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是晴天霹雳,天陨突降的大悲日子,就在这一天,中国人民、中国文化革命、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赤子、旗手和巨匠，鲁迅先生与世长辞了。在为鲁迅先生扶柩送葬的人中间，有一位脸庞削瘦，戴着一付日本式的黑框眼镜的青年人，痛不欲生地扶着鲁迅的灵柩，步履沉重地行进着，他是谁？他就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好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经理、作家、翻译家吴朗西先生。
一
吴郎西先生怎么也不会忘记那些年来与鲁迅先生的交往。１９３９年秋的一天黄源在鲁迅先生的家里谈起了鲁迅先生译的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的出版问题，原本由生活书店与黄源约定好要出的，后来因故否定了。鲁迅先生就问黄源：“你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出版？”于是，黄源向鲁迅先生推荐了由吴郎西、巴金等人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鲁迅先生觉得可以，于是，由黄源出面在南京饭店请客，把双方约在一起谈谈。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５日记得十分明白：“河清邀在南京饭店，晚与广平携海婴往，同席共十人。”河清即黄源这十人中有鲁迅、茅盾、黎烈文、吴郎西、巴金、胡风、傅东华、许广平、黄源、海婴。吴郎西久仰鲁迅先生的大名，也曾在1933年向鲁迅先生约过稿，将鲁迅先生的文章《说面子》发表在《漫画生活》第二期上。10月30日吴郎西邀鲁迅先生在梁园吃饭，继续性鲁迅先生约稿，在饭桌上他首次见到鲁迅先生，作为一个青年心中自是油然升起一种敬仰之情。当黄源出面再次为吴郎西引见鲁迅先生的时候，吴郎西更是增加了一份敬重。那时黄源准备东渡扶桑，知道吴郎西没去过鲁迅先生的家，就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８日带着吴朗西到鲁迅府上拜谒鲁迅。当日，鲁迅日记记道：“晚吴西郎、黄河清同来，签定译文社从书约。”由黄源先生的引见，吴朗西从此与鲁迅先生接触甚频，过往极丛。从此，鲁迅先生有许多作品都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如：鲁迅的第一部《死魂灵》不到两个月就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巴金主编的《文学丛书》的第一本就是鲁迅的《故事新编》。吴郎西非常感激鲁迅先生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他说：“鲁迅先生为什么对这刚开办的小小出版社这样信任？我想，是先生通过黄源了解到我们的情况，而有心支持我们的吧。”是的，当时，他们就象一棵出土的萌芽，需要阳光和水分，鲁迅先生就是这阳光和水分。鲁迅先生对出版书藉是十分内行，也是十分认真的，而吴郎西由于对鲁迅的敬重和崇拜，十分谦恭地向鲁迅先生学习，倾听他关于出版书刊的具体建议，又非常认真地去加以实施。与吴郎西一起工作的丽居在核对鲁迅先生校阅过的《死魂灵》清样时，发现鲁迅连遗漏一个“了”字或“的”字都校得十分清楚明白。当丽尼把这个发现告诉吴郎西时，吴郎西肃然起敬，他决心以鲁迅先生为榜样，做一个办事认真的人。
《死魂灵百图》精装本由鲁迅先生精心策划，由书画家钱君 设计装帧的，鲁迅主张用绸面，“因为绸面既美观而价钱又不太贵。”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吴郎西和钱君匋决不马虎，他们一起跑了几家绸庄，才在湖州绸庄买到了一种蓝色绸了，很合鲁迅先生的意。书出来以后，鲁迅先生对“其中的三张，原是密线，用橡皮版一做，就加粗，中国又无印刷好手，于是弄到这地步。”颇有微词，吴郎西知道后，虽无能为力，心中很难受，但在今后的工作中，他力求完美，令鲁迅满意、在鲁迅先生病中，他也会拿上一本好书去给鲁迅先生看，当鲁迅先生编的《凯绥.河勒惠支版画选集》的几本精装本出来后，他马上拿到鲁迅先生家里去，他想：“先生看到这本书，一高兴，病也会更好一些。”果然，鲁迅先生看了很高兴，“先生精瘦的脸上流露出喜悦的神情。”吴郎西是用自己的认真工作成果来换取鲁迅先生的康复。
为了鲁迅先生高兴，他还经常在先生家里陪喝酒，因为他每到鲁迅先生家里，“鲁迅先生常常留他吃饭，每次都和他各饮半斤黄酒；鲁迅先生一喝酒，兴致就很高，话也多起来。”在聆听鲁迅先生的话语中，他学到了很多、很多。
