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钞》一书选评者擅长运用比较的方法，别源流，辨异同，重在指出各家独特的风格和独创的成就。《柳州文钞引》比较韩柳二家:“昌黎之文，得诸六艺及孟柯、扬雄者为多，而柳州则间出乎《国语》及《左氏春秋》诸家矣。其深醇浑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劲悍汰寥抑千年以来旷音也。”韩柳二家同为古文运动主将，“此唱彼和”，“一呼一应”，但所学不同，风格各异，互济互补，故能鸣一代文章之盛。茅坤对于王安石的人品和政治主张有所讥评，但对他的文学成就仍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其独造处为韩、欧、苏诸家所不可替代。《临川文钞引》云:“荆公之雄不如韩，逸不如欧，飘宕疏爽不如苏氏父子兄弟，而匠心所注，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人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恐亦古来所罕者。”章王安石与韩、欧、苏氏作比较，既点出诸家风格特征，更指出安石的特长，人所难及之处，“意在言外”云云，真得王文之神做。总体风格之外，还从文体上进行比较，指出各家短长。例如碑铭墓志，以欧阳独胜，而苏轼则非所长。《庐陵文钞》二十二云:“欧阳公碑文正公仅千四百言，而公之生平已尽，苏长公状司马温公几万言以上，似犹有余旨。盖欧得史迁之髓，故于叙事处，裁节有法，自不繁而体已完;苏则长在策论纵横，于史家学或短。此两公互有短长，不可不知。”但墓志表状体非欧阳一人所得专搜，王安石也很出色，可与之争胜。《临川文钞》十一云:“欧阳公最长于墓志表，以其叙事处往往多太史公逸调，唐以米学士大夫所不及者。而王荆公独自出机轴，多喧画曲折之言，其尤长者，往往于序事中一面点绷着色，隽永远出。”唐顺之和王慎中对曾巩赞誉有加，但言过其实。茅坤对他的评价较为客观，谓其“才焰，，不及韩柳欧苏诸子，唯“言论必本于六经”，合于“古作者之旨”，但脍灸人口的作品很少。在明清诸多选家中，像茅坤这样善于作比较批评的人并不多见，非深知其人其文且“细细权衡”者，其能办此。
茅坤比较诸家创作异同短长，能从作家的思想性格、学术与文学的渊源及其所处时代特点诸方面，探求形成各种差异和特点的原因。如论学术文章渊源，茅坤认为，韩愈喜《孟子》，柳宗元喜《国语》、<左传》，欧阳修深于《史记》，苏询好《荀子》、《孟子》、纵横家言，又好兵家孙、吴之智，苏氏兄弟皆好《战国策》，尤耽于禅佛。学术和审美趣尚不同，都会影响文章的风格。若论时代对文章的制约，前面已经提到，宋仁宗与宋神宗两朝政局不同，所以三苏上皇帝书的词气有别。茅坤还特别注意到，身世的挫跌困厄对作家是一种磨炼，能使创作提升到更高境界。柳宗元贬滴永州、柳州，苏轼远迁南海，都是显著例证。故对柳、苏二人这期间的作品评价特高。如谓柳之《钻姗潭》诸记，“公之好奇，如贪夫之笼百货，而其文亦变幻百出”，“公之探奇，所向若神助”，‘点缀如明珠翠羽”。又评苏轼《始皇论》:翻子瞻由南海后所作，公于时经历世途已久，故上下古今处所见尤别，而此篇亦古今痛快卓牟之识。”又评(十八大阿罗汉颂):“此等文字，韩、欧所不欲为;此等见解，韩、欧所不能主。由苏公少悟禅宗，及过南海后遍劫幻，以此心性超朗，乃至于此，可谓绝世之文矣!”
茅坤要求作家“具千古只眼”，“得万物之情”，对鉴赏家批评家也要求有独特的审美眼光和审美感受。他评论八家古文，着重指出各家的个性和风格特征，同时也参人自身(接受者)的审美心理体验，包括不少想像成分，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临川文钞》十一评述王安石的碑状文字说:“往往于序事中一面点缀着色，隽永远出，令人览之，如走骏马于千山万壑之中，而层峦迭嶂，应接不暇。”《临川文钞》四评安石的书赎说:“往往遭以婉，镶以刻，替之人幽谷邃壑，令人神解而兴不穷。”苏询的文章则是另一种境界，《老泉文钞》八评(衡论·远虑)云:“文如怒马，奔逸绝尘，而不可羁制，大略老苏之文有一段奇迈奋迅之气，故读之往往令人心掉。”《颖滨文钞引》摹写苏辙之文“冲和澹泊遒逸疏宕”的风格和读者审美感受，更觉妙绝:“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扬，而洲岛之纷错，云霞之亏蔽，日星之闪烁，鱼龙之出没，并席之掌上而绰约不穷者已。”八家文章的绰约风致和幽妙境界，批评家鉴赏作品时的审美心理，都通过简洁生动的评语托现出来了。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蕴含着某种意境，批评家的一项任务即在指示意境。为此就得澄怀静虑，深入作家所创造的境界中，与之同游，随之上下低昂，这样才能体悟出文章的妙处，获得赏读的‘渝院，并为其他读者指示神理幽境。随着阅读面的扩大，鉴赏者和批评者的文思也日新日进，愈益丰富。此法之运用，关键在于发挥接受者心体的能动作用，专心致志，以饱满的情感和奇妙的想像去体验文中情境。此乃阳明所传心法在文学批评上的具体运用，也符合文学艺术的审美特点。
《文钞》刊行于万历初年，思想界文学界正涌动着一股新浪潮，势头越来越迅猛。茅坤等唐宋派作家与宋明理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力图摆脱旧传统的束缚，接受新潮流的洗礼。《文钞》一面喋喋不体申明文本六经，文道合一的教条，一面竭力呼唤文学的独立性，强调文学的特质和审美规律;一面提倡雅正之音，一面鼓吹变异之调;一面承接明初宋镰诸家文脉，一面迎接公安、竟陵文学新派登场，为之筑基铺路。《文钞》是明代文学由旧传统向新潮流过渡的一座桥梁，并给清代文风和桐城文派以很大影响。可是不少清儒偏偏小视它，贬低它，博大精深如黄宗羲、王夫之，俊逸卓荤如袁枚，也只见疵病，而未察精华。清儒对明代学术与文学往往啧有烦言，稍带异端色彩，即遭拒斥。《文钞》之见低，亦是一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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