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刘大杰却不同意茅盾的观点,认为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来概括文学史,未免太简单,不能真实地反映丰富复杂的作家作品,是一种变了形的庸俗社会学。
然而,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和主流问题的两大讨论,却对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3部文学史著作带来了较为良好的影响,这就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撰写、1962年7月出版的《中国文学史》(1-3册),游国恩、萧涤非、王起等主编、196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1-4册),刘大杰修订撰写、196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上、中、下)。这3部文学史在分期方法和撰写体例方面尽管各有区别,但都自成体系,形成一定规模。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撰写的以条理清晰、文字简要取胜;游国恩等主编的很注意到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和互相影响,以及它们的源流演变;刘大杰撰写的则是在1957年版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改动,略求平衡,但也能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他们较50年代的几部文学史著作要成熟多了,基本上代表了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学史著作的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活跃,呈新锐多元之势,由此对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外文学思潮的交汇和冲撞下,人们对文学史有了许多新的想法和认识,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提出了“大文学史”、“宏观文学史”等诸多观念,甚至也有人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一时间各种新的文学史著作也纷纷推出。归纳起来,有以下3个现象特别值得引起注意。
首先,是多卷本文学史著作的出现。以往虽然也出现过数册或数卷组成的中国文学史,但一般都在二到四册,仍不能充分展示中国数千年文学的辉煌历史。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人都感到应有一部较为详尽的多卷本文学史著作的必要。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领衔下,组成了《中国文学通史》编纂委员会。《中国文学通史》按时代分为10种,自《先秦文学史》至《近代文学史》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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