然而，鲁迅先生不幸走了，他抚着灵柩，他回想着先生的音容笑貌，耳边仿佛仍在回响着先生的教诲。他失声痛哭，他再也见不到他所崇敬的师长了，他明白此时唯有努力地写作、认真地编书、出书方能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二
吴郎西出生于１９０４年农历８月２７日。曾用笔名：石生、静川 等，虽原籍在浙江吴兴，祖上却早由浙江游幕到四川，做县级幕僚，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人家，其父亲则在四川开县做文牍。７岁时因祖父故，靠伯父抚养，读得私塾，刻苦自学，为会算盘，三日三夜不眠，无师自通。有了本事，便也外出学幕，先后在开县、达县、重庆等地机关担任科员、科长之职。在这样的家庭中，吴郎西从发蒙学识说文解字，到小学读书做古文，为他今后的文化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五四”运动的爆发、一本《极乐地》、一本《共产党宣言》，改新后的《小说月报》、《女神》、《沉沦》、《少年维特的烦恼》使他再也不能静心的盘桓在重庆山城了。1921年他来到了上海入澄衷中学、吴凇中国公学中学部求学，他开始懂得了“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区别。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之江大学。浙江的之江大学――这个中国文化人的温床，培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多少作家、诗人、翻译家啊。然而，她的那种教会学校的气氛却是吴郎西所不能接受的，他不愿去做礼拜。但是，教会学校的外语教育则使吴郎西得益匪浅，他的英语水平在之江大学得到很大的提高。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也激起了吴郎西的火气，他因故与学校的学监吵了一架，一怒之下跑到上海参加反帝运动，并投到立达学园创办人匡互生老师的门下，一边自学，一边打工，所谓打工就是吴郎西将父亲寄给他的100元回家路费作为本钱在立达学园外开了一个卖书兼卖杂货糖果的小店，却无法维持生活。
于是他动起了到日本去勤工俭学的念头，他听别人说在日本一边卖报一边读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而，事与愿违，当他真的来到了东京，卖报的工作根本无法找到，他虽然考上了东京上智大学的德文系，生活却无着落，学费一拖再拖，过着饱一餐饥一天的日子。幸亏他后来斗胆参加了四川省的赓款补助费的考试，获得了70元补助费，读书和生活的问题马上迎入刃而解，常常还能帮助他人。如果不是这庚款补助费的话，他肯定会没读完学业就要打道回府了。
事实上，后来他的确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就打道回府，不过让他打道回府的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和他的爱国心、他的良知，就在他们马上就要拿到上智大学的毕业证书的前夜，“九.一八”事件发生了，不要说吴郎西想再读三年的研究生的愿望成为了泡影，就是要他为了一张毕业文凭在日本再待一天也是无法想象的奇耻大辱。他们热血沸腾，立即回国，意欲马上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
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令这些热血青年抗日无路、报国无门，却立刻碰到了如何维系生存的紧迫问题。这些肩不能扛斤、手不能提两的大学生，在那个危机的年代如何来维持一日三餐的基本需求呢？想来想去只好靠自己手中的一枝笔，靠自己的一点文化知识了。真是没有饭吃那来理想，吴郎西却从此走上了文坛……
三
从读小学起，吴郎西就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的一位小学江老师就信仰无政府主义，中学老师沈仲九、匡互生都信仰无政府主义，他的同学吴克刚、朋友巴金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都成了他的志同道合者。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的确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匡互生是北师大“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五四”学生游行，是他“第一个跳进赵家楼放火的。”他们在反政府的同时，政治上更倾向于共产党。当时吴郎西想靠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可是，就是这个小小的半饥不饱的愿望也被日本帝国主义的炮声打断了，“一二八”凇沪抗战爆发，吴郎西在闸北的书稿和在日本五年多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料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下。为避炮火，吴郎西不得不离开了上海，到浙江杭州不久应福建泉州平民中学校长之邀到平民中学去教语文和英文。
