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文专科的优等生
耿济之，原名耿匡，字孟邕，笔名济之、狄谟、C.Z。1898年农历十二月初九耿济之出生于上海县城里的一个祖传中医小儿科的家庭之中，父亲是一位熟读古书的文人，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无所不精，并写得一手好字。也许是由于性格的关系吧，他从不愿意开口求人，所以他竟然一直没有工作可做。全家的生活全靠母亲在一家女校教手工课的微薄收入和业余为百货店手工编织毛衣毛裤的收入来维持。耿济之一生下来，便体弱多病，母亲怕他小命难保，带他到城隍庙去算命，没想到算命先生说这个孩子命很大，“将来你得靠他成家立业。”母亲心里升起一丝希望，对他进行了启蒙教育，并在五岁那年就让他入学。好在耿济之生性聪颖，又勤奋好学，手不释书，从不贪玩，学习成绩在学校里名列前茅。
可是，耿济之的身体一直没好过，再加上一场火灾，他们全家六口人无家可归，只得逃到上海市区的马路上栖身。无奈之下，父亲和母亲商量决定到北京去碰碰运气。到了北京果然运气来了，首先是父亲找到了一个教书的位置，在蒙藏学校里教国文，其次是耿济之的身体居然一天天地好起来了，还考上了北京市公立第一中学，学习成绩依然位居榜首。当他十八岁那年，他考上了北京俄文专修馆，在俄专他的成绩依然是榜首有名的，位居榜首的除了他之外另一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政治家、文学家瞿秋白。在这个时候耿济之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尤其是对俄国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在学校里学习时他就小试锋芒，试着练习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结果，他翻译的第一篇作品就是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尔奏鸣曲》，第二篇翻译的还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就是发表所天津《大公报》上的《家庭幸福》。可见他对托氏的作品是情有独锺的。
他还没有从学校毕业，就发生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虽然耿济之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没有兴趣他是很少与旁人多说上一句话的，但是只要他感兴趣的事他是会全力以赴的。五月四日那天他参加了在北京天安门前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以后还参加了抵制洋货等运动。
1922年他毕业于北京俄文专修馆，毕业后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随即被派往苏联赤塔的中国领事馆当随习员。数年后，他因为高血压和心脏病复发，不得不辞去了公职，回到上海修养。
抗战时期，耿济之在上海孤岛坚持翻译，并以一家小旧书店“蕴华阁”为掩护，与郑振铎、王统照在这里集会，并筹备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刊所会”，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声威，准备编撰中国的百科全书，以文化来抵抗日寇的侵略。
抗战胜利后，他虽然努力翻译，生活却很贫困，1946年，不得不到东北沈阳的中长铁路总务处工作。一年以后终因“贫病交迫、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在沈阳去世，享年仅四十九岁。”
呜呼，中国又一个文化人被战争、被贫困的生活夺去了生命，耿济之英年早逝，痛乎！惜乎！
“五四运动”的健将
作为一个爱国学生，一个对学文化抱有美好理想的青年，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里，理所当然地要我自己的理想冲锋陷阵了。他有瞿秋白一起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
耿济之在俄专的最要好的同学就是瞿秋白。那时瞿秋白叫瞿霜，耿济之的弟妹们都叫他霜哥。瞿秋白是一个人在北京上学，无家无眷的，下了课就与耿济之一道往耿家跑，由于瞿秋白的在那时候也是十分的贫困，常常饱一顿，饿一顿的。往往也就随遇而安了。俄专的学生每人发一套黑色的学生制服，一年四季都穿着它，一穿就是五年，上面早已补丁摞补丁，瞿秋白的补丁就是耿济之的母亲帮他补的。不过，据耿济之的妹妹耿洁之回忆说：“霜哥长得瘦瘦的，很清秀，但是两颊红红的，听说有肺病，父亲就不大乐意让他来，怕传染给我们。大哥也不在乎，一直与他亲如手足。”
