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文学:在世界游荡的幽灵
什么是“后殖民”?我们对“殖民主义”并不陌生,“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列强通过海外移民、资源掠夺、奴隶贩卖等,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压迫、统治、奴役和剥削。宗主国把殖民地当作军事战略基地,也当作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劳动力和资本输出的场所。而后殖民(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有两种含义:一是时间上的完结,即从前的殖民控制已经结束;另一种含义是意义的取代,即殖民主义已经被取代,不再存在。但第二种含义是有争议的。如果说殖民主义是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话,那么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没有超越殖民主义。“殖民化”表现为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行资本垄断、在社会和文化上进行“西化”的渗透,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从而弱化和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跨国资本主义在许多地方有意识地使当地实行现代化,发展当地经济、技术,训练土著人成为文明人。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建立学校、教堂和医院,培养当地贵族知识分子群体。这些顺应时潮的行为软化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强硬一面,在不同程度上缩小了宗主国和边缘地域之间的差别。
──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前言》“后殖民”代表人物
沃勒·索因卡(ＷｏｌｅＳｏｙｉｎｋａ,1934-),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小说家、评论家。从小就受到了西方和非州传统文化教育。1954年获奖学金赴美国利兹大学攻读文学,毕业后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任剧本编审。1960年回国,创建国家剧院,组织著名的“1960年假面”剧团等,探索融合非洲传统戏剧和西方戏剧的方法。索因卡的主要戏剧作品有《森林之舞》、《强种》、《孔其的收获》、《路》、《疯子和专家》等。1986年,由于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富有诗情画意的遐想影响了当代戏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维·苏·奈保尔(Ｖ.Ｓ.Ｎａｉｐａｕｌ,1932-),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1950年获奖学金赴美国牛津大学留学。毕业后为自由撰稿人,曾为ＢＢＣ做“西印度之声”广播员并为《新政治家》杂志做书评。1955年在英国结婚并定居。1960年代中曾在世界各地广泛游历。主要作品:小说《米古埃尔街》、《效颦者》、《到达之谜》;非小说《黑暗地区:印度亲历》《印度:受伤的文明》等,20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爱德华·Ｗ·萨依德(ＥｄｗａｒｄＷ.Ｓａｉｄ,1935-),生于耶路撒冷,从1963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英语与比较文学,现为该校教授,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和文学批评家,也是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东方主义》、《文本与批评的世界》等。他把西方的“殖民话语”作为研究的对象,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及其权力结构,开辟了学术探讨的新的领域。
文化流放者的语言空间
殖民文学文本中的“阈限空间”首先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在这个语言交接点构成的空间中,英语后殖民作家创造着一种新型的“流放语言”,这种流放语言,表现的是一种关系,一种由流放者的“流放语言”维系的“根”与“放逐”的关系。
关于流放,爱德华·Ｗ·萨依德说,“有一种普遍的但完全错误的看法,即被流放者被彻底放逐或隔绝了,绝望地离乡背井”。萨依德认为,流放者是在更广阔的领域里的穿越者,他/她占据着“阈限空间”,而这个空间是调解民族、政治组织、学术归属的中间区域,它也是文化与帝国主义、文本与世界、过去与现在的中间区域。萨依德把这种“中间状态”(ｍｅｄｉａｎｓｔａｔｅ)称为介于对民族的特殊兴趣、学术性的专业化和忠于种族起源之间的“阈限空间”。在《文本与批评的世界》中,萨依德运用了“中间状态”这一术语来表现流放者是如何被置于交接点上,这个交接点创造出了他们,而同时又是被他们创造出来的。萨依德把“流放者”置于“起源”与“隶属起源”之间的位置,起源指的是被出生地、民族归属以及职业等所限制的位置,而“隶属起源”指的是在对社会与政治的见解中和在经济与历史的环境中所获得的新的归属性。流放者实际上处于文化与系统的调解位置上──一个非常微妙的“阈限空间”。
