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胡适都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且都重视小说,如胡适就曾对《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八部古代小说分别进行了考证,后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在他们的带动下,对中国小说的研究一时显得相当热门。即使撇开论文和考证不说,仅以小说史或类似小说史的著作,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后,至上世纪30年代的十余年间,就出版了陈景新的《小说学》、胡怀琛的《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演变》、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上、下册)等。但他们基本上仍都囿于鲁迅的框架之内。至于1937年出版的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则是属于另一范畴的小说史论著。
除小说史的研究外,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些经典著作也都成为人们热衷研究的对象。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绿野仙踪》、《儒林外史》等。甚至连《金瓶梅》、《肉蒲团》、《如意君传》等历来被禁的“淫书”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但研究最为热门的还推《红楼梦》,其中又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最具影响力。因为他从大量的资料中考证出了许多重要而又有价值的结论,对以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索隐派及其他旧红学的观点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求实的治学态度和考证论述方法,为中国的小说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门径,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顾颉刚在为俞平伯《红楼梦辨》所写的《序》中认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的问世,标志着“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这一看法至今仍得到红学界的普遍认同。
在小说史和小说家及其作品研究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通俗小说的目录书,出版于1933年。书中所收自宋至清的通俗小说书目近千种,每一书目后注明其版本、作者姓名或别号、序跋时间及作者;若为孤本珍本,则又注明收藏之地与收藏之人;至于已佚或未见之本,则尽可能对其内容掌故详加考校。该书对晚清以前通俗小说的著录相当完备,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或小说史的必备工具书。
整个20世纪40年代,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显得平静。在建国以后的五六十年代,虽然也出版过《中国小说史稿》等个别小说史的著作,但没有什么重大创见。
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古代四大小说名著无一例外地被重新评价。胡适、俞平伯的红学观点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三国演义》的讨论多围绕在“人民性”和为曹操翻案两大问题上;《西游记》则多集中在主题的讨论上,把阶级斗争的学说引入到小说内容之中;而《水浒传》的讨论,由建国初期的“农民起义”说,发展到“忠奸斗争”说,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成了反面教材,掀起了一股批《水浒》的热潮。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曲折,才使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显得冷静、清醒。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焕发出一片勃勃生机,呈繁荣景象,各种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在资料和论述两个方面都得到了突破性的重大发展。这种突破性的重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视野开阔,思想活跃而呈多元趋势。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术界首先正本清源,打破了建国以后日益走向僵化的一统局面,然后以开阔的视野面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对《红楼梦》、《水浒传》等都在新的起点上以更新的观点加以重新评价,如戴不凡的《小说见闻录》等便以观点大胆创新而闻名,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则第一次从美学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史框架已被突破。
2 不少禁区被打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本有一些禁区,象《桃花影》、《绣榻野史》、《痴婆子传》等小说在古代就被视为淫书而遭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略有改变,但也仅限于《金瓶梅》、《肉蒲团》等书的研讨;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则一律被打入冷宫。但到了八九十年代这一禁区被冲破,不仅不加删节地出版了一部分艳情小说,而且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研究,如何满子的《中国爱情小说的两性关系》等书,都把笔触伸向了这一禁区。
3 研究资料的丰富。由于中国古代原不重视小说,所以有关小说的资料艹鬼集并不多,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已称资料丰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古代小说资料的挖掘和整理更为出色,如袁行霈和侯忠义合撰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王利器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柳存仁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等,都在此间问世。此外,像《红楼梦》、《水浒传》等,都有资料汇编本,就连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作者,也都出版了《李伯元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等,其时研究资料之丰富可见一斑。
一、对中国词学研究的重视
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是,在梁启起、谭嗣同等人进行文学改良运动,提出“小说革命”、“诗界革命”等口号的热潮中,却从无听到词界革命的主张。究其原因,恐怕有三:其一,当时的文学改良主要是为社会政治服务,而词为诗余,曲为词余,历来被视为小道,其反映社会政治的功用和空间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不如小说和戏剧;其二,小说、戏剧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功用,在西方诸国已被证实,但西方诸国没有词、曲,故也不知词、曲为何物,在中国缺乏参照系,引不起改革或革命;其三,诗、词时而并称,也许谭嗣同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中已包含了词、曲,但并不明确。不过,尽管如此,对词的研究,在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内,仍取得了极其重大而又有深远影响的成就。这个成就是以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刘毓盘的《词史》来体现的。
况周颐与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合称“清末四大词人”。他在《蕙风词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词学,尤其是常州词派的理论而又有所引申拓展,发表了许多前人所未发的创见。如他论词标举“重、拙、大”,以此作为填词的理想体格,与传统的轻、巧、小正好相悖;又主张“词贵有寄托”,重性灵;并纠正了长期以来对词的蔑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乃从西方美学理论的启发下,提出了“境界说”。他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成名句。”王国维的“境界说”与况周颐的“重、拙、大”两大词学理论,尽管都是在上世纪初便已提出,却影响了整个20世纪。至于刘毓盘的《词史》,本是他执教于北京大学时的讲学手稿,后竟成中国现代第一部词史著作。全书共十一章,其对历代词的基本看法是:“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翦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这一总体认识,基本上为当世的词学界所接受。尽管书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其筚路蓝缕之功,仍不可没。
胡适不是词方面的研究专家,但他自1923年至1926年编撰而成的《词选》中的某些观点,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他认为词史的流变可分为三大期:自晚唐至元初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自元至明清之际为曲子时期;自清初至19世纪为模仿填词时期。(2)他认为“词起源于民间”。(3)他对词取重豪放、轻婉约的态度。其中后两个观点曾对词学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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