五四时期，他们俩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爱国热情高涨，他们俩一起投身于运动之中。在五月四日的前几天，他们从街上买来了许多彩色纸，又弄来了许多秸秆，在家里埋头把标语口号写在了彩纸上，又叫耿济之的弟妹们帮着把它们粘起来，做成一面面小旗子，以备后用。这事最终被耿济之的父母察觉到了，父亲立刻吹胡子瞪眼睛地把他们训斥了一顿，母亲竞吓得哭了起来，好言规劝他们要好好地读书，不要去管那些大人的事。可是，他们那里能够听得进去，但是为了不让父母亲大人为他们担惊受怕，表面上答应了，却悄悄地把纸和秸秆从家里搬走，搬到一座小庙里继续干。在五月四日那天，瞿秋白和耿济之他们高举着自己做的旗子，高呼着：“打倒军阀！”“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前面游行示威。在他们的游行队伍里，就数瞿秋白、耿济之他们的喉咙喊得最响。不过，军警前来镇压学生运动的时候，耿济之的一条腿，被军警的军棍打伤了，回到家里的当天晚上就发起了高烧，烧得他晚上乱说胡话，还高喊：“打倒军阀，打倒卖国贼！”的游行口号，这下又把他的父母吓得不轻，他父亲把气出在瞿秋白的身上，说：“都是瞿霜把他带坏了，以后别让他到我家来了。”
然而，父母的反对是对孩子的一种爱，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而孩子们的爱国热情没有丝毫的减退，瞿秋白和耿济之的友情更是随着他们的坚定的政治信念与日俱增。“他们俩形影不离。虽然父亲有时要下‘逐客令’，叫他少来我家，可是他们照旧每天放学一起回来，有时在院中站着也要说上好久，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同样是为了避免父母的担惊受怕，他们背着大人，参加了以后更多的集会和游行，如参加抵制洋货的运动等等。这时候，他们俩还应北京青年会的邀请，参加了《新社会》周刊的编辑工作，《新社会》周刊是一份进步的刊物，它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正合了他们俩的心思，一起参加的还有他们俩的好朋友郑振铎、许地山、瞿菊农等人。而这份刊物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大，以至于扩大到南洋等地，不久就被北洋军阀封闭了。但是，这吓不倒耿济之和瞿秋白他们，他们在继续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继续写文章宣传革命的同时，还合作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1921年商务印书馆第一版）。
文学研究会创始人
热爱文学，尤其是热爱苏联文学，使耿济之渐渐地明确了自己人生的道路，他立志要为文学贡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与郑振铎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进步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而著名的文学家郑振铎则是耿济之最要好的朋友之一。1918年耿济之在俄专读书的时候经常到北京青年会的那个小小的图书馆去看书，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郑振铎，由于他们俩都是文学爱好者，便引为知己，他们俩和瞿秋白一起为《新中国》杂志写稿，既练了笔头，又增加了友谊。大家又都是非常喜欢俄国文学的，于是，他们俩也就合作翻译出版了《俄罗斯戏曲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们俩还合作翻译了《国际歌》（当时翻译为《赤色的诗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刊发在1921年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当好友瞿秋白和俞颂华等出国赴苏联的时候，他们俩把他们送到火车站，与挚友依依不舍，合作写了一首题为《追寄秋白、宋武、颂华》的诗。1920年11月29日，他们俩又一起到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里开会，提出了计划筹备成立“文学研究会”的设想。 12月4 日他们就是在耿济之的家里――北京万宝盖胡同的寓所开了会，到会的有：茅盾、蒋百里、郑振铎、瞿秋白、周作人、孙伏园、郭绍虞、许地山、瞿菊农、耿济之等十二人。在这天的会上，大家讨论并且通过了文学研究会的会章，同时起草了文学研究会的宣言。1921年1月4日在中央公园（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召开了“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大会。耿济之也参加了文学研究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大会发表了立社宣言，大会还确定选举产生了二位干事，郑振铎被大会推举为书记干事，耿济之被推举为会计干事。一个月后，他与郑振铎、茅盾、胡愈之等人编辑出版《文学旬刊》，并为该刊撰稿。他们原来准备同商务印书馆商量，由“文学研究会”再出一个杂志的，那时，正好高梦旦先生到北平，他们同他谈起这个设想，高梦旦则说：还是把《小说月报》改革一下吧。这个主意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便决定请茅盾先生来接办《小说月报》，其他社员则为《小说月报》写稿，耿济之的任务主要是为杂志翻译俄国小说。
