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与社会联系的角度看，邓小平对社会现实的全新理解和全新阐释，使其文艺理论显现出崭新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从文艺社会功能的角度看，邓小平在文艺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等诸多社会功能中，对文艺的宣传教育功用最为关注，特别强调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从文艺社会评价的角度看，邓小平“人民文艺标准”的提出，肯定了只有人民的态度和选择才是判断文艺作品是非优劣的最终社会标准。“人民文艺标准”的提出，使社会主义文艺同实现人民最大最根本利益的伟大实践活动相联系，从而走向人类文艺史上最为广阔的活动空间。邓小平文艺思想以其鲜明的社会学政治学意义昭示后人，成为中国文艺思想史上一笔重要遗产。
历史上每一种有影响的文艺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必然与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风云及种种纷繁复杂的思想斗争，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概论》一书中曾对本世纪西方主要文学批评理论进行评述。他认为世纪文学理论流派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派、原型理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等，无一不是与政治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他在该书“结论”中写道：“我在这本书里自始至终都试图说明，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和思想意识历史的一个部分。结论是，我们考察过的文学理论是政治的。
如果说，任何文艺理论都与社会政治有着不解之缘，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以其强烈的政治性和社会功利性为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非职业文艺理论家或美学家，他们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论述大都体现在其哲学和经济学著述之中，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特定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的产物。同样，邓小平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文艺思想也是在 !" 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 !" 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社会政治斗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邓小平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文艺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结晶。
一 、文 艺 要 真 实 地 反 映 丰 富 的 社 会 生 活
文艺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核心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艺术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在他们看来：“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艺术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它并非来自神灵的启示，也不是某种“绝对理念”的自我表现，相反，“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既然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一定的社会现实的反映，那么，要想正确阐明文艺的特性，就不能孤立地从文艺本身去说明，而必须将文艺置放在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大环境中加以考察。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文艺家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但这种反映不是纯客观的，文艺应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作某种程度的表现。所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反对任何一种自然主义，反对任何满足于将直接感觉到的外在世界的表面作照相式的再现的倾向”。马克思批判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时，就提出文学应“真实地评述人类的关系”。恩格斯则认为，在真实反映现实的文艺作品中，人物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上述思想后来被恩格斯概括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化作为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概括，它总是提炼出生活中某种普遍的带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列宁继承了马恩的思想，他赞扬托尔斯泰深刻地描写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图画”，在他看来，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在马恩和列宁的时代，无产阶级已大踏步登上历史的舞台，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已成为历史的潮流，因此他们要求文艺应“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应反映无产阶级解放意识的觉醒和他们所进行的实际斗争。这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所提出的要求。
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同时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展了他们的思想。邓小平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念，即文艺创作必须从现实生活出发，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必然性。所不同的是，邓小平所理解的社会现实与马恩、列宁和毛泽东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在马恩、列宁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现实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或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部文艺作品的价值在于它是否充分反映了这一社会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否对这一历史进程有所推动，有所贡献。而历史发展到20世纪最后几十年，时代赋予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不应仍然占据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中心。因此，如果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出现偏差和失误，就会滑向历史唯心主义，从而偏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文艺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79年 6 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全会的开幕词中指出：“在这三十年中，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亦已基本建立，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只能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并逐步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才是当代中国文艺家所面对的新的现实，这才是“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从这一根本看法出发，邓小平对“政治”和“革命”等概念作了具有当代政治学意义的全新阐释。“政治”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是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革命”不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是转变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 对社会现实的全新理解和全新阐释，使邓小平文艺理论显现出崭新的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文艺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这固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但倘若要真实地而非虚假地反映现实生活，就必须真正从生活出发，而非从观念出发，必须对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有所认识，有所把握。真实地理解现实，科学地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一基本原则的关键。邓小平正是在如何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如何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从而为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文 艺 要 满 足 人 民 精 神 生 活 多 方 面 的 需 求
文艺应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文艺要发挥独特的社会功用，这两个要求在文艺社会学范畴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指创作与对象的关系，后者指作品与接受者及社会需求的关系。要求文艺贴近生活，反映现实，是要文艺增强透视社会、干预生活、益人心智的社会功能，而希望文艺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又往往要求文艺真实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崇实，是尚用的逻辑前提；而尚用，是崇实的必然结果。两者相生相伴，互为表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的一个显明特点。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里，文艺具有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的强大功能。马克思曾盛赞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恩格斯也高度肯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在自己的作品里惊人地、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它的力量和它的弱点”。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毛泽东反复读过《红楼梦》，他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他称赞“《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一次，他对其表孙女说：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邓小平也十分重视文艺的认识作用。他指出：“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艺术的表现力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诗歌、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各个方面，都出了一批优秀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邓小平评价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80年代初，女作家谌容在其中篇小说《人到中年》里讲述了一个女眼科医生陆文婷的人生故事。小说生动描绘了陆文婷的人生遭际和重负艰行的生活境况，刻划了她为人民任劳任怨，为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境界，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具有内在性格力量的社会主义时代中年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个形象以其催人净化的美好心灵和激人泪下的艺术力量，引起社会上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小说所提出的应如何爱护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也引发了人们的深深思索。小说发表后不久，又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1983年邓小平视察江苏等地，回京后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讲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人到中年》这部电影值得一看，主要是教育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看看，对我们这些人有好处。”在邓小平看来，《人到中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因此不仅“值得一看”，而且热情地予以推荐。这与当时一部分人批评作者“人为地给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认为小说否定社会主义的观点相比，两种文艺观泾渭分明，高下立判。
