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上) 作为学科体系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其横向组合为史料史、史观史、史纂史的有机建构，其纵向组合便是它的整体发展脉络。表面看来，前者属逻辑关系，后者属历史关系，但实际上，逻辑的联系只有在历史的运动中才得以实现，而历史的运动也仍然包含内在的逻辑。故而我们在把握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发展脉络时，必须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力求通过历史事象的梳理以揭示其自身的逻辑联系，使得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成长和演变的内在秩序能充分显露出来。
按照上述原则，我们考虑将整个文学史学史的流程划分为时间跨度上很不均匀的两个段落，即两千多年的传统渊源和近一个世纪的学科发展，其界标便在于中国文学史学科形态的成立。在这之前，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尚未形成自己明确的专业范围，因亦不具备完整的学科形态;在这之后，学科体制及知识系统得以建立，并有了自身独立的演化轨迹。前者可称作传统文学史学，它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前学科时期;后者则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是中国文学史作为独立学科发展的时期。由前学科向独立学科的演进，便构成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基本脉络。不过这个提法有可能造成误解，即以为两千多年的传统史学仅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史前期”，对这门学科的成长无足轻重，甚且可略而不计，这就大谬而不然了。称之为“前学科”，只是意谓它还不具备成熟的学科形态，并不应导致否认其丰富的学术内涵，更不能由此抹煞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考虑到这层因素，我们或许可以换个提法，将传统文学史学叫作“潜学科”，而将二十世纪的文学史研究称为“显学科”。当前自然科学研究中有所谓“潜科学”一说，特指那些暂时还不具备成熟的科学形态，却有向科学形态转化潜能的研究。套用这个称谓，将具有丰厚历史积累却尚未形成完整学科的传统文学史学定性为“潜学科”，应该是说得过去的;而由潜在性相向显在学科形态的升华，遂成了文学史学由传统进人现代的标志。
为什么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学史学会长期停留在潜学科状态里呢?原因众多，而首要的一点，因为古人心目中并没有今天所谓的“纯文学”概念，也就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观念。古代所讲的“文”，包括文采、文化、文字、文章等多方面涵义，比较接近今人所谓文学作品的，是“文章”一义，但那是指成篇章的文字，并不专指文学作品。“文章”里也包括诗、词、歌、赋之类纯文学样式，却又把它们同论、赞、启、奏等说理性乃至应用性文字并列一起，不再给予特定的概括，于是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便显得模糊不清起来。加以古代文人雅士祟雅贬俗的心态作怪，往往将后起的通俗小说以及一部分戏曲作品排除在文章之外，这样一来，“文章”就更不能代替今人眼里的“文学”了。正因为如此，显示文章流衍变化观念的“文章流别”一说，自亦不能等同于今天的“文学史”。“文章流别”里包含了许多文学史的现象，而又同非文学文章体类的流变混杂在一起，且由于此说是从文章学的角度立论，更注重在文体分类和各种体类、体式的演变上，和今天的文学史研究视角亦有差异。这大概就是古代虽有悠久的文学史研究传统，却始终未能产生专门的文学史学科形态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古代社会盛行的复古思想容易导致人们将历史的典范与现实的追求混为一谈，于是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经常结合在一起。古人的思维重直观、重经验，多作印象式点评，少有系统的论述与逻辑严明的论证，也不利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形态的展开。由此看来，文学史学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区分似不能单纯着眼于“文学史”名目的有无及其学科专业是否确立，更要注意到因古今文学观念、文学体制的不同而造成文学史内涵与外延上的歧异，和因古今历史、哲学观念的不同而产生文学史范式的对立，乃至因古今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出现研究方法、论述方法与纂写体例上的差别，这些才是从深层次上制约着其学科或前学科形态的质的规定性之所在。
