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就知道五角场这个地名，上海最后一辆有轨电车就是通往五角场的，这辆3路车的起点站就在我家附近的康乐路天目路口，我有时会跟随父母坐这辆车到叔叔家作客，叔叔就住在五角场新华书店背后的工人新村里，是一套煤卫独用、比较宽敞的两居室。后来，叔叔把这套房子换成了老城隍庙附近煤卫合用的一间房，因为五角场是郊区户口，当时我的两个表弟虽然还在读小学，但五角场将会成为他们报考中专、技校的障碍。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地段比房子本身更重要。
1982年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后，惊讶地发现五角场一直顽强地保留着我儿时记忆中的旧貌，从市区出发，车过上农新村后依然是一片田野。上农新村是我初中时代学农的地方，忆苦思甜的教育虽然已经了无痕迹，但村干部夸耀一只硕大无比的母猪的自豪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五角场就像一个乡村集镇，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当成人间乐土。我喜欢光顾那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特别是当它扩展为体育书店以后，那时除了围棋，我还迷上了桥牌，经常在东区食堂里通宵达旦地鏖战，我们还以五角场为圆心，到同济、城建学院、机械学院、水产学院等处征战。五角场放映站是翔鹰电影院的前身，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朝阳百货商店虽然一直难以摆脱供销合作社的格局，但依然是五角场最有分量的地标。至于江湾游乐场，虽然我们偶尔也会陪客人坐一坐全市最大的三环滑车，但它基本上只是我们用以炫耀的都市景观，而它隔壁的录像厅倒是更具亲和力。
我们是在五角场简陋的餐饮店里学会如何定义幸福生活的，那里昏暗的灯光总是我们骑车夜行的航标，我的同学严锋也是一位饕餮之徒，我们常常在晚上10点半之前赶往五角场，在淞沪路上的餐饮店关门前，喝8分钱一杯啤酒吃1毛2分钱一碗冷面。兴致高的时候，我们就会移师马路对面的老阿姨家，这是五角场唯一一家个性化服务的餐饮店，我的同学阿邵因为“胎里荤”，每天中午都要来吃一碗定做的鸡毛菜素面。夏天的时候，我和严锋喜欢把老阿姨的桌子搬到马路边上，每人叫上五瓶啤酒，开始畅谈人生理想，因为我们的无尽探索，老阿姨家的啤酒总是供不应求。当我们读到硕士生两年级时，南区的研究生宿舍落成了，因为贪图五角场的美食和东区院子里的生煎、鸡鸭血汤，我们拒不搬迁，没料到学校当局并没有执行“强制动迁”，我们就成了唯一一个孤悬海外、与本科生同伍的研究生寝室。
如今五角场终于要河山大挪移了，直逼徐家汇的架势已经初露锋芒，但是我仍然听到有些复旦老师把进市区说成是“到上海去”，其实要不是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也许我们要把到五角场去说成是到上海去。在1927年民国政府出台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中，五角场是租界之外新上海的中心，附近的马路分别以“民”“国”“政”“府”四个字作为路名的第一个字，五角场一带除了建有行政机构与重要公共设施，还有与之配套的总火车站和码头。我有时候想，要是大上海都市计划当真施行的话，上海的城市格局也许就是另一幅面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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