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璎、钱小惠写的《镜湖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917年元旦，他破天荒和同学们演出了话剧《赵五娘进京》，这是根据《琵琶记》改编的本子。由于当时男女分校，没有女演员，他长的模样也还清秀，就扮演了戏中的公主。演出时，校内、校外不少学生都跑来看，场子里挤得满满的，父亲和同学们虽是初次登台，却都很认真、努力，博得了普遍的好评，演出后，有人见到继祖母，上前风趣地说：“钱妈妈，钱家又出了个‘三姑娘’了！”
就是这个“三姑娘”，二十年后，真的成了我国著名的戏剧家。他写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话剧，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他就是作者的父亲阿英。
一
阿英本名钱德富，后又改名“德赋”，阿英是他的笔名，其他的笔名计有：钱杏邨、张风吾、鹰隼、魏盲、魏如晦、张若英、钱谦吾、寒星、黄英、黄锦涛、徐衍存、阮无名、王英、残夫等。其中以“阿英”驰骋文坛，最为著名。
1900年阿英出生在长江和青弋江交汇三叉口处的一座古城――安徽芜湖。自幼在家读书识字，八岁时入私塾读遍《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诗经》、《国语》、《四书》、《五经》。十岁入徽州小学后，接触现代教育，有史地、数学、音乐、国画等学科、与徽州小学邻近的是著名的安徽公学，那里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革命先辈赵声、章太炎、苏曼殊等都是那里的老师，阿英自小就接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而他的父亲虽然只是个小手工业者，给人家修修钟表，以维持一家的生计，但他有点文化，常接触些进步书刊，对革命是抱有极大的同情感，因此，阿英今后走上了革命文学家的道路也就理所当然的了。
但是，当他的父亲将他送到圣雅各教会学校上中学时，基督教的教义告诉他“别人打你左耳光，你应把右耳光伸过去挨打。”这无疑在他的思想中引起了小小的不满，不过，也就在这里，他开始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了，如迭更司的《块肉余生述》、兰姆的《吟边燕语》，开始喜欢上文学了，并向上海的《中外日报》等报刊投稿，用“梅隐”这一最早的笔名发表译作。
同时，他接触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对《新青年》上发表的李大钊等人的论著发生了兴趣，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中毕业后其父为他找到了邮局的一份差事，在那是邮局的工作是一份美差，既稳定，又有较高的收入，可是，阿英不太感兴趣，有一位老先生看他长得又帅又机灵，就十分惋惜地说“你这孩子很聪明，做邮局的事，可惜了。”一席话触动了阿英的心事，决心辞职不干，到上海去开开眼界，
1918年，阿英凑了点盘缠到上海读书，他进的是上海中华工业专门学校的土木工程系，原指望将来成了工程师，来个“实业救国”。不想，因为没有读过解析几何，微积分，感到读得很吃力。于是，他干脆把全部精力放在文学上，读文学作品、看电影、看戏剧，如美国惊险片《宝莲历险记》、盗侠片《黑衣盗》等，
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址在新闸路辛家花园，辛家花园恰恰有康有为的住宅，有一天，他与同学郑希庄去康圣人处拜访，康有为同他们谈了一会，就送给他们一些书刊，其中有《共和评论》，郑希庄刚打开来看，阿英连忙向他摆手说：“这些书不要看。”
郑希庄不解地问：“为什么？”
阿英肯定地说：“里面有毒！”
郑希庄问道：“有什么毒啊？”
阿英认真地说：“孙中山好容易将皇帝打倒，他是保皇党，保清朝皇帝的，所以，这些书不能看。”
可见阿英虽然年轻，却也老成，尤其在政治上似乎是“少年老成”了，他不仅积极地参加了“五四运动”，出席了上海市学生代表大会，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参加了罢工、罢市的运动，在假期回乡时期，他还参加了家乡芜湖学联的集会、写稿、办夜校等。
在革命浪潮的洗礼之下，阿英“愈来愈倾向无产阶级革命了”。
这就为他今后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艺术家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
青少年时代的阿英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学，他就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李克农。李克农革命初期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