这所平民学校的确具有平民化的理想主义色彩，“教师学生互尊、互助、互爱”，“平等、自由、民主思想较浓厚地灌输到学生身上”。那里没有工友，一切勤杂都由教师和学生自己来做，师生一家，师生平等，无政府色彩，乐融融无比。如果说不发生变故，吴郎西也许在讲台上了此一生了。可巧，一年后他祖母病重，他不得不回四川探望。此时，与吴郎西相识十年的女友柳静的大哥柳 庆在上海为三一印刷公司创办了《美术生活》画报，想让他去帮忙，他便应邀到上海任该杂志的文字编辑。翌年4月吴郎西与柳静结为终身伴侣，这个柳静可不是一般的女子，她将对吴郎西的未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也许是命运使然，也许是他自己的热爱，他从此真正登上了文坛。
美术是吴郎西喜爱的艺术，无论是中国画，还是西洋画，他都略通一二，尤其喜欢漫画，他觉得漫画特别有意思，同时还有战斗性。在《美术生活》杂志社里他虽然负责文字工作，但是他与一些画家如蔡若虹、黄士英等人结成了好朋友。由于来稿很多，其中不少是具有揭露社会和讽刺意义的漫画《美术漫画》一下子登不掉，吴郎西就与画家们商量办一个专门发表漫画作品的杂志，于是，吴郎西和黄士英担任主编创办了《漫画生活》，除了发表漫画外还刊登杂文，其中有鲁迅、茅盾、巴金、老舍、胡逾之、王统照、张天翼、欧阳山、黎烈文、丽尼、靳以的杂文。
虽然，吴郎西手中已经有了二本杂志，可他的理想和抱负不是这二本杂志所能包容得了的，他有更大的理想，就是要把他在日本留学时看到的国外最好的图书介绍给中国。他想到了要办一个出版社，专门出版别人不愿意出的单行本。他找来了好同学伍禅（笔名陆少懿）、好朋友丽尼（郭安仁），向他们谈出了自己的想法。伍禅是吴郎西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学生，当时伍禅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生物系，他们一同回国，一同在泉州平民学校教书。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与同在泉州的黎明高级中学教书的丽尼熟识了起来，虽然吴郎西早已认识丽尼，在泉州就更加知己了。吴郎西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同。不过，主意虽好，真要办起来谈何容易，三个穷秀才，统统把自己的口袋翻个个，怕也拿不出几个铜板来。连最起码的启动资金都没有，还妄谈什么办杂志？
此时，在一旁的柳静抿嘴一笑说，不知道你们需要多少钱，300元够了吗？
300元！天那！那该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啊！可是吴郎西知道那是柳静多年的积蓄啊。这可是她在结婚时都捂得紧紧的，舍不得化的私房钱哪。柳静看着三个穷秀才将信将疑的样子，转身到房里，不一会儿，她双手捧出了明幌幌的300大洋来，安安稳稳地放在了桌子上。好一阵子，三个穷秀才才回过神来，一阵欢呼，说不尽的千恩万谢。
那时侯，只要有钱，一宣布，一登记，出版社就成立了。但是，第一本书出什么呢？要一炮打响，出第一本书可是个关键哪。原本打算出丽尼翻译的《田园交响乐》，这是法国作家纪德的一部小说，已在《大众小说》上发表过，如果出一本单行本也一定不错的，大家都很赞同。但是吴郎西回家后突然想起前些天伍禅从日本带回来一本美国政论家约翰.史蒂尔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正值希特勒上台后疯狂地扩军备战，四处侵略，全世界人民都在担心会不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约翰。史蒂尔的这本书所说的正是人们所热切关注的热点话题，肯定会有好卖点，先出这本书就一定会一炮打响。大家一听他的想法，认为很对，就把伍禅的那本书带给了同学许天虹，请他马上翻译出来。这时候，他们才想起来用什么丛书名？原来打算出版外国文学，现在却出版了政治读物了，这不由地让吴郎西想起了美国的《万人丛书》、日本的《岩波文库》了，他从《美术生活》、《漫画生活》联想到文化生活，于是他说，用文化生活丛书怎么样？吴郎西接着说：好的，我们的出版社也可以叫：文化生活出版社怎么样？他的提议得到了丽尼等人的赞同，就请老朋友钱君匋以刻写的手法在所出的书上绘上“文化生活出版社”几个字。一个将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出版社，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社上占居重要位置的出版社就此诞生了。
