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清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周年了。时光的流逝，并没有消磨我们对她的深深敬意与怀念。
一、政治夙愿
我与赵先生相识于1984年。当时，我负责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的工作。那年3月，我们收到赵先生的人党申请书，都十分高兴。不久，我们便开始为赵先生的人党作必备的工作。为此，我与办公室主任胡德华一起拜访赵先生。同时，我又去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查阅了赵先生主编过的杂志:《妇女文化》月刊、《弹花》文艺月刊、《弹花文艺丛书》、《文潮》等，也阅读了喊月上柳梢》等作品。由此，对这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
我们一致认为，与每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赵先生历经生活的磨砺，逐渐了解、敬重、信仰并最终提出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其中经历了民主主义者到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转化，是她政治上的不断进步的必然结果。因此，大家一致同意接收她人党。为慎重起见，我们又多次函请林默涵了解情况。林默涵作了认真的答复:“几次来函都已收到，因我身体一直不好，未能及时回信，请谅。赵清阁确实与一些进步的文化人士如郭老、老舍、茅盾、洪深、马彦祥、凤子等人有较多的交往。”“听说赵清阁要求人党，当然是一件好事，至于她够考虑。”(1983年10月11日)
1984年12月20日，所党支部召开审议会。这位七十一岁的老人在大会上坦言:“我生平向往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经过数十年的考验，终于光荣地实现了夙愿。”她还谈及1942年曾与老舍、陆晶清等出面营救被捕的进步作家魏克猛，1943年又受郭沫若之托掩护过董必武和日共鹿地亘，尤其是谈到周总理、邓大姐对她的教诲与关怀时，呜咽成声，激动不已。大会以全票通过，同意赵先生人党的申请。1985年12月15日又顺利转正。
赵先生入党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国内外引起较强的反响。赵先生对此却十分平静，认为是自己人生的必然归宿，不必过多地宣传，她也回绝了一些媒体的采访与报道。对自己，则视为人生新的起点，更加专注于自己挚爱的事业:文学活动。1985年1月在出席中国作协四次会议期间，她与老作家楼适夷等人发起对爱国抗战的作家郁达夫在印尼被日本宪兵杀害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后经中宣部批准，追认他为烈士，改变以往不公允的评价。而她的写作活动，也步入了新的高峰期，连续出版了五本散文集，同时又投人到旧有小说、剧本、通俗小说修订出版等工作中，孜孜以求，乐此不疲。
二、文学生涯
赵先生是一位挚爱文学、并以此作为终身事业的人。她常对人说:“我这辈子几乎三分之二的岁月，都是在书斋里度过的。与书为伍，与笔为伴。”她在日记中还赫然写道:“演员要死在舞台上，作家应死在书桌上。”其言辞有些悲壮，但这却是赵先生笃守的信条和生活的准则。
