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全国的新闻媒介就集中批判了文艺界的“黑八论”。其中对“现实主义深化论”和“中间人物”论的批判，颇令人费解，人们不禁要问“现实主义深化”有什么不好？写“中间人物”教育大多数“中间人物”又有什么“反动”？就是这“黑八论”中的两论，要了一个著名作家、理论家的命，他就是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
爱不释手《资本论》
邵荃麟原名邵骏运，又名邵亦民、邵逸民，笔名契若等。1906年生于四川重庆，四岁后便回到了浙江省慈奚 县东邵村。
由于其父是一位经营药材的富商，家庭经济比较富裕，他从小就有条件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除了父亲为他请来的私塾老师学习的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之外，他更感兴趣的倒是那些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一类的通俗读物。辛亥革命后，邵荃麟即进了洋学堂，读完小学，考进上海复旦中学，那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他对新文化运动报有极大的热情，他在读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后说：“尤其《别母已三年》那首歌词，非常为我所爱好，那时正在‘五四’之后，个性的解放和反抗中庸主义的精神，在青年中间颇为泛滥，所以聂政、聂 那种猛烈、鲜明的性格，便自然为青年们所热烈欢迎。而这类性格的创造，对于当时青年的精神生活确实起了很大的鼓励和提高的作用。”
中学毕业后邵荃麟进了复旦大学经济系。这使他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尤其爱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成天抱着那本巨著，有空就读，爱不释手。《资本论》的核心思想――共产主义的萌芽在他的头脑里开始生根发芽了。他深深地被赤化了，他取名亦民的意思就是亦民加一横就是“赤民”了。他认可了“赤化”。
由于共产主义思想的萌动，邵荃麟在“五卅运动”中，他积极地加入了工人队伍中，面对敌人的机枪、水龙头和马队，他们高唱着“打倒列强”的歌曲，勇敢前进，尽管邵荃麟身上被印度巡捕恶狠狠地抽了几鞭子，他的肌肤没有丝毫的疼痛，而他的头脑反而被敌人的钢鞭彻底打醒了，他以后回忆起这一鞭子，曾对女儿邵小琴说：“这一鞭把我敲得更清醒了，中国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他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舔血闪亮的枪刺
印度巡捕的鞭子，把邵荃麟打进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3月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成为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职业革命家。
地下工作，虽然危险，邵荃麟却乐此不疲，还在他在学校读书时，因为从事地下工作被学校反动当局开除后，父亲决定让他远离险境，到日本去留学。但是，一心革命的邵荃麟，根本不想离开斗争需要他的国土，在一番乔装打扮之后，悄悄地溜下了将要离岸赴日的邮轮，悄悄地到杭州担任共青团地委组织部长去了。
地下工作的危险性他是知道的，但是，他数次死里逃生，真是一位福将。有一天，他到一条巷子里接关系，如果他再向前走几步，前去敲这位“关系”的门的话，他的一生将是另一个样子了，就在他走进巷子时，他那双眼睛突然发现在那位“关系”低矮的墙上有几根闪亮舔血的刺刀，不好！“关系”肯定出了问题，怎么办？机灵的他急中生智，摆身一头钻进身旁的一家裁缝铺，经过一番周旋，他冒充取衣的顾客，声称明天再来取衣，转身回去，巧妙地摆脱了杀身之祸。
在金华，有一天，他与张毕来、麦青、耕漠受组织委托，到金华火车站去接当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当时火车站的程序很乱，也来了不少国民党政府的官员，而他们是地下党派来的，自然不能暴露，就在火车站对面的酒店的楼上一边喝茶，一边观察动静。当酒店的伙计上楼来给他们倒水的时候，张毕来忍不住地向这个伙计打听道：“火车站门口为什么这样热闹？”张毕来回忆道：“这时，荃麟也不看我，只用手肘触我一下，若无其事地说一声：“Keep secret!”我当时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谨慎，很后悔冒失。”邵荃麟的当下工作的经验使他们又一次转危为安。