这期间，吴郎西写信给在日本的老朋友巴金，告诉他办出版社的事情，请他赐稿，并主编《文化生活丛刊》，巴金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虽然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第一种，《第二世界大战》于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０日出版了。
果然，该书出版一炮打响，反响积极。于是，第二种丽尼的《田园交响乐》也于６月初出版。后鲁迅的《俄罗斯的童话》、巴金的《俄国社会主义史话》、巴金译的《狱中记》、吴郎西编选的《柏生活素描》漫画集，相继出版，伍禅、陆圣泉（陆蠡）、杨挹清、俞福祚都参加了文化出版社的各项工作。
四
从本质上来讲文生社是一个股份制出版社。
由吴郎西之妻柳静的３００元私房钱起家的，后来伍禅投资了２０００元，卫惠林投资了５０元。经过几年的运作，当时已有资产净值２００００元。
然而，看起来的确是一个股份制的出版社，出资入股的人直到１９５４年公私合营时，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的红利。并且柳静、吴郎西、巴金、朱之先、伍禅、丽尼、柳静等人都有其他方面的工作收入，都不领报酬，完全是“义务劳动”。这无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正当文化生活出版社开始发展壮大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如美国人约翰.史蒂尔所预言的那样在世界上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向了上海。文生社的安全同其他文化企业单位一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八.一三”抗战发生后，
1938年4月，上海的文生社由陆蠡、吴金堤支持，因出售进步书刊，位于霞飞路商场的书店被与日寇勾结的法国巡捕封闭。
为保存实力，吴郎西即回四川筹备文生社内迁事宜，巴金也到广州为文生社开设分社。1939年9月在四川重庆民国路上的文生社重庆分社开业了，吴郎西任总经理，巴金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
文生社在业务上靠巴金，在管理上靠吴郎西，吴郎西的企业管理的才能便充分地显示出来了。重庆沙坪坝是一个文化区，那里有学校、书店，却没有日常用品商店，物质供应相当匮乏，使文化人和师生们感到生活上多有不便。吴郎西就征求了有志者的意见，以入股的方式，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由中央大学教授胡焕镛担任理事主席，吴郎西任理事总经理，刘昆水任经理。合作社办得红红火火，很受大家的欢迎，吴郎西则是进一步显示了他的管理才能。这时，他的表舅，四川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见他在这方面有才华，就请他在沙坪坝开办和成银行办事处。他同意了，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让他继续文生社的工作。表舅也同意了，同时吴郎西、巴金、丽尼也都认为吴郎西能在银行兼个职是求之不得的事，将来文生社的资金来源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其实，巴金、丽尼等人早已看出吴郎西不仅仅有文才，而且有经商、管理的头脑，在办文生社的时候，吴郎西就算过二笔帐，第一，办文生社出什么书才能赚钱？吴郎西说，现在大多数书店都不大愿意出单行本，我们就来填补这个空白，我们出一本算一本。估计一种书印两千本，如果一年内能够销完，收回定价百分之六十的货款，付给作译者百分之十五的出版税，就不会赔本，可能还能赚一点。第二本帐就是：稿源来路，吴郎西又“屈指一算，我们接近的朋友能翻译英文的有巴金、丽尼、黄源、许天虹（笔名白石）、陆圣泉、张易（笔名伯峰）、吴克刚和我等等，能够翻译法文的有马宗融、罗世弥（笔名罗淑）、毕修夕（笔名郑绍文）、陆圣泉、吴克刚、陈瑜清（笔名诸侯）、郎伟等等，能够翻译日文的有伍禅、张易、林琦（笔名林雪清）、黄源和我等等。我还可以翻译德文。”这两笔帐被吴郎西算得一清二楚，如大 点将、会计算帐，没一丝一毫的差池。难怪文生社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直支持到公私合营，难怪他的表舅要让他到银行来做事，更难怪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造反派打成文化“资本家”了。