传统与现代两大块的划分，界定了文学史学史的最基本的轮廓，但不免粗略。为此，还需要从各块内部再区划出若干个较小的段落，以期更具体地展示这门学科由胚胎、完形以至成长、壮大的历史逻辑性。由于传统文学史学阶段独立的学科形态尚未形成，我们不能不主要参照文学史观的演进来把握其发展线索，兼顾史料的拓展和史纂形式的变化。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正式成立，学科整体的演化轨迹便成为我们注目的中心，然亦不忽视文学史观在其中的主导地位。
先来看一看传统文学史学的历史进程。在本书古代卷里，我们以王朝为界标，将这段历史区分为六个段落，即:一、先秦两汉，为传统文学史学的萌生期;二、魏晋南北朝，为它的演进期;三、隋唐五代，是它由演进走向初步综合的时期;四、宋金元，作为它的转型期; 五、明代，是它转型后的进一步拓展期;六、清代，为它的总结期，同时也是它经由蜕变而趋于终结的时期。六个阶段其实又可以归并为两个周期:从先秦两汉的发韧，经魏晋南北朝的演进，到隋唐五代的初步综合，是为第一周期;再从宋金元的转型，明代的进一步演变，以至清人的总结(蜕变)，则为第二周期。两个周期和六个段落的界分，大体勾画出传统文学史学上下两千年间的运行路径，当然其间会有种种交叉互渗。关于这六个阶段的情况进展，古代卷绪论部分将有总体性叙说，不必重复。在这里，拟就传统文学史学进程中的四个关节点稍加提挚，便于扼要地掌握这段历史。
首先是传统文学史学的生成，它同古代文学流变中“史”的意识的确立分不开。大致说来，先秦时期由于文学传统的积累方刚开始，流变现象不显著，“史”的意识亦不明朗，只是在有关乐论和辞说中稍稍涉及一点古今雅俗的区别问题，算是给文学史观的发生种下了胚芽。到两汉，诗歌、散文、辞赋的创作都有了一定的规模，文学现象的流衍变化开始进人人们的视野，于是出现了“风雅正变”、“诗赋源流”、“文学古今”诸说，表明“史”的意识已经在各个具体的文学领域分别生成。再到六朝，“文章流别”之说提出，各类文章的源流正变便有了一个总体性的概括。可见文学史观念的生成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既是“史”的意识由隐而显，由局部而全局的升华、拓展，而亦是其范围由泛文化史观向文学史观的演进。文章流别论的产生，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告成。与此相适应，原始的文学史料学也在经传、史志、诸子以及最早的文学总集与书目文献中渐见滥筋，传统文学史学粗具雏形。然而，这里所说“文学”，尚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它是美文与实用性文章的总汇(或可称之为“杂文学”)，甚至往往同一般学术文化的内涵相搅和，这又是传统文学史学不同于现代文学史学科的一个重要表征。
其次要看传统文学史学的演进。从观念层面上讲，这是围绕着文学史上的“源流正变”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在两汉，就有“风雅正变”的区划和“文学古今”的辨析;至魏晋，正式展现为祟古与尚今两种趋向的对立;经南北朝，更演化为复古、新变、通变三大派别的论争;而终于在唐人对六朝文学新变的反思和自身新的创作实践(唐代“诗文复古”)的基础上得到整合，形成“以复古为通变”的文学发展路线，并相应地构成以“正一变一复”为基本环节的文学史演进模式，给予传统文学史学固有的“源流正变”观及其内在的循环论思维方式以较完整的表达形态。唐人的这一初步总结，不仅直接规范了北宋“诗文复古”，还影响到以后明清各代的“诗文复古”，使得“以复古为通变”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运行的最典型的范式。在这期间，由于文学自觉意识的抬头和学术分科趋势的发展，文学史料的积累走向专门化，多种史篆形式陆续产生，文学批评中的“原始表末”、“溯源及流”等历史研究方法明确建立，均反映出这个阶段文学史建设上的巨大进步。
接下来谈一谈传统文学史学的转型，这主要指传统“源流正变”观的内涵由前期着眼
于“质文代变”转向后期的考究“诗体正变”。“质文代变”说流行于六朝至隋唐间(两汉已有肇端，北宋仍承余波)，它把古今文学的流变视以为由“质胜”(重内容)向“文胜气重形式)的推移过程，而默“文”返“质”就成了“诗文复古”所要追求的目标。“诗体正变”说则起源于宋，大盛于明清，它注重从文学体貌的变迁上来辨析古今异同，从而将学习、事拟古人的风貌当作从事创作的不二法门。由“质文代变”说向“诗体正变”说的转换，意味着人们对文学的关注点有了变化，从政教功能的强调转向了艺术品位的讲求，但“伸正汕变”的思路并没有改变，也就未能越出“源流正变”的固有框架，只能算作传统文学史学内部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中唐以至北宋的复古思潮，特别是伴随这一思潮而兴起的“道统”和“文统”之说，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唐宋以来风行的诗文“体派”论和“宗派”论，亦为“诗体正变”观的建立提供了助力。此外，像宋以后因雕板印刷的普及而推动文献整理工作的全面展开，由“诗体正变”观念的应用而促成“辨源别流”方法的日趋精密，以及在都市经济与文化生活繁荣背景下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样式的蓬勃发展并开始受人注目，亦皆构成转型期的独特景观，须加留意。
