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55年初，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缘由，淡秋的副总编辑职务突然被悄悄免去，专任文艺部主任。我们不知内情，那时也不兴打听小消息，只得心中纳闷。但很清楚，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处置，而报社编委会是无权作出这种处理的。淡秋同志本人可能心中有数，也可能并不清楚，但他处之泰然，坦坦荡荡。”这是纪念《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时田钟洛写的《书生办报》一文中的一段文字，字虽不多，却把林淡秋的为人，他的心胸，实实在在很真实地描绘出来了，作为一个扬名于三、四十年代的文化人，一个作家、翻译家，他对那些等级、职位、待遇之类是真正做到了淡若秋水，轻若浮云的。
惊醒一场梦
林淡秋祖籍福建大蒲，原名叫林泽荣。祖父是个穷秀才，父亲林培皋也中过秀才，也是个穷秀才，却在官办的洋学堂――浙江省两极师范读过书，由于他读过新学，因此，在辛亥革命以后，在县里算得上是一个难道的“新人才”了。故所以他历任过县公署教育科长、劝学所所长、教育局局长。而林淡秋则对他妻子唐康说过：“我是林则徐一族的后代。”无考。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幼小的林淡秋，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是不言而喻的，他进过私塾读书，又入文昌阁书院求学，再进海游小学，毕业后独自闯进大上海，读大同大学附中，在学校中他努力读书，他唯有记住的是父亲的一句话“学而优则仕”，他唯一的榜样就是他的祖先林则徐的当官任吏的光辉形象。
但是，林淡秋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虽然他的父亲在县里当教育局长，生活有所改善，手头有点积蓄，摘掉了“穷秀才”的帽子，林淡秋却时时怕再落穷，落穷以后不怕别的，就怕读不上书。他曾经听到过父母的一段对话，母亲反对他在上海读书，因为每年三、四百元的学费，是他们家也难以承受的负担。母亲说，现在读书是“越读越输”，家里的一点积蓄都要“输”光了，而父亲却明明白白地说，倒在米缸里的米饭，是白费的吗？会酿出更值钱的酒来。有父亲的支持，林淡秋什么也不怕了，“只怕年过五十的父亲去世，学费的来源断绝……”为此，林淡秋不知道做了多少恶梦。为了这个虚幻的念头，所以“他每天早起晚睡，整天埋头在书本里，除了书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报纸上天天登的各省大小军阀混战的消息也不看。晚上到了熄灯时间，就溜到电灯通夜不熄的厕所去，一个人坐在马桶上背古诗、念英语。每个学期的成绩报告单上，门门课都优秀。四年级中学读完了六年的课程。”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这样一个礼仪之邦，却被一帮“外国强盗”，瓜分得体无完肤，不仅如此，这帮强盗还在中国的国土上，继续横行霸道，就在林淡秋做着“学而优则仕”的美梦的时候，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林淡秋总算被这一惨案惊醒了，他亲眼看到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残暴，看到了中国工人的力量，明白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要肩负起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重担。于是乎，他不再埋头看书，而是要抬头看路了。他积极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员、同乡、好友蒋如琮组织的宁海旅沪同学会。他们中有柔石、许杰、俞文龙等人。
就在那年，林淡秋考上了他向往已久的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但当他看到当时的上海大学已经成为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大熔炉。于右任、邵力子、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沈雁冰、任弼时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在上海大学任职任教时，便决然放弃圣约翰大学的学籍，进入了上海大学。