然而，危险终于向他的头上罩来，1934年，他任“上海反帝大同盟”宣传部长时，这一天，“上海反帝大同盟”的组织部长突然来到邵荃麟“西门书店”里，向他打听同盟负责人叶以群的住址，这显然是违反地下工作纪律的，邵荃麟马上警惕起来，说：“他不在上海。”没想到这个家伙阴谋失败，便铆上了邵荃麟，等邵荃麟出了书店，就盯梢在后，将进租界时，他用特务证叫来了警察，把邵荃麟抓进了警署，不一会来了警车，把他的眼睛蒙上后，押上警车，送进警察局看守所。一进看守所，敌人就软硬兼施，逼他承认是共产党员，甚至扬言再不说，就要押他到雨花台，把他可抢决了。由于他早在被抓的路上把一封由他转给叶以群的信偷偷地毁掉了，他知道敌人没有证据，色历色纳地不过是在恐吓他，于是，他就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敌人无法拿到真凭实据，坐实他的罪名，只得把他关押起来。第二天，邵荃麟灵机一动用五块钱收买了看守他的狱警，让他把一张字条送给了他父亲，他知道父亲有许多朋友，也许可以救他出狱。邵荃麟的父亲见字条大吃了一惊，立即行动起来，请几个大商人出面，给市警察局局长送去了二千大洋，警察局长见钱眼开，立刻下令把邵荃麟保释出狱。
邵荃麟不仅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大智大勇，在文化战线上，他也是一名斗士。
1941年邵荃麟在《力报》社担任社论主笔。3月份恰好国民党参政会开幕，有关“领导”一定要他执笔写一篇庆祝国民党参政会开幕的社论，邵荃麟的身份虽然是秘密的，但欢呼国民党参政会开幕的文章他是坚决不写的，“领导”威胁他不写就要他离开报社，他宁可离开报社，就是不写鼓吹反动派的文章。
1946年，邵荃麟在汉口《大同报》工作，当时，形势越来越恶化，邵荃麟安排有可能发生危险的同志转移到解放区去，其他的同志留下，坚持用新闻传媒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但不久，传来消息“南京方面”已经注意到邵荃麟在武汉的活动，组织上要邵荃麟立即转移，邵荃麟即让妻子――作家葛琴带三个孩子到宜兴乡下，不料乡下的反动势力依然猖狂，他们一到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他们把她当做延安回来的共产党员；于是陆路、水路一概封锁，只等上头发话就要抓人。”虽然葛琴用南京《大同报》的记者证蒙混过关，不得不转道回到上海。而邵荃麟来到南京，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介绍信准备去香港出任香港工委副书记、文委书记之职。
优秀的文化人
邵荃麟战斗在两条战线上，既是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更是一个优秀的文化人、中国文学艺术界的卓越领导人。早在1927年，他在一个共青团杂志上就发表小说了。1934年他主办了一家出版社“西门书店”，还编过《儿童时报》。在这一年，他和叶以群合作翻译了高尔基的文艺书信集《怎样写作》。1936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糖》和速写《车站前》。由于他的理论修养比较深厚，他十分关注创作思潮、创作动态，因为他在创作的同时，还写理论文章。进入左联之后，加入了“两个口号”的斗争之中，他在新创刊的《人民文学》上（1936年10月）发表了题为《对于运用文学的统一战线应有的认识》的文章，提出了反对宗派主义，包办主义的口号，以鲜明的观点提出了文学界的统一战线问题，对文学界的团结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1938年主编综合性半月刊《东南战线》和《浙江潮》、《东南文艺》、《青年团结》、《东南儿童》、《刀与笔》、《新女性》、《浙江妇女》等杂志。
1940年，邵荃麟在《现代文艺》创刊上发表了小说《英雄》，据说，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国民党保安处处长的注意，这个家伙想以“妨碍役政”逮捕他邵荃麟，后来还是黎烈文请示福建省主席陈仪，陈仪网开一面，才躲过这一劫。以后他还写过剧本《麒麟幕》、《吉夕》等剧本，与杜宣合写了《英雄的插曲》。
当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邵荃麟立即写了《我们对于现阶段文化建设的意见》的文章，在1941年8月《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他也参与了该杂志的领导和编辑工作。同时，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英雄》、《宿店》。
1942年完成了近十万字的文艺论文，其中有关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的研究论著，又翻译了《游击队员范思加》、托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和《阴影与曙光》、《意外的惊愕》。