《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是耿济之发表作品最多的刊物之一。除了上面提到的作品有些就是在这两个杂志发表的之外，还有如柴霍甫的《戏言》、《犯罪》、《赌胜》、《阴雨》、柯洛连科的《撞钟老人》、迦尔询的《一株棕树》、《美术家》、安得列夫的《一桩事件》、屠格涅夫的《尺素书》、卢那却尔斯基的喜剧《爱艺术的国王》和《托尔斯泰孙女回忆录》等。
俄国文学的翻译家
人们很难说一个人的爱好会到达什么样疯狂的程度，人们亦很难相信一个人会为了一种爱好，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而耿济之就是这样的人。也许在开始的时候耿济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疯狂地爱上了翻译这一行当，也许是兴趣所致，还在俄专读一年级的时候，耿济之与瞿秋白就开始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了。两个同样贫困的学生，各自在俄国文学翻译的天地里小试牛刀，耿济之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尔奏鸣曲》（中文译名《旅客夜谭》），这正是耿济之翻译的第一篇作品。耿济之叫妹妹耿洁之帮他数一数他翻译稿的字数。过了一个多月之后，上海商务印书馆竟然寄来了稿费，大约是八块五角大洋，这对一个十分贫困的家庭，对一个还在学校求学的学生来说该是多么兴奋的事情啊。接着他又在天津《大公报》上翻译发表了托尔斯泰的另一篇作品《家庭幸福》。后来耿济之又与瞿秋白合作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篇短篇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在1921 出版。这时候耿济之翻译的热情空前的高涨，他独自一人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由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3月分上、中、下三集出版）。托尔斯泰的世界名著的出版对耿济之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来说，无疑是打了一针兴奋剂，他的翻译热情如火中天，紧急着他又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剧本《村中之月》、《猎人笔记》、郭克里（果戈理）的《疯人日记》、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雷雨》、柴霍夫（契珂夫）的《侯爵夫人》。此时的他，于翻译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他不仅翻译小说还翻译出版了俄国文学理论著作和作家传记，如：《艺术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背景》、《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俄国乡村文学家伯得洛柏夫洛斯基》、《阿里鲍甫略传》。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行，不仅使中国的广大读者看到了俄国的众多的文学名著，而且，看到了一颗中国的文学新星冉冉升起。要知道耿济之这时候才年方二四，还是一个在校的学生呢。而耿济之本人则从此立下了志愿：“终身从事翻译工作。”为此，他宁可不当什么“外交官”。
原来，北京俄文专修馆是外交部办的一个专科学校，它每年都会从这个学校里抽调学习成绩最好的前二名毕业生，分派到外交部所属的单位，包括中国的驻外使馆去工作。当时，耿济之毕业时的学习成绩在俄专为第一名，虽然当时外交部所需的外派毕业生的名额从二名缩减到一名，但并不防碍耿济之顺理顺章地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的。不料，这时学校的教导主任前来找他商量，说有一位同学的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学校想让耿济之发扬一下风格，把名额让给那位同学，耿济之尽管自己的家庭生活也十分贫困，但还是答应谦让了这唯一的名额。这下可气急了耿济之的父母，要知道这可关系到一家人的生活大计啊。耿济之却安慰二老，说明自己的志向并不在此，自己并不想做官，也不是做官的料，自己只想搞翻译，翻译也可以养家糊口云云，说得二老怒气渐消。