末了一个关节点乃是传统文学史学的蜕变，也就是由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的逐渐演化与过渡。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多说两句，因为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偏见.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完全是从国外移植过来，与传统史学没有任何直接渊源，不能不稍加辩白。诚然，现有的学科体制和名目确系仿照国外成规而设置(包括林传甲所编(中国文学史)即声称仿日本锭川种郎书意)，作为这一学科基础理论观念的“纯文学”观和“进化论”思想也是从西方引进的，所以近现代文学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确显现出很大差异，由传统至现代构成了一个飞跃。但这不应该导致割断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不能抹杀传统文学史学进程中所孕育并经历着的自身蜕变。造成这一蜕变的因素很多，给予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宋元以后俗文学的崛起磷我们说过，在古代祟雅贬俗心态的支配下，小说、戏曲之类俗文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人偶有染指，也不会以之与传世的文章等而视之。这种情况后来逐渐起了变化。宋元之际的文人笔记里已有不少有关小说、戏曲创作和表演活动的记载，明清两代文士更大力搜辑、出版这方面的资料，俗文学样式广泛进人史家的视野，遂使传统“文章”的内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渐有向“纯文学”靠拢的趋向。延而及于晚清，一方面由于译介小说的风行，另一方面又因政治改革的需要，小说、戏曲之类俗文学的身价大大提高，小说至被誉为“实文学之最上乘”。川在这样情势下，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得到突出，用“文学史”来取代传统的“文章流别”，便成了势之必行。俗文学的蓬勃发展，还冲击、打破了传统文学史学“源流正变”观念的一统天下。早在金元之交，便不断有人将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并据以作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之判断。这个说法流衍于后世，遂有“体以代变’，、“法不相沿”、“各求其至”诸种议论，到清中叶焦循更推演出以“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为标目的一整套系统论述文学流变的见解。这种“文体代胜”的主张，以变化出新为宗旨，同传统史学的“伸正拙变”大异其趣，因亦跳出了其循环论的思维套式。而从主变化过渡到近世史学的主进化，亦仅一步之遥而已，我们知道，这个过渡是由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命题的提出而完成的。
除俗文学的崛起推动文学和文学史观念的变革外，明清两代在史料积累与史井形式的演变上也做了不少准备。受复古思潮的影响，明清学者对传统诗文的大规模结集和精心订补，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还对各类俗文学作品加以收辑、整理，这些都为近现代文学史学科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在“诗体正变”观念的指导下，明人致力于各体文学源流正变的辨析，工夫下得细，范围拓得宽，逐渐趋向系统的考察和全面的概括，一些专著开始具备了文学史的规模。清人承接明夫的路向，而在重实学的时代风气笼罩下，加强了考证的功力和逻辑的成分。晚清西学的译介更促成史纂文体向析理精密、表述完整的方向发展。到世纪之初的教育改革，废八股，兴学校，带来专业设置与教材教法的重大变化，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连同其讲义著述的形态，便乘机破土而出。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由传统文学史学到近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确有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各种社会条件(包括外来学术思想的影响)参与了这场变革，而传统史学自身的蜕变仍为其内在动因。研究文学史学史的总体进程，是不能割弃它的传统基因的。
