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或天生的文化趣味，不仅是捏造的，而且也是强加于人的，目的是为了把美学消费从普通的消费世界中割离出来，因为统治者无疑从一种独立于社会语境之外的、与历史无关的美学意义中获益非浅，这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分类系统本身就是深深植根于阶级系统之中的。把趣味作为一种自然出现的现象，来标识和维持社会界限是统治者屡试不爽的惯用手法。值得提醒的是，无论社会界限存在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还是存在于一个阶级的内部，具体的标记操作过程都必须部分地加以掩饰，这往往是达成标识的有效性与隐秘性的先决条件。
韦伯的社会分层模式对于透视这一标识过程无疑是十分有效的，阶级与地位之间的关系也因而得以深刻的揭示。布尔迪厄沿着这一思路以阶级分支（classfraction）和生活格调等概念来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并详细论述了不同阶级分支的生活格调的差异，这就是问世于1979年的《区分：趣味判断的社会判断》一书的主要内容，这本长达600多页、内容翔实、篇幅冗长、在技术上又令人望而生畏的社会学巨作，却令人惊奇地成为了销量惊人的畅销书，而且在法国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争论，此书80年代中期译成英语后，同样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布尔迪厄看来，“合法”趣味、“中产阶级品味的”趣味和“大众趣味” 构成了文化趣味的“三层”模式，这是一幅与教育程度和社会阶级相一致的趣味与嗜好的“地图”，是阶级生活格调模式的开始。“每一种趣味都聚集和分割着人群，趣味是与一个特定阶级存在条件相联系的规定性的产物，聚集着所有那些都是相同条件的产物的人，并把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趣味是以一种根本的方式来区分人的，既然趣味是一个人所能具有的所有东西（人或物）的基础，是一个人对于其他人来说所能具有的所有东西的基础，那么，一个人就以此来对自己进行分类，同时也被其他人进行分类”。趣味，是社会身份的主要表示者和主要成分，是阶级内部婚姻主要的相互影响的决定因素之一，因为个人更倾向于与生活格调（也就是社会阶级）内部，而不是生活格调（社会阶级）之间的人交往和结婚。
工人阶级美学无疑是一种被统治的美学，它不断地要参照统治美学（“合法”趣味的文化仲裁）来定义自身，与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不同，工人阶级不能对构成或定义涉及美学判断的物品采用一种具体的美学观点，这些物品可以是一两汽车，也可以是一个CD播放机、或一张照片。上层阶级已经摆脱了必需品的困扰，可以有一种“玩耍的严肃性”，这一美学意义是一种不确定的世界关系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区分的意义。
小资产阶级则不幸地两头落空，他们自认为与阶级体系内低于他们的人截然不同，但与高与他们的人相比，他们又面临两个问题，首先，他们缺乏作为动员合法趣味基础的那种教育，其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缺乏“自在的或培养出来的自然”，与上层阶级不同，他们缺乏那种家庭教育所熏陶出来的特有的习性，因而无法把自己学来的东西掩饰成自己与生俱来的东西。
职业区分在建构“客观的阶级”时的作用不可小看，而客观的阶级又是与“构成的阶级”紧密联系的，所谓“构成的阶级”，是指在社会空间中被其经济与文化资本的混合物的量和构成所决定位置的阶级。在阶级习性与生活格调之间的关系中，饮食、运动、服装、非语言的交流等领域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布尔迪厄得出结论：“最初在公司内部引发的分类的斗争，在生产与公共性之间为争取最高权力的斗争，在工程与市场之间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以及所有在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内部所进行的相同斗争，都是与涉及参与者的整个世界观和生活艺术的价值观的冲突不可分割的。因为他们反对的不仅是不同的阶层利益，与不同的学术与职业生涯，而且还有通过这些因素所显示出来的不同的社会新成员的吸收领域，以及因此最终产生的习性上的差异。”
在《区分》一书中，布尔迪厄的中心论点是关于事物意义的斗争，换句话说，关于社会世界意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这一点与布尔迪厄的《教育、文化和社会再生产》一书中的论点是一致的：确定秩序的社会再生产，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象征性暴力保护的，所谓象征性暴力也就是文化再生产的一个过程。
布尔迪厄的分析似乎有过于强调决定论的倾向，尽管在描述趣味系统的运作时，决定论可能不是那么强烈，但他的基本理论与问题仍然一如既往，即关于社会的文化和社会再生产模式似乎必须诉诸于文化决定论。另外，从方法的角度看，布尔迪厄对生活格调和阶级分支之间关系的分析也不是毫无缺陷，因为阶级分支是从职业和雇佣地位的角度来界定的，而生活格调也并非不言而喻，它们构成的实践更是分散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之中，其结果是掩盖了它们的连贯性和它们存在的‘现实’，我们又该如何发现它们那隐藏的一致性呢？布尔迪厄对待工人阶级时仍难以彻底摆脱肤浅的认识，这无疑暴露了他自身的优越感，正如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所指出的那样，“布尔迪厄自己的证据表明了：工人阶级成员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少关心改变自己的境遇或更少向往出人头地，也许这是布尔迪厄抖掉人类学家帽子上的灰尘，出去与他要写到的人聊上一段时间的时候了，在此，就像本书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布尔迪厄暴露了他那法国资产阶级文化网络成员的身份”。
在我们这个时代，格调似乎比阶级更为吃香，一本原意为“阶级”或“等级”（class）的书，却被译成了“格调”，而彼得·梅尔一本原意为“奢侈的习惯”，却被译成了“有关品位”。显然，在消费主义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揭穿趣味与格调的阶级实质与虚构的迷人光环，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刻不容缓的社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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