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西方文化的输入,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传统的正统文学受到挑战,而小说、戏剧、词曲等非正统的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地位迅速上升,出现了四个新的增长点,即:戏剧、小说、词曲、文学史。本文从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对这四大新增长点的增长过程及其原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中国古代文学曾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形成和造就了一批出类拔萃的批评者和研究者,涌现出了象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等一系列经典性的文学研究专著。然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诗、文一直被置于正统的文学地位而受到尊重,而小说、戏剧、词曲则都被视为非正统的文学而受到轻视。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又造成了诗、文研究为上,小说、戏剧、词曲研究为次的不合理现象。尽管李贽、袁宏道、冯梦龙、金圣叹、陈维崧等人都曾分别抬高过小说、戏剧、词曲的文学身价,想扭转这种不合理现象,但均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格局和观念。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渗透,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等人文学改良思想的影响,新兴城市的繁荣和报刊杂志的日渐增多,小说、戏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汹涌而起和蓬勃发展,使人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极其深刻的根本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和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一些与传统不同,甚至相悖的新型学科竞相出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小说、戏剧、词曲这些原先不受重视的非正统文学,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重视;各种观点和体例的中国文学史纷纷亮相问世。以致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新的增长点。
一、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与对中国戏曲研究的关注
尽管金圣叹在17世纪就曾把《西厢记》与《离骚》、《史记》等并列,提高到与诗、文同等的地位,但仅是个别人的远见卓识。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西风渐进,特别是20世纪初, 许多青年走出国门,中外文学融汇撞击,一些与传统不同的新的文学观念在青年一代中滋生蔓延,小说、戏剧的地位才得到迅速的提高。而作为一个深谙国学,同时又受到西方哲学与文化洗礼的青年学者王国维,也已经意识到传统文学观念中对戏剧的偏见,重视起戏曲来,并从1907年开始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陆续撰写了《曲录》等重要学术专著与文章。到1912年春,又完成了总结性的戏曲研究著作《宋元戏曲史》。
在《宋元戏曲史》的《序》中,王国维在提出了“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以后,又相当遗憾地指出:“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于是,他从目录学着手,广泛搜罗资料,在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戏曲的起源和渊源,从音乐、舞蹈、表演和文学四个领域,论述了中国戏曲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提出了他对戏曲概念的确认。即:“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
当时曾有中国戏曲来源于外国的说法,而王国维却在书中以大量的史料和严密的考证,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戏曲是萌生于本国的文学艺术形式,认为除了“《拨头》一戏自西域入中国外,别无所闻。……不能谓之自外国输入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第一次以文学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中国戏曲史,开了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风气,建立了中国戏曲史的学科,可以说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奠基人。他自己在此书的《序》中也说:“凡诸材料,皆余所艹鬼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
自此以后,不少学校多开此课,各种研究戏曲的专著也就接踵而起,纷纷问世。仅抗战以前便有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ＡＢＣ》、佟晶心的《新旧戏曲之研究》、卢前的《明清戏曲史》、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略》等相关的研究专著出版。由于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侧重于宋元戏曲的论述和研究,有些问题已基本理清,故吴梅、卢前等人的研究重点则多放在明清,如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共分3卷,元、明、清各1卷,每卷前各有总论,然后再作分论;而卢前的《明清戏曲史》,显然是专论明清戏曲历史发展的著作,他把明、清戏曲分为4个时期。
从抗战前出版的一些有关戏曲史或戏曲研究的专著来看,当时还多处于初创和梳理的阶段;所探讨的问题又多集中在中国戏曲的起源、发端、形成,或戏曲与舞、乐的关系等一些方面,谈不上深入;凡上古至宋元的戏曲研究多不脱王国维的框架,而明清的戏曲研究又多参考了吴梅的说法。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上世纪40年代的古代小说研究显得平静,但古代戏曲的研究却很有一些动静,沿着抗战前的研究道路继续发展,继30年代末出版的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40年代又有徐梦麟的《云南农村戏曲史》、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小史》、冯沅君的《古代说汇》、董每戡的《中国戏剧简史》等书的出版。其中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的学术水平的,还得推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该书宗旨不在纪述往迹,而在穷其流变,故作者广征博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对中国戏剧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比较清晰的描述和较为深入的阐发,后来作者在60年代出版的《中国戏剧史总编》仍以此书内容为主体。
建国以后的50年代,除了阿英《元人杂剧史》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元杂剧的发展历史,属理论探讨的著述,其他像傅惜华的《明代杂剧全目》、钱南扬的《宋元戏文辑佚》、刘永济的《宋代歌舞剧曲录要》、隋树森的《元曲选外编》、赵景深的《元人杂剧钩沉》等,多在资料钩稽,故其成就也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八九十年代,古代戏曲研究重新活跃起来,一下涌现出大量的各类研究专著,其中成就比较突出的有任半塘的《唐戏弄》(上、下册)、张庚与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陈建森的《元杂剧演述形态探究》、赵景深的《戏曲笔谈》、蒋星煜的《中国戏曲史钩沉》、夏写时的《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王季思的《玉轮轩曲论》等。特别是任半塘的《唐戏弄》,以丰富的资料和精密的论述,从形式和精神两方面来阐明唐代戏剧发展的状况,力求揭示戏曲在宋之前340年中的发展真象,大大扩展了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框架。
不过,纵观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古代戏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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