翌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认识到自己是渺小的，那个时代是伟大的，我就在这个时代的浪潮里提高了觉悟，爱我们的国家是我们青年的责任。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就领导工人阶级、劳苦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我在中学时换了思想”。这一转折使他最终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这一转折，终于使他成为一个革命的作家、翻译家、文化人，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坛的一员骁将。
考倒一大家
作为一个文化人，林谈秋一开始就阅读了大量的外国作品。那还是在1929年，他收到蒋如琮来信，称他与许杰已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的华人报社工作，邀他前来共谋大业。林谈秋十分高兴，登上法国邮船，选道新加坡换火车到吉隆坡，蒋如琮、许杰将他先介绍到一所华侨中学教书，由于他办事认真，校方还让他兼任了校图书馆主任，他便“利用职权”为图书馆购来了不少自己爱看的新书，如莎士比亚的作品，西班牙小说《唐吉诃德》，更多的则是俄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有高尔基的作品。因此，林谈秋登上文坛首先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第一部作品是翻译出版了挪威作家包以尔的长篇小说《大饥饿》，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接连翻译了哈姆生的《生命的呼声》，苏联潘非洛夫的《布罗斯基》，苏联罗曼诺夫的《一个妇人的信》，G.Grade ndorst的《盲中尉》，除了翻译，林谈秋开始写散文、小说，并不断地将外国长篇小说和其他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
世界名著《大饥饿》是一部50万字的长篇巨著，那时林谈秋才二十来岁。当他不自不觉地把这本大书翻译完后，自己也吃了一惊，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把翻著送到中华书局时，还不知道这本书的命运如何，心提到了嗓子口。当他得知中华书局准备出版时，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他对自己的翻译能力便有了信心。其实，林谈秋的英语水平是“呱呱叫”的，当年他与同学柳步青在广州的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他们一同到香港去看足球比赛，第二天是星期天，他们想乘登山缆车登上山顶观赏香港全景，不料，迎面来了个英国巡捕，一看这两个年轻人有点“寒酸相”，便“叽哩哇啦”地讲了一通英语，用手一揽意思是不让他们上山。柳步青不禁一楞，手足无措，却不料，林谈秋听了英国巡捕话后，同样“叽哩哇啦”地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向那巡捕打招呼。一听到林谈秋那口流利的英语，英国巡捕立马改变态度，一摆手，一声“OK”，便让他们过去了。林谈秋口语不错，笔译可从来没干过，这一回他大胆地试了一下，便也知道自己的实力，就一发而不可收了。他立即着手翻译长篇小说《布罗斯基》，当他把潘菲洛夫著的长篇小说译完以后，就斗胆地写了一封信给鲁迅先生，信中想请鲁迅先生为他的这部译著写一个序言，鲁迅先生接到信的当天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信，称说他自己还没有看过潘菲洛夫的这部长篇小说，一时无法为他写序言了，但是，鲁迅先生对林淡秋的这部译著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他特地为这本译著找到了一幅作家潘菲洛夫的肖像，印在书上，后由正午书局于1933年1月正式出版。解放以后，这本书再版时，更名为《磨刀石镰庄》，再版的译著仍然使用鲁迅先生提供的那一幅作者的肖像。
以后，林淡秋与鲁迅他们多有书信来往，鲁迅先生在11月2日和8日的日记中曾记道：“得林谈秋信，即复。”林谈秋对鲁迅先生很是敬仰，很想得到他的指教，但又知道鲁迅先生的时间很宝贵，不敢多去打扰先生，当他翻译了苏联罗蒂洛夫的长篇小说《巧克力》后，没敢再生造次，等书与1936年2月由熔炉出版社出版后，他便寄给鲁迅先生，请先生指教。鲁迅先生在当年的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得《巧克力》一书，译者所赠。”