毫无疑问，文艺还具有激发人的情感，净化、提升人的心灵的作用，而在文艺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等诸多社会功能中，邓小平对文艺的宣传教育功用最为关注。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长期担任政治领导工作，在工作中他始终重视文艺的宣传鼓动作用和教育作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将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提到更高的位置。在他看来，文艺家是思想战线上的战士，“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好的文艺作品，对于陶冶人们的思想感情，坚定追求美好事物的信念，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往往会起到很大的潜移默化作用，因此，文艺的社会功能最终应当集中体现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提高上。邓小平认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重视、强调文艺的教育、认识作用，并不意味着忽视或取消文艺的其他社会功能。邓小平深刻总结了以往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给文艺带来禁锢和危害的历史教训，主张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过去“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他对文艺创作的多样化发展和文艺社会作用的多方面发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
同时，他强调文艺的审美特性是实现社会功能的前提。“教育和启发”与“娱乐和美的享受”，应该在文艺的社会功能中得到有机的统一。正如周恩来 %&$% 年所说：“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不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以政治代替文艺，就没有文艺了，还有什么看头呢！”其实鲁迅也早就说过：“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邓小平重视文艺的审美特性，认为艺术形象应“有血有肉、生动感人”。针对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盛行的弊病，他强调指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善的艺术形式。”
正是由于文艺具有特殊的教育作用，邓小平殷切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自己所肩负的重大社会责任：“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正是由于文艺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邓小平曾告诫文艺工作者要努力提高自己：“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三 、人 民 是 文 艺 作 品 的 最 终 评 判 者
社会主义文艺反映人民现实生活的特性，不仅规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社会功能，而且也确定了评价文艺的标准。邓小平关于文艺评价标准的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即：“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可概括为“人民文艺标准”。
邓小平“人民文艺标准”的社会学意义首先在于，它肯定了只有人民的态度和选择才是判断文艺作品是非优劣的最终社会标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与列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有一次，列宁与克·蔡特金谈到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及其他各派的艺术，列宁直率地表示：“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愉快。”“可是，”列宁话锋一转，“我们关于艺术的意见是不重要的。像我国这样以百万计的人口，艺术对其中几百人甚或几千人的贡献也是不重要的。艺术属于人民。它必然在广大劳苦群众中间有其最深厚的基础。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结合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 尽管列宁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但他从不把个人的艺术爱好强加于人，在他看来，少数专家、权威、领导人包括列宁自己在内的个人艺术见解并不能成为判断艺术的最后准绳，只有人民才有资格作艺术的最终评判者。“人民文艺标准”的社会历史根据不仅在于人民的现实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最终源泉，而且还在于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母亲。正因为这个道理，邓小平深刻地指出：“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取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其次，邓小平“人民文艺标准”特别强调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一文艺作品的优劣，不仅要从主题、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上去看，更重要的是要看其对社会对人民产生了什么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说：“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邓小平要求文艺工作者“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要求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在他看来，“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能“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的作品，“能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的作品，是好的，“值得欢迎的”。
第三，邓小平“人民文艺标准”由于与人民的社会实践相联系，因而具有令人瞩目的开放性。过去几十年，人们曾总是狭隘地将社会学批评当作文艺批评唯一正确的批评方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重在社会历史维度上展开文艺批评，将现实主义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革命性、战斗性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与一定的时代、政治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是将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相统一的，是以人民的审美需要为出发点的，并不排斥多种艺术表现方式，马克思本人就曾呼吁精神应该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人们过去将生来就向现实生活和人民伟大社会实践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奉为“圣经”而忽视了它的基本精神，使原本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硬的教条。在邓小平哲学思想中，实践与人民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实践只能是人民的实践，而人民也只能是实践中的人民。邓小平将文艺标准交还给人民，使文艺标准从圣殿回归民间，这样，文艺标准便因与人民相关联而沟通了与人民群众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伟大社会实践的联系，从而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品格。“人民文艺标准”不仅会有力地促使社会学批评的深化和更新，而且还自然对一切优秀的进步的艺术方法开放。
邓小平“人民文艺标准”具有重大的政治学意义：一、人民的需要是最大的政治。邓小平曾在不同场合说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政治；“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是政治；“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 但这些说法背后都有一根红线贯穿，那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满足人民的需要是最大的政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应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治，这不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且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目的和最高准绳的。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邓小平所说的：“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二、摒弃了文艺批评中狭隘的政治标准。长期以来，我国文艺批评遵循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的原则。当“政治”体现了对当时历史主要矛盾和任务的正确认识，深刻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时，这一批评标准尚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当政治成为政治家手中随意拨弄的工具，政治标准就走向主观化和绝对化，在文艺批评中便成为对文艺家和文艺作品大张挞伐的“尚方宝剑”。邓小平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教训，明确宣布“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
三、强调文艺不应该脱离现实的人民的“最大政治”。邓小平所提出的“人民文艺标准”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是创作动机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也是文艺活动与人民伟大历史实践的统一。摒弃狭隘的政治标准，并非意味着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政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确定地位，“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 “人民文艺标准”的提出，使社会主义文艺同实现人民最大最根本利益的伟大实践活动（亦即最大的政治）相联系，从而走向人类文艺史上最为广阔的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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