局参政权的争取，抗捐运动的扩展直到华人纳税会的成立，都有过英勇斗争的史实。"
锐意创新一书商
虽然张静庐在进入泰东图书局之前也弄过出版，但是，当他自从认识了赵南公后才算是真正地把脚踏进了出版界。这要从1920年他在泰东主编的《新的小说》月刊算起。中间虽然因政局和生活的缘故，他担任过联合通信社的外勤记者、香港中外交易所的文书股长、国闻通信社的外勤记者、筹办过杭州的《西湖晚报》、担任过《商报》的交际书记、新闻编辑、外勤记者。一圈兜下来，又回到了泰东图书局，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出版事业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1924年张静庐与沈松泉、卢芳等人一起创办了光华书局，没多久，他与洪雪帆、卢芳开办了现代书局，又独立创办了上海联合书店，创办了《现代》文艺月刊，还与自己的学生张步高、侄儿张鸿飞创办了上海杂志公司。
上海杂志公司无疑是中国出版业的一个创举。上海杂志公司主要业务是发售书刊杂志，但是，这不是张静庐的兴趣所在，于是在杂志公司里他把精力放在出版上。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由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叶灵凤主编的《文艺画报》、黄源主编的《译文》月刊、孟十还主编的《作家》、黎烈文主编的《中流》、平心主编的《自修大学》丁玲、舒群主编的《战地》、胡风主编的《七月》、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抗战文艺》等。出版了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刘群主编的《当代青年丛书》、郑伯奇主编的《每月文库》丛书、刘白羽的《八路军七将领》、《游击中间》、舒群的《西线随征记》、姚雪垠的《战地书简》、碧野的《北方的原野》以及宣传抗日的小册子，起到了舆论宣传的积极作用。
张静庐一生中办了这么多的书店、书局，真可谓专精覃思了，尤其是上海杂志公司的成功更显示了他的能力，张静庐在经营杂志公司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一些至今对我们出版业有启迪作用的宝贵经验，而且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不占便宜亦"精明"
张静庐与郭沫若是在泰东图书局相识的。张静庐第一次真正当书店编辑就是在泰东图书局，不久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也到泰东编译所当编辑。虽然那时张静庐意见接受泰东老板赵南公的委托，让他帮他把经营方面的工作也负责起来，但是，他们还是在同一个书局共事，同时，张静庐的家就住在编译所后面的一间小亭子间里，他的才三岁的儿子鸿志，很得郭沫若的喜欢，他一有空闲就要去逗弄鸿志玩耍。在郭沫若逗留在泰东的半年时间内，张静庐为郭沫若编辑出版了两部书，一部是《女神》，一部是《茵梦湖》。因为郭沫若在日本时间长了，看到日本的书用是新五号字印行的，非常鲜亮，便也想用新五号字印行。为此，张静庐跑遍了上海，都没能找到用新五号自的书局，于是，他只好跑到位于虹口的日本人开的芦泽印刷所去打听，一问果然有新五号字可以排印。但是，他们开出的要价，令张静庐不得不退却了。日本人的价格，泰东根本无法承受。虽然不能让郭沫若完全满意，总算在张静庐的亲手操作下，两本术终于出版了，在《茵梦湖》付排时，郭沫若就又到日本福冈去了。
两年后，郭沫若带了太太和孩子回国后，还是回到泰东编译所任上，与郁达夫、成仿吾、李凤亭等一起创刊《创造周报》。由于这次他举家回国，泰东为他在哈同路上的民厚里找了房子住下，当见到张静庐的儿子鸿志仍然十分的喜爱，还要逗着他玩耍。
由于郭沫若和张静庐在泰东一起吃过"大锅饭"，是有交情的，所以，后来张静庐的光华书局成立时，张静庐请郭沫若赐稿时，郭沫若二话不说，就把他的新作《三个叛逆的女性》和一本《文艺论集》交给他出版。并且，答应以最低的条件――50元一期的稿费，帮他们编辑一种半政治半文艺的杂志《洪水》半月刊。
当张静庐创办起上海联合书店时就写信给郭沫若，请他为联合书店编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稿。那时，郭沫若正在日本东京的千叶市，化名为佐藤和夫，信是托李一氓先生给转寄的。张静庐当然知道郭沫若是搞文艺的，虽然也翻译过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类社科书籍，一般是很少弄这一类翻译的。再说他是个大忙人，不一定有时间帮他写种类文章，他只不过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写这封信的。不料，郭沫若接到他的信后，立即给他来了回信，说自己正在写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著作，即将完成，等脱稿后是可以交给他出版的。张静庐欣喜万分，立刻在四马路上打起了大幅广告。
张静庐很看重郭沫若的友谊，也为郭沫若"两肋插刀"过。当时，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和《水平线》后面的一篇论文"盲肠炎"被国民党有关书籍审查部门来向张静庐敲过竹杠，为了平息风波，张静庐自愿向这些人"一次孝敬过三百大洋。"
"为了决定《译文》的出版处所"，出版界的朋友在一起想办法，鲁迅先生就明确提出《译文》杂志可以交给上海杂志公司继续出版，鲁迅先生的理由让大家信服：因为上海杂志公司是"没有政治背景的纯粹新书店。"主编《译文》的黄源先生当然也很赞赏鲁迅先生的意见，但是，他听说张静庐做生意很精明，开始的时候，黄源"连每期登几行广告都写上合同去。"后来，交道打旧了觉得张静庐对朋友一点也不精明，合同期满后就再也没有订过合同。恰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祗要谁不想占谁的便宜，'精明'是无妨的。"
李公朴也是张静庐的一位好友，当时李公朴还是《申报》流通图书馆的主任，《申报》的"读书问答"专栏是艾思奇先生主编的。由于某种原因，将要取消这个栏目，改为它出，张静庐感到甚为可惜，就写信给李公朴，建议把这个栏目改为一个半月刊出版，李公朴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就慨然应允。于是，《读书生活》半月刊就在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虽然开始的时候他们是订了合同的，期满后没有继续签订合同，杂志照出不误。但是，经济交往总是要结算的，当张静庐向李公朴算帐时，李公朴一付小事糊涂的样子说："算了吧，你就吃亏些吧！"大智若愚！张静庐也就一笑了之。
张静庐以他的真诚得到了文坛朋友的大力支持，也以他的大度获得了文坛豪杰的友谊。
解放后，张静庐致力于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的整理工作，早在1938年他就出版过《我在出版界二十年》，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出版的珍贵史料，1954年他又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丁编和《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他的这些著作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史、出版史上的极为重要的文献。
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对他进行了不公正的打击，使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终于于1969年9月17日含冤逝世。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好在他的著作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位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特殊贡献的小说家和出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