译著的出版，不仅使林谈秋生活上得到了改善，对他今后的写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说：“当时翻译对写作有了锻炼，也知道写作不容易，很吃力，生活很坎坷，生病无钱治，经常处在半饥半饱状态。那时搞写作搞翻译并不是为了追求钱，主要是对社会作点贡献。我出身在农村，知道农民很痛苦，社会很黑暗，非革命不可。我决心从事文学事业，也是表达对农民的爱，将文学作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以后无论他在“社联”还是“左联”担任工作期间以及“左联”解散以后的时间里，他笔不停耕，除了继续翻译外国优秀作品给中国读者之外，他还以林译荣、林彬、应服群、服群、肖颂明、钱逸、旦攻、丁三等笔名发表了数百万字的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和随笔、理论文章。成为当时上海文化界一大名人。
然而，就是这个曾在上海滩文坛上自由驰骋的作家，却被一家报纸考倒，竟然无缘入选报社当个编辑。
1939年夏，林谈秋接到组织上安排，让他到皖南的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去。对一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的林谈秋来说，到“那边”去，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事情，无奈，这种美好的“个人愿望”是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的。现在好了，组织上安排他到“那边”去了。他高兴得一夜没睡，与妻子唐康说个不停。等到了皖南的新四军军部招待所住下等待分配，由于林谈秋在上海编过《译报》等报纸，新四军也有一张报纸，于是，他请求能否去做报纸的编辑工作。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朱镜我是了解林谈秋的文学水平的，便同意了他的要求。可是严格的报社领导却不了解林谈秋，既然有人要进报社当然要考试一下，于是，出了一个关于国际问题的题目给他，请他写一篇社论。没料到，文化人对文化了如指掌，对国际问题却认识一般，作为社论当然要求非同一般，林谈秋竟然被考个“不及格”。被报社拒之门外，只好等待另行分配。
这虽然让林谈秋有点哭笑不得，可是，文章是自己写的，“不及格”不能怨天怨地的，只能怨自己平时对国际问题缺少研究。不过，进不进报社，林谈秋不以为然。因为，他刚到根据地什么都是新鲜的，他甚至于向组织部长曾山要求上前线参加战斗呢！但曾山怎么会同意他这样一个文坛骁将扛抢打仗呢，于是，决定还是让他回上海发挥他的以笔当枪的作用，结果，林谈秋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又回到了上海，继续他的写作生涯。不过，当他第二次奉命到达苏北敌后根据地的时候，已为那里的人们所认识，那里有很多他认识的文化人，如：钱俊瑞、夏征农、许幸之、冯定、赖少其、邵宇等人，他马上进入《抗敌报》报社任编委，后来又任《滨海报》社社长，《苏中报》社总编。直到他重新回上海滩。
孤岛一斗士
柔石是林淡秋在上海最要好朋友，也是他的革命领路人，林淡秋说过：“柔石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他的殉难，给我很深刻的教育。他是我走向革命的最具体最形象的引路人……”
林淡秋与柔石相识的时间是在1927年，那时林谈秋在宁海中学当英语教师。与他同事的有一位国文教师，他叫赵平夏，他也就是日后震动中华的革命文学家柔石。柔石大林谈秋5岁，林谈秋发现他不但知识丰富，见多识广，会写小说，还发现他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如他对问题的看法总是很新鲜，很有见地。这不仅使林谈秋对他十分敬佩，而且把他当作自己的榜样来学习。于是，他常到柔石的房间里去闲谈，在柔石的影响下，林谈秋也参加了学生运动。1928年林谈秋因支持英商爱迪生灯泡厂的工人罢工运动而被捕。柔石十分着急，立即赶到巡捕房去探视，当他得知林淡秋已经被释放时，又不放心地赶回家去证实一下，他把林淡秋当作自己的亲兄弟。柔石在1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吃了中饭到卢家湾法国巡捕房看林译荣兄……他们说已经出去了……”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1928年12月24日。下午林君来，云尚未判决，大概总有希望无罪释放，明天他搬到我这里来住。”
