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发展之痛
触摸发展之痛
●主持人:本报记者 杨波
●嘉宾:蒯大申(上海社科院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手段非常有限,在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很难顾得上保护环境,这是事实。但这个矛盾也不是无法解决。保护生态环境不等于什么也不能动,关键是要适度开发、有节制地开发。为什么很多开发都偏了轨?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
新闻背景:旅游公司斥巨资要在青海湖畔打造豪华游轮,以破青海湖季节性旅游坚冰,此举引来两院院士一片反对之声,专家警告:“不要等到豪华游轮将青海湖变成一个巨大的‘废水池’后,再回过头来治理!”有关部门欲在虎跳峡修建“一库八级”梯级水电站,以解决某市的用水困难,环保组织群起呼吁:“留住虎跳峡,留住长江第一湾”,从保护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出发,停止三江流域水电开发!发展经济的愿望无可厚非,摆脱贫困的心情也在常理,可是,面对我们身边越来越稀少的森林,越来越浑浊的河流,越来越恶劣的气候,人们忍不住发问:这究竟是谁的发展?发展又是为了谁?经济社会的发展究竟得付出多少痛的代价?
主持人:无论青海湖游轮风波也好,虎跳峡筑坝事件也罢,类似的纷争所反映出的实际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要发展还是要环保,这对矛盾是否如鱼和熊掌般不可协调?保护生态环境是不是一定要以某一地区的贫困为代价?
蒯大申:矛盾肯定存在。在很多情况下,这个矛盾可以转化表述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企业、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如果这样看问题,可能更清楚一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方利益高度分化,各方利益需要协调。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立场十分坚定、明确,提出“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其要义就是在兼顾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谋求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我们不能牺牲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公共利益来谈经济发展。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理性上都认同保护生态环境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可是在实践中,我们却屡屡看到“杀鸡取卵”、“涸泽而渔”、谋小利而害大利的悲剧不断上演。这有一个利益驱动的问题。地方政府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坚持,主要还是因为没有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说话。在发展经济问题上,政府与企业发生职能混淆,导致一些打着发展经济旗号却损害公共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行为不断发生。
我个人认为,保护生态环境与地区贫困之间其实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手段非常有限,往往不得不靠卖家当来过日子,在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很难顾得上保护环境,这是事实。但这个矛盾也不是无法解决。保护生态环境不等于什么也不能动,关键是要适度开发、有节制地开发。为什么很多开发都偏了轨?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对于真正贫困的地区,要使资源开发不过度,从全局来看,国家应制定相关的政策,对这些地区进行适当的经济补偿,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人才培训等,限制地方盲目开发的冲动;同时要建立高效有序的落实、反馈和调节机制,否则,即便政策目标明确,如果指导措施不得力,仍旧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主持人:如此看来,在由发展和发展不平衡所引出的两难选择中,政府的角色定位非常关键。作为民众,又该给自己作何定位呢?
蒯大申: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充当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守夜人,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是现在一些政府部门往往立场有误,将自己等同于发展商。此外,执政方式也要讲科学。在虎跳峡这个案例中,更应该强调的是政府决策的规则和决策程序是否公正,政府是否真正做到科学、民主、依法执政。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生活理想,就是在生活方式上向欧美看齐。孤立地看,也不能说不好。但联系到地球的承受能力,我们就不能不有所反思。我觉得,简单的、节能的、低耗能的、低污染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需要提倡的。物质至上、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并不可取。从目前中国的国情看,因为人口基数庞大,人均资源占有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要达到世界平均生活水平,必然要以消耗更多的资源、透支后代人的资源为代价。
主持人:有人质问,发展主义者像商人一样只顾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以人体健康和生存家园为代价的“发展”有什么意义?也有人反驳,环保主义者像乌托邦分子一样试图追求一个完美的世界,发达的国家、发达的地区凭什么在污染了自然挥霍了资源后向欠发达国家、欠发展地区提出环境保护的要求?要求那些尚徘徊于贫困线边缘的人们安贫乐道于青山绿水之间,是不是与询问饥饿的人“何不食肉糜”一样荒唐呢?
蒯大申:这个问题让我想起20多年前读过的一本书:《只有一个地球》。这本书其实是吸取58个国家152位专家的建议,为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而准备的一份研究报告,当时争议非常大。
一位欧洲工业化富国的顾问,主张人类应当立刻放弃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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