在徽州小学，他就与李克农同班，是一起学习、玩耍，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还一同进了著名的安徽公学的第一商业中学，他们一同向《皖江新潮》投稿，一快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团体“安社”。他们到芜湖听恽代英的有关“五卅”惨案的报告，他们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他们成立了芜湖外交后援会，举行联合大游行，停市、停工、停课等活动，强烈抗议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他们还一起筹办成立了科学图书馆。为躲避敌人的追捕而撤退而相聚。阿英在六安县执教期间，他不仅帮助学生写宣言，揭露贪官污吏的种种劣行，并领导群众先后赶走了六安县的四任县长。在上海他们还一道举行“飞行集会”，喊口号、撒传单，在李克农的影响下，青少年时代的阿英的行为充满着政治色彩，与国民党反对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同样，在青少年时代的阿英还有另一个好朋友，他就是蒋光慈。那时蒋光慈的名字叫蒋侠僧，在芜湖省立五中读书，“安社”就是蒋光慈与他的老师高语罕共同创立的。阿英与李克农参加“安社”就是蒋光慈介绍的。来到上海以后，阿英与也已到上海的蒋光慈来往密切，他曾在《民国日报》上热情洋溢地评论蒋光慈从苏俄回国后写的诗作《哀中国》，他写道：“工人是最革命的，最富于革命性的，最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他断言：“工农阶级必得最后的成功。”这无疑地表明了阿英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已经形成、已经确立。因此，当阿英和蒋光慈一起到武汉时，准备筹建一本倡导革命文学的杂志，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并在邓中夏、李立三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社团――“太阳社”，成员有蒋光慈、阿英、孟超、杨 人、楼适夷、刘一梦、顾仲起、殷夫、冯宪章等。还成立了春野书店，出版了《太阳月刊》。
这时阿英认识了青年诗人殷夫，殷夫的诗热情奔放，充满着强烈的革命感情，深深得打动了阿英，阿英与殷夫于是成了好朋友。后来，殷夫等23人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反对派秘密枪杀于龙华警备司令部。阿英痛失战友，在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上发表了《殷夫》小传。在20年后的一篇《鲁迅祭日忆殷夫》的文章中说；“殷夫同志，在我们中间是年纪最轻的，我们总把他当‘小弟弟’看待，非常喜欢他。因此，他留给我们的痛苦也最深。牺牲了的很多同志，而他是更多的出现在回忆之中。”
1930年，阿英受党的委托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
如今的上海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上有一座新近将要恢复的“公啡咖啡馆”。这一遗址，在30年代，是阿英等上海文化人常去的地方。这一天，江苏省委领导李富春和“创造社”、“太阳社”等社团的党员社员阿英、阳翰笙、夏衍、冯雪峰、冯乃超、洪灵菲等十多人，就在“公啡咖啡馆”聚会，商谈了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事宜。
众所周知，1929年中国文坛上的各大社团，如“创造社”、“太阳社”、文学研究会等等发起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大论战。为了团结这些进步力量，阿英与鲁迅、潘汉年等人，也就在“公啡咖啡馆”里一起商谈过关于成立一个统一的文学组织的问题，一年以后，条件成熟了，于1930年3月下午二时，在位于窦乐安路（今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的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大会主席团里有鲁迅、夏衍和阿英。鲁迅在会上作了《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演讲。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今后的文化战线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阿英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
正当阿英在上海的文坛上四处奔忙、伏案疾书的时候 ，他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反对派的注意，在那白色恐怖笼罩的旧上海，阿英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为了有效地躲避特务、暗探的搜捕，他不得不“狡兔三窟”，“自1928年到上海以后，几乎每半年要搬一次家，”“几乎转移了十几处”住地。凭着高度的警觉和机敏，阿英几次摆脱了敌人的搜捕。为了他的安全，新四军军长陈毅亲自电招阿英全家转移到苏北敌后根据地。