为了安全起见，柔石让林谈秋搬去与他同住，那幢房子正是鲁迅先生先生让给柔石住的景云里23号。那时，柔石是“左联”的常委和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的出版主任，（鲁迅先生是主编）才23岁的林谈秋在与柔石的接触中，觉到自己成熟多了。有趣的是，没过多少年，林谈秋也成了“左联”常委。由于柔石在写作的同时，还进行着秘密地下活动，经常改变住处，他搬到永安里后，与林谈秋常常用暗号接头。1931年1 月17日，林谈秋按与柔石约定的时间赶回景云里等他时，突然，北新书店的一个学徒闯进来，交给他一张纸条，上书“老赵急病，进了医院”。林谈秋眼前一黑：不好，柔石遇险了。林淡秋心中一阵疼痛。果然，不出他所料，由于叛徒的出卖，柔石与正在参加党的会议的同志被法国巡捕抓住，并移送地方法院收受审。林淡秋设法参加了庭审旁听。却从此再也不能与好朋友同聚了。柔石虽然被反动派杀害了，林谈秋却挺起腰杆继承朋友的遗志。林谈秋在一篇《忆柔石》的文章中说“鲁迅先生说：‘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可是，先生我不能够！我要不断回忆，咀嚼，嚼出火和光来照亮黑暗的夜路，虽然，我已经说过，有时也嚼出一点悲凉。”
鲁迅先生对柔石不能忘怀，林淡秋对柔石更是永远不能忘怀，他要沿着柔石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他甚至想到了到延安去。当时他除了与柔石合译过《丹麦短篇小说集》之外还经常与梅益经常合作翻译外国作品，梅益也是一位翻译家。他们一同翻译的文学作品有：
M.G.希伯著的《英法出卖捷克斯拉夫》、斯诺的《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等。《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是他实地采访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长篇纪实文学，在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时，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书上市以后大受欢迎，两个月印行了五版，成为一部畅销书。胡愈之看到后立即找到了林淡秋、梅益、冯宾符、胡仲持，请他们以最快捷的速度翻译出版，不到三个月，一本名为《西行漫记》的译著就赫然地出现在“孤岛”的读者的面前，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面貌，更加向往延安了。作为译者，他们也动了心，他们一起向地下党组织派来联系他们的胡乔木提出希望到延安去的要求。在胡乔木的家里、胡乔木向他们转达了组织上的决定，让他们坚持在上海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由梅益负责上层人士。林谈秋负责知识青年、中学教师，他们接受了组织的决定，继续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林谈秋从柔石那里学到了不少地下工作的经验，经常路过家门而不入，然后，突然掉头回过来走，看看是否有“尾巴”，是否被人盯上了。如发现有“尾巴”，他也不怕，他会在附近的小弄堂里把“尾巴”搞得晕头转向，最终把敌人甩掉，他才回家。
抗战暴发以后，林谈秋在“孤岛”上与敌人战斗。他和戴平万、钟望阳等人自筹资金创办《团结》杂志、《上海人民报》，后因资金不足而停办。与王元化、蒋天佐等人参加“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宣传抗日救国。上海沦陷后，参加了由沙文汉组织的“文委”书记是孙冶方，委员有戴平万、王任叔、梅益、姜椿芳、钟望阳、林谈秋，领导上海文化界的抗日宣传运动。因为林谈秋精通外语，他还参加了《译报》的工作，后来曹荻秋、冯定都来当过编辑，翻译文章。《译报》以特殊的方式，特殊的文章向敌人开展了斗争。林谈秋他们还举办讲习班，由王任叔讲哲学，胡愈之讲国际时事，孙冶方讲政治经济学，周予同讲中国通史，郑振铎讲晚清文学，林谈秋讲文艺。曲折地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林谈秋还参加征集、编辑出版100余万字的《上海一日》宣传了抗战爱国的动人事迹。林谈秋主编的《在火山上》九辑计35万字。由林谈秋领导、由王元化、钟望阳负责编辑工作的“文艺通讯运动”，广泛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左联一常委
30年代，中国的组织叫左翼文化总同盟，是中国左翼文化的坚强堡垒。下设八个联盟，其中有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社会科学联盟（社联），剧作家联盟（剧联）等 ，1933年夏，林淡秋参加了“社联”，其时艾思奇担任了社会研究部部长，不少进步青年参加了“社联”，任务是“写文章、翻译，向群众讲课和发展社员”。1935年，林淡秋奉组织之命到“左联”总部去工作，并担任左联常委，另两个常委是徐懋庸和何家槐，三常委中徐懋庸总负责，林淡秋负责组织工作，何家槐负责宣传工作。就在这年冬天“在一个亭子间里，胡乔木代表上级党组织找淡秋谈话，为他正式履行入党仪式。”