五、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下)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的诞生，毕竟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行程。对这一百年来学科发展的脉络，又该怎样来把握呢?依据我们的考察，可以大别为四个段落，即学科的草创期、成长期、转折期和更新期。让我们依次作一点回顾。
草创期自二十世纪的开首延续到其二十年代中叶，确切地说，当断于1923至1925年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仍是传统文学史学向近现代文学史学的转变与过渡阶段。一方面，独立的文学史学科已经建立;而另一方面，它还带有由传统学术因袭来的痕迹，尚不能给人以面貌焕然一新的感觉。即以被誉为国人自著之“最早的一部”—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而言，尽管其分篇分章追溯历史流变的叙述体例不同于旧编，而所述内容泛然包括群经、诸子、史传、诗文以及文字、音韵、训话、文章作法等，独独没有小说、戏曲之类俗文学样式，可见作者的文学史观依然囿于
传统的文章流别乃至国学源流框架之中，同现代人的理解相距甚远。这样的例子在早期文学史撰著中并非罕见(如窦警凡《历朝文学史》牛脆设“文学原始”、“经”、“史”、“子”、“集”五章分编)。后来一些著述虽陆续补人诗文以外的文学品种，而原有的杂文学体制并未得到清算，以致1918年出版并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的谢无t(中国大文学史)，仍不得不采取广、狭二义的文学界说来协调新旧两种观念的矛盾。直到1923年前后凌独见、胡怀深、谭正璧的几种文学史相继问世，着意破除文学作品与非文学性文章之间的纠葛，明确标举“纯文学”的概念，我们才有了从内容到形式都符合现代人准则的中国文学史，这正可以作为学科草创期告一段落的界标。
当然，草创期的过渡性特点并不仅仅体现于文学史内涵与外延的把握上，诸如文学进化观念与传统“源流正变”说的并存，史纂论述体例与大t抄摄作品及文献资料的杂陈，王朝断代与历史分期的多种尝试(如谢无t(中国大文学史)即以“上古文学史”、“中古文学史”、“近古文学史”和“近世文学史”分编)，在在显示出新旧转折过程中二重性变奏的迹象，足以引发今天的史家去作进一步考论。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肯定这个阶段在创建文学史学科上的业绩。正是由于它的草创，我们才有了若干成形的文学通史著述，有了分体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乃至专题文学史的滋筋，更有了大专各类学校文学史课程的普遗开设。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又离不开观念的更新和史料的拓展。比如说，分体史的编写不是从富于传统积累的诗、词、古文人手，偏偏由过去不为人重视的戏曲和小说发端，这个现象颇足玩味。再比如断代史之首重六朝，专题史之突出妇女文学，似亦含有某种深意在。草创期的过渡本质上属于推陈出新的过程，其创造性功能不容忽视。
草创期过后的成长期，大约从二十年代中叶下延至四十年代末，以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断限。这是文学史学科蓬勃发展的阶段，形成了现代文学史学建设中的第一个高潮。高潮的首要标志在于新型的文学观念和进化观念已然深人人心，经由多方面的鼓吹和应用，演进为本阶段文学史研究的主导范式，甚至产生像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思史》这样一些标皿醒目的著述，意味着具有现时代内涵的文学史学的告成。观念的彻底更新，带来视野的开拓和思想的活跃.不仅在前一阶段有所萌芽的断代文学史和分恢文学史得到推广， 出现了诗史、词史、韵文史、散文史、骄文史、 赋史、戏曲史、小说史以及从先秦到明清各朝文学史全面开花的态势，还特别增强了专题性研究，开辟出诸如白话文学史、民间文学史、俗文学史、劳动文艺史、宗教文学史、音乐文学史、战争文学史、民族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这样一些崭新的领域，大大丰富了人们对民族文学传统的认识，反过来为文学通史的编篆打下更坚实的基础。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文学和“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的史料亦开始有意识地收辑、整理，对史料的概括和研究正着手进行，原来附载于古代文学史末尾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渐渐分流而独立，成为新的分支门类。