后殖民文学文本中的“阈限空间”首先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后殖民作家处于本民族语言和殖民者语言的调解位置上,也就是处于“起源语言”与“隶属语言起源”的交接点。对于很多英语后殖民作家来说,英语既是他们的父语,也是他们的隶属母语,而民族语言则是他们的“根”。他们被流放在这样一个“阈限空间”,在这个语言交接点构成的空间中,英语后殖民作家创造着一种新型的“流放语言”,这种流放语言,表现的是一种关系,一种由流放者的“流放语言”维系的“根”与“放逐”的关系。
在语言的使用上,英语后殖民作家大致有两类观点,一类主张放弃殖民者的语言,而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写作,这类作家实际上是拒绝“流放”,拒绝进入流放所构成的“阈限空间”。他们表达更强烈的欲望是“寻根”。而另一类则认为用英语写作能够有效地使后殖民文本进入到殖民者的文化体系中,“阈限空间”使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因这种侵入而成为交杂的语言或文化,从而瓦解或颠覆殖民者的文化体系,通过瓦解欧洲语言系统而重造新的语言系统。这一类作家表达更强烈的欲望是对流放状态的认同。
在主张放弃英语而使用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家中,肯尼亚作家尼古基·瓦·西昂戈是最为激进的一位。西昂戈的文学创作生涯是从创作英语文本的文学作品开始的,成名以后又转为用民族语言创作。他认为,语言不仅是用来描绘世界的,还是人们用来理解他们自己的。对他来说,英语就像是一颗炸弹,它将摧毁或清除所有关于殖民地以前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记忆,并且将建立起一个更具有统治力的、隐蔽的新殖民系统。其论点所依据的前提是,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失去语言,就等于失去文化。他认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是不可能通过一种全球化的语言并以一种人类共性的方式传播和承载的,它只可能通过一种特殊的语言、携带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与其他文化交往并传播。用特殊语言写成的书面文学或文字记载是传播并保存一种特殊文化的主要途径,因为只有这种特殊语言才可以承载这种特殊文化的全部内涵。
而另一类英语后殖民作家则认为,对英语的使用并不意味着背叛,而意味着对新生活的适应,使用英语是一个民族在外国文化中得以生存的途径。后殖民英语文学本身就很好地证明了英语作为一种语言与不同文化的成功嫁接。后殖民英语文学的贡献在于民族文化通过与异族语言的连接而得以传播和被用文字记录。因为在殖民时代以前,殖民地文化,尤其是非洲的许多文化都是口头传播,因此是口头文化史而不是文字的。非洲英语后殖民文学表明非洲的文化传统和观念不是封闭性的,是可以被用其他语言承载的,重要的是如何使其他语言转换成适用于非洲文化观念表达的语言,而不是将非洲的传统文化加以转换以适应另一种语言。
拉什迪也主张后殖民文学用英语来重构殖民者语言,并用重构了的英语来表现后殖民经验。在《想像中的故国》一文中,拉什迪指出,“印度英语作家对于使用英语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按照英国人的方式来使用英语,而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图去改造或重塑它。尽管我们这些使用英语写作的人在使用这种语言的态度上是暧昧的……我们的内心中有不同文化的冲突……但对英语的占领或许是实现我们真正自由的过程。”
在加勒比英语后殖民作家的作品中,也常常可以看到民族语言与英语嫁接后的语言表现形式。例如塞穆尔·塞尔文的作品就采用了多语言混合的表现方式,在叙述中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开放性的、发散式的的语言系统。这套语言系统被很恰当地运用在对差异性的表述上,从而成功地塑造出了生活在伦敦的加勒比人的形象。
英语后殖民小说多语言混合的叙述方式,是后殖民时代的特殊产物,它以后殖民时代在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中两种或两种以上“小文化”的共存为社会基础,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共存为文化基础。而多语言混合又为文学创作的变形摹写提供了必要前提和足够的空间。引用巴赫金的话来说,语言已从一种有严格规定的、封闭的、不可渗透的、狭窄的单一语言框架中转化成一种理解和表现现实的活动着的前提。巴赫金指出,这种转换,只有当多种语言得以混合并存时,才能使语言的意识从原来僵化的单一语言中解脱出来。巴赫金的这一论述可以看成是萨依德“阈限空间”在语言领域的延伸。由于多数英语后殖民作家都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多语混合的语言形式,因此形成了英语后殖民作品中独特的语言“后殖民英语”。这种语言恰当地体现了萨依德所说的流放者的“阈限空间”的概念。这个空间是由多种语言的交接点构成的,而作为流放者的后殖民作家就属于这个空间,他们可以左右逢源地灵活使用各种语言,但他们的痛苦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完全进入这个交接点上的任何一种语言系统──无论是他的根语言还是他的隶属语言。
戴着“黑色”面具的伦敦
《摩西登高》用克里奥尔化的英语塑造了克里奥尔式的伦敦新形象,使读者重新认识一个由加勒比海地区西印度群岛黑人构成的“黑色”的、后殖民时代的伦敦。
《摩西登高》是塞穆尔·塞尔文的摩西三部曲《孤独的伦敦人》、《摩西登高》和《摩西迁居》中的第二部,也是叙述语言最具有独特风格的一部。它用克里奥尔化的英语塑造了克里奥尔式的伦敦新形象,使读者重新认识一个由加勒比海地区西印度群岛黑人构成的“黑色”的、后殖民时代的伦敦。作为《孤独的伦敦人》的续篇,主人公摩西在《摩西登高》中由原来的被叙述对象转换成了叙述者
返回顶部 最新
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