但是，他那里想得到，没过多久，校长却来找他说，上面点名要学习成绩第一名的耿匡到外交部报到，耿济之听了，不但不高兴，反而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浑身没劲。到外交部报到以后，他更是闷闷不乐地对妹妹耿洁之说：“妹妹，别看我进了外交部，我还是照样翻译我的。”
果然，他在认真当好外交官的同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他于1922年被外交部派往中国驻苏联赤塔的领事馆当随习员三年，在这三年中他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列维托夫的《莫斯科处女街的风俗》、安得列夫的《人之一生》、《柴霍甫短篇小说集》、柴霍甫的《熊》以及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遗产》、瑞典作家奥托马尔.恩金的《生与死》、并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猎人日记研究》、《阿史德洛夫斯基（奥斯特罗夫斯基）评传》、《拜伦对俄国文学的影响》等等。1925年他被调往伊尔库次克中国领事馆，翻译出版了安得列夫的《爱恋、信仰与愿望》、德国赫卜特曼（霍普特曼）的剧本《日出之前》。二年后调往列宁格勒不久，因心脏病回国休养一年，又被派往赤塔，翻译出版了高尔基的小说《我的旅伴》、《托尔斯泰的情史》、伊凡诺夫的《乞援泉》以及德国作家支魏格的《黄昏的故事》、高尔基的剧本《蒲雷曹夫》等作品。还翻译和写作了大量的研究性著作和文章。1936年8月耿济之又因心脏病复发不得不回国休养，不久又被调动到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1937年调到海参威总领事馆，终因工作繁重，又要搞翻译，耿济之又得了高血压症，医嘱须长期休养方可保全性命，耿济之便向外交部提出辞去“外交官”的职务回国。这期间，他又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混人》、果戈里的剧本《婚事》、格洛斯曼的《夫妻》，与戈宝权一起选编了《俄国短篇小说集》。
耿济之与戈宝权的叔父戈公振是很好的朋友，因此，当戈宝权到苏联以后，也与耿济之结为挚友，当然，由于辈分的关系，戈宝权是把耿济之当作自己的长辈来加以尊敬的。耿济之则是把他当作挚友来对待的。1935 年耿济之在赤塔总领事馆工作的时候，时常写信给戈宝权，还时常在信中委托他在莫斯科购买有关俄国文学的书籍，其中包括《托尔斯泰全集》诞辰百年纪念版。1936年耿济之调到莫斯科大使馆工作时，他们便俩可以朝夕相处了，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探讨俄国文学以及有关俄国文学的翻译问题。戈宝权还经常陪同耿济之到旧书店去淘旧书，有一次在戈宝权的陪同下，耿济之买到了一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插图本，他高兴极了，他本打算翻译这本长篇巨著，可惜后来因故未能如愿。在莫斯科时耿济之接到了赵家璧先生来涵，邀约他选译一本题为《俄国短篇小说》，准备编入由赵家璧主编的《世界短篇小说大系》里。于是，耿济之就邀请了戈宝权共同来完成了这个任务。1947年当戈宝权编译《普希金文集》的时候，他想起了耿济之曾经翻译过普希金的小悲剧《石客》，戈宝权很喜欢这个译本，在征求了耿济之的同意后，就收入了《普希金文集》之中了。
耿济之与戈宝权之间是十分信任的，戈宝权曾经在离开莫斯科时把一箱无法带走的书托耿济之保管。抗战胜利后，戈宝权还经常到耿济之在上海新乐路100 弄的寓所去玩，那时，耿济之时常不在，但他的书房里的那些珍藏的俄国文学作品却是永远对戈宝权开放的，戈宝权经常整整一个下午就泡在耿济之的书房里大饱眼福。
含愤译书为抗日
在苏联耿济之看到的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在自己的祖国他却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看到的是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这燃起了耿济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愤怒。
1937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耿济之结束了他的外交官生涯，取道欧洲，从意大利乘船回国，开始了职业翻译家的生活。可是，在旧社会职业翻译家能养活一家人吗？