1944年邵荃麟主编《文艺杂志》直到文艺书店负责人汪永安同志被捕。随后，邵荃麟又参与编辑了《中原》、《文哨》、《文艺杂志》、《希望》的联合版。
1948年，邵荃麟在香港主编了《大众文艺丛刊》，这是以文艺批评为主的书刊。他写下了《论主观问题》、《马恩的文艺批评》、《谈戏剧上的典型问题》等。
请鲁迅鼎力相助
由于邵荃麟一一直在从事着党的文化领导工作，所以他与文坛的文化人接触最为广泛。为了文化工作，邵荃麟在1934年与鲁迅先生多次通信，《鲁迅日记》中的过记载“1月17日……下午得邵以麟信。”“10月13日……得邵逸民信。”1934年12月，鲁迅先生约邵荃麟的未婚妻到内山书店谈话。因为葛琴也是一位作家，她写了不少小说，这时，她正准备出版一部她的短篇小说集，书名叫《总退却》，想请鲁迅先生为她的集子写序，鲁迅欣然应允。那时邵荃麟弄到了一些钱，想办一个出版社，邵荃麟也向他的未婚妻流露过想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的想法，那时他们正在谈恋爱，葛琴便让邵荃麟与她一起去见鲁迅先生，他们还约了周扬、魏猛克一道去。
在内山书店里，鲁迅与葛琴确定了写序的事情，心情一高兴，便带着这一帮文学青年走出内山书店，一路逶迤来到位于北四川路上的ABC咖啡馆请大家喝咖啡，青年们聆听假鲁迅的教诲，大家谈得很投机，当鲁迅先生得知邵荃麟想自己出资办一家出版社后，很高兴，表示愿意支持他。
虽然邵荃麟只见过鲁迅一次，但从此鲁迅先生成为他一生的榜样，尤其是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他表现出了坚强不屈的硬骨头精神，在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的那一天，也正是白色恐怖十分猖狂的时期，他冒着危险，邀请了曾卓、塞风等人，在邵荻帆夫妇的小阁楼上举行了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
1945年8月底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国共和谈，8月28日，邵荃麟到机场去迎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同志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而周恩来则是他的老战友、老领导了。早在1928年，邵荃麟担任浙江省团委书记、浙江省党委常委时，在上海召开的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邵荃麟就认识了周恩来，从此他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1927年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邵荃麟被浙江省推选为代表中的一名，但由于他肺病复发未能出席。）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时候，他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起义。葛琴那时也参加了，周恩来虽然不认识他，看她疲倦地站在那里打瞌睡，就说：“小同志，小心别着凉了。”
就在国共和谈一个月后，邵荃麟和周恩来在“中苏友协”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上，又见面了，这一天邵荃麟带着他的女儿小琴一同参加了纪念会，小琴因为人小个子矮，只“在大人的腿下边挤来挤去，什么也没看见，只是看清了爸爸和苏联人握手。”纪念会进行了很长时间，天色已经很晚了才结束。邵荃麟这才想起了女儿，赶忙拉住她，准备回家。这时，只见周恩来同志径直朝他们走来，召呼着邵荃麟，让他们搭乘他的小车回家。这可乐坏了小琴，虽然5岁的小琴还不知道这位周伯伯的实际地位，但看到他有车，心想大概周伯伯总是个大人物吧，他钻进车子时，心里有点紧张，却不料周伯伯一把抱起他，让他坐在他的膝盖上，一直把他们送到所住的地方――张家花园，这成为邵小琴永远的美好回忆。
1946年，邵荃麟在武汉，6月国民党结集30万大军大举进攻中原，武汉形势十分危急，秋天，邵荃麟赶到南京，向正在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找周恩来同志汇报武汉的情况，周恩来住在梅园新村，他们谈话一直到深夜，周恩来明确指示他“形势已经恶化，要随时相机撤退。”不久，邵荃麟又从武汉来到南京，见到周恩来，周恩来面授机宜，让他到香港领导文化工作。
文化人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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