就这样，中国文学史由初期单一性的学科体制演化为多部类综合性的学科群，这也应该是进人高潮的重要表征。还要看到，文学史研究的实践又推动了理论的建树，有关文学史方法论的探讨在三十年代前后渐形展开，一些新的思想命题如“白话文学正宗”论、“民间文学本源”论、“外来文化促变”论多创立于这期间，国外文学史家如泰纳、勃兰兑斯、郎宋等人的著述、见解被介绍和引用，无疑均有助于提高我国文学史学的理论水平。而在撰写形式上，本阶段相当一部分著作已逐渐摆脱前一时期那种说明加例证式的单调、刻板的教科书体，有了较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表现。这些:都可当作文学史学科走向成熟的衡量尺度。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阶段的研究工作中也并非没有弱点。不光是选题还不够宽，钻研还不够深，史料掌握不够全面，人员之间缺少有机配合，致使一部分著述流于浮浅、粗率乃至雷同因袭，更其严重的，是它用“纯文学”和“进化论”的模子来整合我们的文学传统时所.礴出来的形而上学的线性思维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这在片面地用“纯文学”来排斥“非纯文学”，用“白话文学”来否定“文言文学”，用“民间文学”、“平民文学”来贬抑“士夫文学”、“贵族文学”，用“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来批判“唯美文学”、“山林文学”，以及过分抬高外来文化的作用，夸大民族传统的落后保守性，认进步为绝对的进步，衰退为全面的衰退等方面，皆有充足的表现。这个缺失还直接遗留到下一阶段的文学史研究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的基本走向影响甚大，不可不加注意。
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大致以“文革”结束和“新时期”荣始为分界，是文学史学科的转折期。所谓“转折”，也有多重涵义。一方面，社会的安定、政府的支持、文化的积累、教育的普及，促使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得以广泛开展，并由以往偏重在私人的讲学与著述转向规范化的公共活动，包括史料整理、史籍出版、教材与专著的编写、选题和研究的分工以及人员组合、梯队建构等，都逐渐纳人有计划运行的轨道，既保证了成品的一定质t，也便于整个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建国以来的一批学术成果，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获得的。但是，这种大一统的模式也会造成限制视野、束缚思想的弊病，尤其当政治局面发生动荡，波及于文化教育方针之时，每常要引起文学史建设上的大起大落，这方面的教训并不在少数。转折的另一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传播早在二十年代即已开始，三四十年代间亦已扩展到文学史领域，但用为普遍的指导思想以取代进化论史学观，则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于文学史研究，便于揭示文学流变与社会经济、政治变动的内在联系，肯定文学传统中的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精神，克服庸俗进化论者只看形体演化、不问政治倾向的偏颇，但若加以狭隘的理解和直线式推导，也会引起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将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单一化。建国以来广为流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相斗争”的公式以及“民间文学主流”论、反“中间作品”论、唯“政治标准”论、“愈是精华愈要批判”论，直至“文革”期间的“横扫一切”和用“儒法斗争”来贯穿全部文学史，实际上都是这种简单、机械的思维方式的投影。