到了晚年，赵先生把写作的重点转移到撰写“回忆录”上。先后出版了《沧海泛忆》、《行云散记》、《浮生若梦》、《不堪回首》、《长相忆》五部散文集。对于这些散文的写作，赵先生有过如此的解释:“写的多是回忆文章，具有史料文献意义，都经过一番思考和研究，以力求其无谬误，有点滴教益，对文学研究工作、对读者负责。”这些散文集中反映了赵先生的创作理念与原则，饱含着生活的激情与对友人的思念，行文优雅脱俗，是赵先生文学活动中熠熠生辉、饶有风采的部分。赵先生的文学生涯还包括编辑活动这一重要的侧面。1935年，她就担任《女子月刊》的编委，1936年担任《妇女文化》月刊主编。以后担任过《中西文艺》主编、上海《神州日报》副刊主编。还编辑出版了《弹花》月刊、《弹花文艺丛书》、《文潮》等，被誉为当时最年轻的女编辑。
赵先生一生共出版了50多部作品，是个难得的“多面手”。但她对自己的创作并不满意，称自己是“不称职的作家，没有大作品，只是做些文学工作而已”。她常说，茅盾曾写信告诉她，因年老体衰，每天只能写百来字。她不甚理解，如此声望的大文豪，何以只能写百来字，后来她理解了。她在一封信中说“老病不堪，脑子还好，笔耕不辍写写小文，日唯三五百字”。正是在每天三五百字的写作中，走完了她的文化之旅。有趣的是，晚期的赵先生多次称她的某些文章为“绝笔”，但过一阶段，身体称好，又有新作问世。以至今日已难以确定哪篇文章才是她的“绝笔”了。
赵先生晚年曾自叹有两大憾事:一是自选的“诗词选”没能出版。她说，一生中小说、戏剧、电影文学、散文均出版过文集，唯有诗词没出过集子。她自行选编了一本“诗词选”，用牛皮纸装订成册。原有一家出版社考虑接受，但最终成为泡影。二是她精心选编的《文化名人书信选》也招致同样的命运。此项工作始自九十年代初，文学研究所的袁绍发和我先为她抄录郭沫若、茅盾等四十多位名人的信函。按照她的要求，我为每位作家写了五行左右的简介。赵先生说，简介虽寥寥数语，但可以给读者、尤其是青年人看后就了解每一位作家的概况。注释部分，先由我标出所需注解的地方，由赵先生增补后写注解，我再抄录。这项工作因我赴日留学而中止。1996年我从日本回来，又继续这项工作。当时正值酷暑时节，赵先生因肾衰竭而人住华东医院，一贯喜爱清静的赵先生难以适应医院的环境与饮食，面容削瘦，身体虚弱。医生嘱其静心休养，切忌文字工作。但因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该书，赵先生冒着高温增删加注，审阅四五稿之多，并写了序言。她的“犯规”行为引起医院领导和主治医生的“批评”。一直相伴、照顾赵先生多年的吴嫂也心痛不已，劝她出院后再做。但赵先生却回答:“我还能工作几年呢。”她希望书信选能早日问世。编选中，我建议增加老舍等人的信函，她又增加了老舍的两封书信。其中一封是老舍回答她对《西望长安》话剧的批评意见的。赵先生为此信加注如下:“1957年老舍奉命写了一个‘新喜剧’《西望长安》，虽是讽刺喜剧，但读来缺乏幽默感。而他的作品之吸引人，就在于这一特色。不过五十年代正是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写喜剧不易，讽刺更难!我简单化地提出了意见，我说《西望长安》像活报剧(活报剧乃抗战时期的一种街头宣传剧，简短明确，随时随地在街头巷尾向民众演出，宣传抗日救国)。老舍不同意我的看法，作了解释，只承认是‘新活报剧’。他坦直地说出了他的难处与顾虑。可读者不理解，私下颇有议论，不免加以责难。我想今天读了这封信，就会明白了，明白那年月写作的艰巨性，也反映了老舍先生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爱心，进步思想。‘文革’中‘四人帮’竟诬蔑他反动而置于死地，岂不冤哉枉也!”类似的注解不少，赵先生是花大力气审阅的。甚为遗憾的是那家出版社改变了主意。赵先生曾多次想自费出版，我也打听过出版费用，但最终这本颇具史料价值的书也未能出版，而且也不知道至今在谁人之手?