“‘左联’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遭到敌人破坏，一方面内部意见分歧，组织涣散，我虽然担任组织部长，连盟员是哪些人都不知道。盟员小组生活也停止了。‘左联’的名作家也不多，没有多大力量。内部分派，一派是以周扬为代表，一派是当时所谓‘胡风派’，两派对立，鲁迅先生与周扬意见不合。那时任务很繁重，抗日要团结广泛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而当时‘左联’要担当这一任务是有困难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改组，消除派别成见，改变作风，恢复以鲁迅为首的统一组织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但是要建立统一战线，团结文学界各方面人士，首先自己必须有力量，还要有一位有威望的大作家来主持。那时只有鲁迅为大家所佩服，他是‘五四’以来的文坛老将，是旗手。可是这一条就难以做到。‘左联’解散后，周杨曾经同郑振铎、傅东华、夏丐尊等人组成文学家协会，请鲁迅先生参加，但鲁迅拒绝了，不愿参加。还有一条出路就是解散，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当然解散之后也有问题，我们自己就没有了立足点。后来，大势所趋，‘左联’只能宣布解散。”
“在我转到‘左联’之后，基本上没有开展什么重大活动。我们三个常委，也只是办了两个刊物。一是《文学界》，二是《时事新报》的《每周文学》，另外就是为了维持生活而设法投稿等，这方面花了很多时间”。
作为左联一常委，林谈秋受到客观因素的局限转而把尽力放在了写作上。
文坛一“笑林”
“笑林”是上海文坛的朋友给林淡秋起的一个外号，也算是昵称吧。因为，林淡秋无论碰到什么再困难的事情，他总是一笑了之，泰然处之。
有一天柔石为林谈秋到南洋去饯行，柔石对他说：“你到那里如果不顺当，就回上海，我们总要活下去，要斗争！”林谈秋对老友的担心却笑道：“社会要吃掉我们，我们还要吃掉它呢”。说着便挟起菜往嘴里一送，大笑着吃起来。他的乐观是有名的，于是，大家叫他“笑林”。
这位一贯听从党安排的三十年代老作家、老翻译家，在全国解放后，丢下了自己最喜欢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闻事业中去了。林谈秋先在《解放日报》工作任编委，后调到《人民日报》任编委，后又任副总编兼文艺部主任。
中央党报的副总编的职位是很高的，可是，他仍然住在一般老百姓住的简陋的房子里生活和工作着。他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不管是他的上级、同级还是他的下级，他对大家都是那么的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当大官的架子。王元化先生与林淡秋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接触，却从来没有从他的嘴里听到一句“我”怎样怎样，“我”如何如何。到了老年以后，林淡秋还是亲昵地叫王元化先生“小孩子”，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林淡秋就是这样称呼王元化的。当他被撒去副总编的职务时，林谈秋根本没当一回事，照样工作，照样和大家谈笑风生。“反右斗争”林谈秋跟不上形势，只好写检查，写就写，写完了请求上面派人来接他的班，好让自己腾出点时间写文章。罢官对他来说无所谓。既使在那“天灾人祸的日子里”辛酸苦辣十年间，林谈秋不怕那“二十级台风”的吹刮，“狂涛骇浪”的颠波，他都能不惊不咋，终究“各尽春回”，等来了“夕阳好，霜叶红”的那一天，那时虽然他已年老体弱，却写文章告诫文化人要“文人相亲”。他最乐意的是接待文化友人，老战友钟望阳来了，翻译家草婴来了，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来了，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候。梅益的一片信纸使他兴高采烈，老战友的一个电话，他都牢记在心。他最喜欢与妻子唐康回忆那过去的生涯，他无所求，他淡若秋水，他只知道他那清淡的生活就是他最美好的回忆。
林淡秋走了，他走进了淡淡的钱塘江。
淡淡的江水映衬了他那淡泊却也辉煌的一生。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