有民族骨气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期自然活得很艰难，但是他们的民族气节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梅兰芳蓄须明志、杜门谢客是人们所熟知的，而耿济之除了好友郑振铎、王统照、赵家璧、徐调孚、周予同、赵景深、许广平、梅兰芳之外，他也闭门谢客则很少有人知晓了。当上海沦为“孤岛”以后，很多知识分子纷纷远避内地和香港。耿济之的处境也同样的困难，他也意欲取道香港到内地去，但是他到了香港以后，发现自己的高血压、心脏病严重复发了，这种身体状况根本无法长突拔涉到达内地的，于是他不得不又返回上海。此后日苏两国的关系日益紧张，对于他这个从苏联回来的外交官和俄国文学的翻译家来说显然是十分不利的，随时有遭不测的危险。耿济之心情越来越沉重，人也一天天地消瘦下去，但是他的反日情绪则一天天的高涨起来，尤其是对那些卖国求荣的家伙更是恨之入骨。有一天，有一位“落水”的远房亲戚，托人邀他前去他家吃饭，他听了，不由地火冒三丈，从座椅上愤然而起，厉声说道：“我绝不认这门汉奸亲戚，告诉他，我不会去他家的，他也别上我家来。”不久，日本宪兵果然打上们来，正巧，这天耿济之不在家，日本宪兵就翻箱倒柜，连他的图书也不放过，翻得一塌糊涂，却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坐罪的证据，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耿济之当天回到家里一看，他的家被日寇抄了，气炸了心肺。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夫人力劝他到丈人家躲避一时。那时他正在翻译苏联的进步文学作品，这也是他投向敌人的重磅炸弹，他任何能长时间地搁下手中的工作呢，在丈人家躲藏数日后不久他又回到了家里，一到家里，日寇又上们来了，这回鬼子变换了手法，上门来邀他“出山”，也就是要他落水当汉奸。耿济之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于是他就来个干脆，用他的假名来作掩护，说：“这里没有耿济之，只有耿孟邕。”弄得日本鬼子晕头转向，阴谋没有得逞，夹起尾巴溜走了。耿济之则气得大骂：“可恶之极！可恶之极！”此后，为了安全起见，耿济之不得不每天天不亮，就到外面躲避，晚上回家，有时躲在朋友家，有时躲在开明书店，有时则在蕴华阁，学起了狡兔三窟。尽管如此，耿济之始终没有放弃手中的一枝战斗的笔，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散记》、《家事》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白痴》、《死屋手记》就是在这一艰难的时期完成的。
这一切使得熟悉他的人对他分外的敬佩，梅兰芳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敬佩耿济之“不为敌人所屈，含愤译书的战斗精神。”梅兰芳这时虽然已杜门谢客，但对志同道合者却经常秘密聚会，那年春节初三，梅兰芳亲自登门拜访了耿济之，不料，耿济之不在，梅兰芳向耿济之的家人表达了来意，甚为惆怅地转身离去，耿济之得知后，第二天便前往思南路上的梅兰芳公馆回拜，以后，梅兰芳经常去耿济之的家，俩人倾心长谈。原来耿济之早就认识梅兰芳，早在1935年梅兰芳作为这个京剧表演大师应邀到苏联访问演出，就是耿济之陪同他一起出访的。一个是外交官兼翻译，一个是表演艺术大师，俩人结成了好朋友。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俩自然会互诉衷肠、互相勉励的。
也许是为了养家糊口，也许是他要借题发挥吧，在努力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和开明书店翻译书稿的同时，他竟然一口气写出了三篇小说，其中有两篇署名为“狄谟”，另一篇署名为耿济之。这三篇小说分别是：《顾大嫂》、《保姆》、《重逢》。可以说这三篇小说是耿济之对当时社会强烈不满的呐喊和呼号。虽然，当时耿济之正处在生活十分艰难的时候，他正在为一家人的口粮没日没夜地为良友、开明译稿。但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洁身自好、一尘不染，在那个敌伪统治在的黑暗的生活里，他眼睛中所看到的都是人间的不平和愤慨，而他的眼睛之中是容不得半点沙子的。于是，他就用自己手中的一枝笔来向敌人进行斗争。三个短篇小说都取材于都市女性。它们通过三个女不同身份、不同气质、不同遭遇的女性，表现了中国妇女在旧社会被歧视、被损害的悲惨命运。这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耿济之仅存的小说。由于他是俄国文学的翻译家，他的小说创造很明显地受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写实主义创造方法的影响，他的作品的题材大都选择了现实社会生活，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耿济之对处于社会不辛和困难中的中国妇女的同情以及他对社会种种弊病的强有力的批判。
耿济之，我国俄国文学翻译的先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翻译家以他的最早的翻译作品永存在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