三、高朋满座
赵先生能画善文，曾是一名出色的编辑。其丰富阅历，使她有机会结交众多文坛巨匠、艺术大师，并结为至交。而能结交如此多的文坛巨匠与大师，在现代文坛尚不多见。
一是亦师亦友的党的领导人和文艺先驱者。抗战爆发后，赵先生在武汉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了以宣传抗日为主旨的《弹花》月刊和《弹花文艺丛书》，发表了丁玲、左明等延安作家的作品，并结交了郭沫若、茅盾、阳翰笙、田汉、老舍等人。当时赵先生向郭老约稿，郭老慨然应允，以后交谊日甚。在《书信选》中有郭老1943、1944年的六封来信。其中有一封问她:“我们这里都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赵先生明确回答:“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赵先生还藏有不少郭沫若的墨宝和书信，“文革”中被电影局造反派抄走，我们也专门派人查寻，仍无影踪，实为可惜。以后发还的，仅很少一部分了。她与茅盾也相识于1937年，她向茅盾约稿，茅盾有求必应，“从不摆大作家的架子”。由此，他们的友情延绵至“文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联系中断了。1973年，凤子来沪见到赵清阁，告诉她茅公听说她死了，很伤心。于是赵先生让凤子速告茅公，他们又恢复了联系。赵先生曾画两幅画给茅公雅赏，茅公也回赠了一幅横批，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他们又见面了，茅公写了《沁园春·文艺的春天》的横批赠赵先生。赵先生视为至宝，把它挂在书房正中的墙上。《书信选》中共有二十多封茅公的信函，大部分是1973至1976年的，最后几封是由其儿媳陈小曼代笔的。
阳翰笙被赵先生称为“引路人”，他们的书信来往也很多。有一次阳翰老骨折，仍用左手持铅笔给她写信。有人赴京，赵先生总要托人带点礼品。阳翰老亦如此，临终前几天，还拍贺电，祝赵先生八十寿辰，他的秘书黄铭华正好来沪，捎来一盒参茶，送一只花篮，并写有“祝清阁八秩寿诞，翰笙贺”。在对赵先生的申请入党的问题上，阳翰老给予积极的支持，并在给我们的函信中，专门证实解放初期，他受周总理的指示之后，让赵先生写信给老舍，劝老舍从美国回来参加工作一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与邓大姐对赵先生的关怀。早在重庆时期赵先生就两次见到周总理，并受到了周总理的鼓励和教诲。1957年4月底，周总理在上海会见电影界人士时，问赵清阁为何没来，第二天《文汇报》报道了此事。年底，总理再次来沪，她终于见到了总理。1961年她创作的电影《向阳花开》放映后，受到了总理的肯定。粉碎“四人帮”以后，本已退休的赵先生，又由于邓大姐的关心而被重新安排来文学研究所工作。邓大姐还嘱托上海市政府，对贺子珍、沈粹填和赵清阁三位老人予以关照。1989年，她赴京参加文代会，被邓大姐邀往寓所长谈。邓大姐夸她“自强不息，没有被压垮”，还告诉她，总理在病中几次提到赵清阁。她闻讯后激动得哭了!回沪后，她撰写了《如沐春风》(载于《新民晚报》)一文，描绘这次难得的会见，抒发了对大姐、对党的热情。当年赵先生动手术住院时，邓大姐又特意寄一盒录音磁带给她，亲切地说道:“你手术经过的每个关键我都知道，当时恨不能在手术室外等着你，看看你从手术室出来是什么样子。但这只是一种心愿，也是一种安慰!清阁，希望你永远坚强，经过考验，继续取得征服病魔的胜利，继续笔耕。”赵先生热泪盈眶了。邓大姐对她的关怀可谓细致人微。有一次，她向大姐谈起想调换保姆。大姐马上请秘书赵苇打电话，建议不要更换。周总理与邓大姐的关怀东风化雨，润土无声地沁人她的心田，成为她不断进步，努力写作的动力。她对周总理、邓大姐也怀有深厚的感情。总理逝世时，她写诗寄托哀思。
她还赠画给邓大姐，表示自己的敬意。她与大姐的合影放在书房最显著的地方。 二是文艺界的著名大师、巨匠。只要浏览她的五本散文集，你就为赵先生与如此众多的大师、巨匠有如此深广的友谊而叹服。除上所述之外，还包括:巴金、梁实秋、张恨水、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姚名达、梁宗岱、赵景深、赵家璧、施蛰存、端木蔚良、马彦祥等等。他们之间或书画互赠，或文字相通，或书信往来，结下了深情厚谊，也留下了一段段文坛佳话，弥足珍贵。堪称一大文坛奇观的是，赵先生与现代文学史上最为冒尖的一批女作家有着长期的交往与深厚的情谊，比如谢冰心。