这样说来，并不是要否定本阶段文学史建设的成就。应该承认，在有计划、有组织的安排下，加以文学史工作者的群策群力，无论是史料整理、材料编写、专题研究或队伍建设，从总体水平看，较之以往是有所前进的。六十年代初期由中国社科院和部分高校人士集体编篆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之获得普遍接受，成为一定时期内有关专业的稳定性教材和带有权威性的社会读物，正可作为本阶段文学史研究达到新的质t高度的明证。在此期间，学者们自觉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有广大青年学生的热情投人，先后引发了好几场激烈的论辩，尽管那种流于“大批判”式的做法极不可取，而论辩中提出的问题，诸如文学史的分期和演进脉络、文学盛衰的社会条件与内在根据，文学发展中的规律性、文学评价的标准、文学的批判与继承等等，却是每一个严肃的史家所难以回避的，它将促使人们去作深一层的理论思考。另外，大力从事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也是本时期的一大建树。在相继出版的大批研究著作中，“五四”以来的文学史料得到重点发掘与整理，新文学运动的进程有了系统阐说，革命文学的传统获得充分发扬，而由于现代文坛上新旧对立的尖锐和党派纷争的剧烈，这方面的论述自不免带有浸渭分明的色调，从而对两极对立的思维定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将这一定势延伸到建国以后文艺思潮的批评上来，处处设置对立面，事事上纲上线，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先导。
“文革”结束，万象更新。从七十年代后期起，文学史研究也步人更新期，出现了学科发展中的又一个高潮，于今方兴未艾。新时期文学史工作的“拨乱反正”，是从打破住化的两极对立模式人手的，它力图恢复科学论断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理论概括建筑在可靠的实证材料的基础上。为此，文学史料的建设受到普遍重视，诸如(全唐五代诗)和(全唐五代文)的重新校理，(全宋诗)、《全明诗)、《全清词》、(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续纂乃至一些重要的或过去被忽略的的作家文集和传记资料的收辑订补，都迅速推上议事日程，一派百废俱兴的气象，在文学史学科的演进中可谓空前。随着史料的全面拓展，文学史研究的领域得到新的开拓，视角在不断更新，像政治、经济、学术、宗教、音乐、绘画、习俗、心理诸因素与文学流变的关系，以及文学自身在主题、意象、结构、范式、文体、风格、思潮、流派等方面的演化，都有了专门论述，分体史、断代史、专题史愈形发达，当代文学史成立，现代文学史重构，近代文学史复苏，区域、台港、少数民族和中外比较文学史兴起，文学通史建构，加以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和域外史学的输人与借鉴，文学史学科的推陈出新十分引人注目。在此基础上，理论探讨也日趋活跃，不光停留于具体问题的争鸣，还常提升为文学史学一般原理原则的探究，涉及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质、文学史的运行轨迹、文学发展的动因和动向、文学演化的形态与逻辑，以及文学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学科的内在体性和层次结构众多方面，而各种学说思想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接受美学乃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亦尝试应用于文学史研究，给学科建设带来多元互补、分流并驱的繁荣先兆。总的说来，这一更化创新的趋势尚处在起步阶段，无论实践形态或理论总结均未成熟，亦不免有种种偏差谬误，而其前景无疑是广阔的。
追踪文学史学科由传统向现代演化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自“潜”而“显”、自“小”而“大”、自单一而多样、自幼稚而渐趋成熟的发展轨迹，这也就是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内在逻辑。把握这一逻辑，不单为了回顾历史，更其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开辟未来。当前文学史研究的现状是从历史演变而来的，今后所面临的新局面要靠眼下的努力去开创。因此，回顾和反思它所走过的路程，包括其间的种种经验教训，都应该成为今天从事这门学科建设并为之创造美好未来的出发点。如果割断了历史，只看到循环论史观为进化论所取代，进化论史观为阶级论所否定，而那种单一、片面的两极对立模式又被当前多元互补、分流并进的趋势和格局所扬弃，那我们在理论路线上就会无所适从，我们将两手空空地进人二十一世纪，这对文学史学的建构是非常不利的。而若我们不郧弃向历史学习，能够细心地考察文学史学演进中诸种内部与外部关系的交互作用，实事求是地枯t各种理论观念、史料工作和史纂形式的历史成因及其利弊得失，认真地探索与总结其发展规律，我们就有可能获得不少宝贵的经验与教益，就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武装，从而更自信也更有准备地迎接未来。这正是编写本书用意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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