阳翰笙在1982年8月出版的阿英的一部80余万字的《敌后日记》的《序》中说：“它是当时当地直接记录下来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比回忆录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现在要找到这样的日记，还是不可多得的。”的确如此，作为一个长期战斗在文坛上的艺术家，一旦来到了大后方，自有一番感慨，在那里阿英与陈毅军长、黄克诚师长结成了知交。当阿英一家辗转到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停翅港的时候，陈毅和夫人张茜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一家，陈毅对阿英说，他十年前就读过阿英的著作，说得阿英不好意思起来。为了能与阿英朝夕相聚，陈毅特地把阿英的住地安排在他的附近，他可以在晚上信步到阿英的家里去与他闲聊，有时也命人请阿英到他的办公室面晤，他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无所不谈，。陈毅谈兴甚浓，常留阿英共饮同餐，边吃边谈，陈毅42岁生日时也邀阿英同贺，吃碗长寿面，并将自己的新诗虚心地向阿英请教。阿英深感将军的情义，作诗给陈毅，诗曰：
将军只手定苏北
勋业争传大江南
会看白门传羽檄，
丰功端合勒蒋山。
融合马列成巾纶，
敌后坚持 胆丧
五年功成反扫荡，
长驱倭寇出雄关。
阿英很欣赏陈毅的诗作，用毛笔将陈毅新创作的20 余首诗工工整整地抄录在毛边纸上，装订成册，题“阿英手录”，钤上私印，赠送给陈毅留念。
四
夏衍在《忆阿英同志》一文中曾这样评价阿英：“我粗粗统计过，在抗日战争时期，剧本写得最多的一是郭沫若，二是钱杏 ，在全国解放后，剧本写得最多的是老舍。”他们三位是“多产作家”应是毋庸置疑的。但郭沫若和老舍尽人皆知，而对于阿英却知之不多，说起阿英的创作的数量，当前，无从统计，尤其是他写的小说、教文、报告文学、诗歌和通讯论文，产量则更多，然而，他最为显著的成绩是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如与郑伯奇合作改编的电影剧本《盐湖》、和夏衍、郑伯奇合作编写的《时代的女儿》、和李萍倩合作改编的《三姐妹》、和夏衍、洪深、郑正秋、郑伯奇、沈西苓合作编写的《女儿经》。亲手编写的《丰收》（又名《黄金谷》）。
1934年1月21日，《晨报》刊出了《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宣言》，提出“中国电影事业，不幸在1933年的开始，被一班赤色作家和共产党徒攫住了做宣传共产主义、煽动阶级斗争的工具，所谓四大制片公司――明星、天一、联华、艺华――几全为彼等操纵，出口亦大都渗入普罗意识……‘明星’之《丰年》……应即停止摄制……已经放映过的鼓吹共产的影片，如……《盐潮》……须彻底剪除之……田汉（即陈瑜）、沈端先（即丁一之）、钱杏 、茅盾、沈西苓、楼建南、许幸之等均属赤色作家，各公司对彼等所编剧本，绝对不得采用……倘故抗违，定以炸弹轰炸各该放映之电影院……各电影刊物及各大报之电影附刊，亦当特别自动警悟，勿再刊载鼓吹赤化之影评，否则亦当以轰炸奉飨……”
原来，阿英在1926年就进入了上海的电影界。当时，阿英有个同乡叫周剑云，在上海联合几家最大的电影公司，成立了一家名曰“六合影业公司”，成为该公司的三大负责人之一，周剑云与阿英关系甚好，他在编辑《解放画报》时，就发表过阿英写的许多白话诗。当周剑云办起电影公司以后，就请阿英加盟，阿英就成为六个主要合作者之一，“一、二八”凇沪战争后，明星电影公司的编剧洪深找到阿英，想请他去拍一些进步电影，阿英向组织上汇报后，瞿秋白决定派他和夏衍、郑伯奇进明星电影公司，编写电影剧本，阿英化名张风吾、夏衍化名黄子布、郑伯奇化名席耐芳，成为该电影公司的编剧顾问，1933年3月，由阿英、夏衍、子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所以于伶在《默对遗篇吊阿英》一文中说：“……这是到目前为止，从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期的电影史料中知道，阿英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第一个搞电影的同志了。”说得一点也没错，这不能不引起敌人的仇恨，因此，《晨报》在23日又刊出《青年铲共大同盟呈请取缔普罗影片》一文，中说：“……并通缉潜伏电影界赤色分子，撤办电影检查委员会负责委员，呈中央常务委员会暨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文云……如《盐潮》……《丰年》……并请对于潜伏于电影界中之赤色分子，如田汉、沈端先（即丁谦文、丁一之）、茅盾（沈雁冰）、钱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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