赵先生说:“我是从《寄小读者》、《繁星》开始认识她的。”“她对我很有帮助。”在我与赵先生的交往中，冰心是她提及最多的人，书信来往也最多，内容有创作轶事、文坛变故、互致关怀、人情世故，极具人情味。谢冰莹这个“小脚”“逃婚”参加革命的“女兵作家”，曾是赵先生所编杂志的作者，赵先生对其充满了敬意。她们有长期的联系，一直到赵先生去世前三年，独居美国的谢冰莹因得了帕金森病、健忘症，没法沟通了，才停止联系。《书信选》中共选录了她八封来信。我记得每封信都不长，除互致问候外，谢冰莹常常谈及在美国生活的孤独，子女太忙无法照顾她，以及身体的日渐衰微等。苏雪林是一位教学、写作均有突出成绩的女作家，赵先生称“与苏雪林是忘年之交，我视她亦师亦友”。在《长相忆》中，赵清阁曾以《隔海拜寿》谈及她们之间几十年的交往。《书信选》中，选录苏雪林四封来信。其实，自1982年起，赵先生与苏雪林有较多书信来往。所录四封信中，每封信都较长，除谈及文学情况外，苏雪林很关心大陆老朋友的情况，当她得知有人离世后，就会流露出无限的惆怅与怀念。有时，也会流露自己在台湾生活的种种不快，以及成功大学与台湾当局对她的不恭等等。陆小曼是画家，徐志摩夫人，她们四十年代相识。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开始抽大烟，是赵清阁劝她戒烟，“把她从悲观、失望、消极、落后的状态拉出来”。以后，赵先生又向市领导反映陆小曼的生活困境，后被安排在国画院工作。此外，还可以列出一大串女作家名单:安妮、冯沉君、袁昌英、沉樱、陈衡哲、白薇、丁玲、陆晶清、方令孺、罗洪、罗玉君、杨纤如、凤子、俞珊、许广平、凌叔华，等等。赵先生曾经说过:“我比起前面提的女作家(指冰心、苏雪林、谢冰莹等—笔者注)，我尊敬她们，有些是老师，比我大几岁，也是我的朋友，我很羡慕她们，佩服她们，我比不上，我自己很惭愧。”可见赵先生是多么自谦呵!
四、捐献宝物
赵先生与众多大师、巨匠和文艺家结谊，他们互赠书画、互通信息，随着时光的流转，这些东西都成为弥足珍贵的文史资料。如何处置这些宝物，是她晚年审慎考虑的问题。
1991年，赵先生向文学所领导提出，帮助她把“文革”以后归还的名人字画捐给国家。我和党委书记瞿浪一起与上海博物馆领导商定捐献事宜。那天，在金陵东路河南路口的博物馆旧址，举行了捐赠仪式和赠品展示。与会者一边观赏、一边啧啧赞许。所赠二十多件物品，可谓粒粒珠巩。捐赠仪式上，赵先生有一个简短的讲话，说到深沉处，不禁有些呜咽了。当我陪她回家时，她望了一眼已经空空荡荡的四壁，似有伤感地说:“小徐，屋子里空了许多，我好像一下子少掉了许多老朋友。”此次捐赠，海内外报刊均发了消息，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关于书信、图书等史料的处理，赵先生也极为慎重。《名人书信选》编完后，赵先生让我帮助联系有关单位。其时，河南曾派人劝说赵先生为家乡留点纪念物。考虑再三，赵先生没答应。因为，赵先生捐赠有一个严格的条件:是否有足够的保管条件，可以放的地方，后来我向她推荐了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收藏室”。该室萧斌如、祝宙均和时任上图副馆长的陈燮君多次登门介绍，使赵先生放心地把一百六十八封书信，茅盾、巴金、冰心、刘大杰等人的五十六册签名本和一本自制的老舍题名的画册《清阁翰墨香》捐给名人手稿收藏室。《清阁翰墨香》画册中的作品大多由赵先生本人所画，每幅画旁分别有郭老、冰心、张恨水、梅贻琦等人的题词。还有梁实秋的一幅梅花图，并有题词:“直以见性，柔以见情，此梅花之妙也，今以此二语移赠清阁，以为如何?”这么多大师为赵先生的画册题词作画，可见其珍贵的程度。记得那一天帮助整理所赠书信时，赵先生最后才把这本画册拿出来，似有犹豫留恋之情。照顾赵先生三十多年的昊嫂忍不住劝她，你已经把能捐的都捐出去了，这一本留下你可以看看，以后再捐也不迟。但赵先生十分坚决地说:“一起捐吧。”上图的同志连称这是一件难得的珍宝，这次捐品大大丰富了展品，填补了许多空白，再三感谢赵先生为现代文化史料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但先生却淡然回答:“我的东西是坚决不卖的，捐给国家，是因为国家有能力保存好，传给后人。”
此外，赵先生还向天津周恩来纪念馆捐赠了邓大姐给她的一封用铅笔写的短信，邓大姐的录音带和周总理曾经用过的压纸尺。纪念馆同志十分激动，要给予酬谢。赵先生回答:“这是我的一份心意，一种纪念。”另向四川抗战纪念馆赠送一幅郭老的条幅;向乌镇茅盾故居捐赠了茅盾字幅。一生致力于文学事业的赵先生，把一切都交给了人民，怎能不引起我们永久的敬重呢?
