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一直是上海浮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895年法国人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第一次欣赏到了电影，而上海人只隔了7个月的时间，就追上了这一时尚的娱乐方式。上海虽然是亚洲最早的电影放映地之一，但在电影首度登陆后的13年里，上海人却都是在人声鼎沸的茶楼里看电影的。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开办了虹口大戏院，尽管这只是一间铁皮屋子，但它的经营业务却十分明确，只放电影，于是电影院总算落户上海了。旗开得胜的雷玛斯不久在海宁路、四川北路修建了维多利亚影戏院，这座可容纳750人的电影院，堪称旧上海经营最成功的电影院之一。
海宁路、四川北路一带是上海电影院勃兴的福地，在不大的几个街区里，除了维多利亚影戏院外，还有葡萄牙人赫思培在四川北路上兴建的爱普庐影戏院，日本人在乍浦路上开设的东京活动影戏院、在武昌路上开设的东和活动影戏院等。我就在这些街区长大，也喜欢看电影，但却一直不知道那段历史。其实，这些街区的辉煌远远不止几个电影院的沉浮，比如，小时候当我听到别人说起“铁马路”，就知道一定是指小菜场，不会想到上海美专。但是，城市的记忆之门，有时却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令人惊讶地开启。有一天黄昏，当我走进后弄堂吉庆里，忽然发现同学张三家的门口居然挂了一块“吴昌硕故居”的铜牌。
当年梅兰芳频频造访过的吉庆里对面，应该还不会有山西电影院。山西电影院是我青少年时期最喜欢去的电影院。与附近的泰山电影院、国际电影院、胜利电影院相比，山西电影院的硬件设施要逊色得多，但弄堂口的电影院，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遇得上的，况且我一直以为电影院只是一个放映空间，设施的好坏根本不足挂齿。所以到复旦念书后，简陋的五角场放映站，同样也会成为我神往的地方。
自从火车老北站被弃用后，山西电影院已经无可救药了，我只能眼看着它一会儿变成饭店、一会儿变成游戏房，我唯一能对它表示敬意的方式，就是不再插足那个已经面目全非的空间。销品茂中高歌猛进的多厅电影院，与在街道中挣扎的山西电影院的同类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给所有狭隘理解电影院的人们以迎头痛击，它已经无情地颠覆了电影凌驾于电影院之上的等级制度，它张扬了都市空间奢华享乐的特性，它吹响形式制服内容的胜利号角。当低视点、宽视角银幕和SRD、DTS、SDDS高保真音响还原系统成为我们理解电影的先决条件时，我不知道那些复杂而令人舒适的设施，是否有能力让我们重温电影院里简单纯净的温暖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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