五
吴郎西待人宽厚，严于律已，办事认真，兼恭亲和，不仅得到鲁迅、茅盾、巴金、丰子恺这些大家的赏识，而且得到伍禅、陆蠡、丽尼、毕修 等同仁的衷心拥戴，他们与吴郎西同心同德，共同为文生社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１９２８年吴郎西在日本留学时与陈瑜清很熟，陈瑜清是茅盾介的表弟，茅盾到日本后，是他介绍吴郎西认识茅盾，回上海后他们也多有往来，柳静更早些时候就认识茅盾，因此，茅盾对他们十分信任，当时茅盾的身份不便公开，他的一部分书信，其中不乏“机密”的信件，都请吴郎西转收后再送到茅盾秘密的住所，亲手交给茅盾本人。
丰子恺从广西到沙坪坝租地盖房就是请吴郎西帮的忙，房子就盖在吴郎西家的附近，两家成为近邻。柳静办“互生书店”时，就是请丰子恺写的店名招牌。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后，当吴郎西得知丰子恺在翻译日本名著《源氏物语》有问题时，一直鼓励他一定要把它译出来，当吴郎西得知丰子恺在学习俄语时，就请他重译屠格洛夫《猪人笔记》。而吴郎西准备译完再版古尔布兰生的漫画时，就请丰子恺用钢笔书写译文，丰子恺俊秀洒脱的字体与古氏２００幅漫画放在一起相映成趣，珠联壁合，为译本大增光彩，丰子恺经常作画送给吴郎西，吴郎西还和丰子恺、柳静的弟弟柳光青一同翻译了《蒙古短篇小说集》。
巴金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但他为了吴郎西、为了文生社，实在是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巴金去日本看看，就是在吴郎西等人的鼓动下才东渡的。并由吴郎西介绍，巴金在日本住在一个叫武田的朋友家里长达三个月。在重庆，庆祝文生社十周年时，巴金有时住在吴郎西的大房间，有时住在文生社的住房里，
陆蠡是文生社最好得力的干将之一，是昊郎西最依赖的朋友，当文生社迁往重庆时，他坚守在上海，不幸有一天被日本占领军逮捕入狱，被日本宪兵“用毒刑杀害。”陆蠡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但他倾向革命，追求进步。他的死，使吴郎西十分悲痛，在与他人商量后，文生社由吴郎西“定期把抚恤金交给陆蠡的妹妹，赡养陆的父亲和女儿陆莲英。１９５３年，经过黄源等的努力，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陆蠡为革命烈士。”
虽然吴郎西是沙坪坝消费合作社的总经理，在庆祝这个合作社成立三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吴郎西借故到重庆去了，故意让经理刘昆水主持庆祝会，在重庆“混”了一天，这种不图名、不为利的品格受到大家的崇敬。投到朋友遍天下。
由吴郎西妻子柳静在重庆沙坪坝以区互生为名的互生书店成为朋友们来往、来聊天、来吃饭的地方，巴金、汝龙夫妇在书店楼上住过，华林、蒋碧薇、叶君健、章靳以、卫惠林、马宗融等人常常来聊天小聚。
文生社和当时的其他书店、出版社一样团结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大批文学家。
不仅如此，吴郎西与日本友人出版家内山完造先生感情甚笃，这里面除了有鲁迅先生的关系之外，吴郎西的为人忠厚老实、办事认真，也给内山完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2年内山完造到上海来的时候，吴郎西与丰子恺专程到饭店与他会见、叙旧。并把内山完造在抗战胜利后遣返日本时留给张季飞的书稿当面还给他。吴郎西还陪同内山完造到万国公墓为他的前妻扫墓，还陪同他参观了鲁迅故居和鲁迅纪念馆。
虽然，他没有到过欧洲，但是他翻译的欧洲的作家的作品不下数十种之多。
吴郎西一生翻译、写作的作品甚多，重要的计有：
潘菲洛夫的《布鲁斯基》
伊林的《五年计划》
冈本一平的《漫画论》
K.朱可夫斯基的《好医生》
瓦格纳的《华尔特和钢铁巨人》
列昂.巴斯德纳克的《31号火车头》（剧本）
《田中角荣》、《吉田学校》、《角福火山》、《故乡》（电影）
沃尔夫的《童话集》
拉格洛芙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A. 托尔斯泰的《无赖的母山羊》
卜劳恩的《父与子》
古尔布兰生的《童话与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