五、寻常生活
与对文学事业的执着相对照，赵先生对生活的要求却十分随意、淡然。在我的印象中，甚至接近“清贫”了。
有几次，正值吃午饭时间，赵先生留我吃饭，一荤一素一汤，再炒个鸡蛋，有一次让吴嫂买了一点红肠，十分简单。赵先生的穿着也十分简朴，春秋天深蓝色的外套，夏天普通的衬衣，冬天蓝布中式外套，外着一件海军蓝的大衣，干净合体。赵先生一直说她对日常生活并不讲究，除抽几支烟外，并无其它喜好。
其实，我了解赵先生后十年的生活，是比较拮据的。她退休后，工资一千多元，虽几次加薪，最高不过一千六百元。每月交给吴嫂工资五百元。余下要支付水电煤费、房租，一日三餐与医疗费，水果、牛奶费及应酬费等，在生活水平较高的上海，是难于周全的，但赵先生从无怨言。我有时问她，她总是说:“我又没有子女，过得去就可以了。不够，我用稿费和积蓄补贴一些。”如果单位给她一些补贴，她都会断然拒绝。1997年春节，我陪同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尹继佐院长去看望赵先生。在出门后的楼梯口，我向他们谈起赵先生的生活状况时，龚书记马上说:“这么少收人怎么生活呢?社科院是否给她补贴，每月给一千元，空调
换一个冷热空调(原先是单冷空调)，不然，冬天太冷，老人会吃不消的。”尹院长要求有关部门立即办理此事。当我将此事告诉赵先生时，赵先生明确空调不要，补贴也不要。还是那句老话:“我过得去。”我连忙解释，这是宣传部与社科院领导对她多年工作的奖励，是尹院长从院长基金中特批的，她才接受。
还需一提的是赵先生与吴嫂的关系。赵先生一直独身，自“文革”受迫害之时起，吴嫂，这位普通的劳动妇女便一直陪伴、照顾着赵先生。吴嫂没有文化，但非常能干。
赵先生的生活起居、家务杂活、陪同就医、外面联系全由吴嫂担当。尤其是晚年，吴嫂也七十多岁了，两人更是相互关照，情同姐妹。其间，吴嫂也有数次想离开的念头，因为，那么多年一直与苏北老家的家人分离，过去苏北家乡贫穷，改革开放后也大为改善了，但考虑到多年的情分和赵先生晚年的生活，最终放弃了离开的念头。而赵先生也为吴嫂的生活作了很多考虑和安排，赵先生所住的二房一厅地处衡山路吴江路，楼内大多是文化名人、科学家和有关领导，包括秦怡、刘琼、程十发、王元化等。当房改政策下来后，赵先生把房主改为她与昊嫂两人，使多年辛劳的吴嫂，在她身后也衣食有靠。一位名作家，一位目不识丁的劳动妇女，几十年如一日，情同手足，充分体现了赵先生真诚待人的优良品质。
最后，还想提及一个“难解之谜”:赵先生自第二次离开故乡后，一直没回过河南老家。河南有关方面亲朋好友均多次邀请她回去看看，但一直没成行。我曾问及此事，赵先生语焉不详，只说了一句，“故乡没什么亲近的人了”。但我总觉得这不是她的心里话。她是一个很重亲情与感情的人，六十多年没回老家或许另有缘由吧，这或许是一个颇为遗憾的难解之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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