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书瞑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碧海掣鲸闲此手,只教疏凿别清浑”
识小而大通,管锥而天地,由此出发,上层楼以穷千里目,即如钱先生所赞赏的歌德诗句:万峰之巅,群动皆息。
钱钟书先生沉默地走了,却把生命留在了他的著作里。其手稿全集前3卷近期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宋诗纪事补正》一书今年已由辽海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者莫如心声”(鲁迅语),无论何时走近这位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都是一次震撼和自省。
评价
夏志清称:“当代第一博学鸿儒。”
舒展称:我国当代学界的一座高峰──“文化昆仑”!
许国璋称:“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
同是英雄
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与钱钟书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治学上也各自探索着完全不同的道路。但如果从历史的范围来考察,他们之间,以及各种人物之间,不能不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些关系。在文化建设中,他们都作出了重要成绩,尽管这些成绩还远有再深入的余地,但是已取得的成果毕竟是值得重视的。读鲁迅著作,他在终其一生不屈不挠与封建文化斗争中有这样一种清醒的自识,他把自己看作是肩着黑暗的闸门让后人通过者,甘为人打扫奥斯洛牛圈,让后人在这块干净土地上建楼。鲁迅认为自己是座桥,这是既雄壮又悲凉的心态。钱钟书其实也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他不赞成别人研究他的著作,反对建立钱学,这里既蕴含着他本人作为过来人的经验,也蕴含着对后来者的期望:那就是为学者要有开阔的胸襟直接面对世界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直接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打通中西古今,不要在某一家某一派里停留住,当然更不要在他本人那里停留住。希望后人超越和发展自己,这样的见识是可贵的。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继承前人,才能开拓未来。
把鲁迅与钱钟书这样一批知识分子放入时代考察,更令人有一种敬仰之感。在动荡和战乱频繁的历史环境中,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能坚持我们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努力,那样韧性地与窒息人的俗文化抗争,没有心灵的纯正,远大的目光,崇高的追求,是难以想像的。载沉载浮的年代,一方面为追求者带来了痛苦、艰难,另一方面也给人创造了无数升浮荣华的机遇。人生认清诱惑不易,人生能摆脱诱惑更不容易。今天面对洋洋大观的鲁迅和钱钟书的著作,我们感到面对的是一位位巨人,一块块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丰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凝聚毕生心智所造的巨大丰碑,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化。即使从认识世界文化的意义上说,也应该深入认识中国文化,何况中国文化确有其极精华的内容,正有待深入认识和体验呢。中国学者的中国文化立场既不可执,又不可失,当化而通之。世界文化如果隔离中国文化之外,必然是残缺不全的,而中国学者在文化现代化的建设中作出的成就和努力,必然也同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他们也是英雄,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文人英雄。
另类治学
钱钟书治学道路有一个转折过程。他十五岁在苏州教会中学期间,开始读《古文辞类纂》、《骈体文抄》、《十八家诗抄》等古典文献。二十岁入清华,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二十五岁考入英国牛津大学,以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此刻他开始系统的研究,如他所说“择其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天社两注,亦与其列,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显然,集笺两校,史文对照,它显示了钱钟书着力于诗眼文心的眼光,但是校勘旧学悖论,钩出沉珠之珍,就治学方法而言,似乎尚在中国治学的传统之内。“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在《谈艺录》序言中,钱钟书眼光有了变化,史文两校,集笺两注,变成了“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显然,由中国文化的内证、内校,到运用中西文化的互证互校。一方面是他认识到,审美发生、审美心理、审美感知、审美表达,各民族文化有异有同,彼此应该互证、互释、互验、互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钱钟书治学方法的根本性转变,他把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来进行反思和整理。把东西作为一体,南北作为一体,这种拆除时空间隔的观点,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认识角。它说明:本体之论全属乌有,这在当时确实是震聋发聩的。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知识界中,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争论可谓多矣,《谈艺录》的宣言,可以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东西文化争论的思想模式,仍然继承着近代体用之说的争辨。在东西文化的冲突和选择中,中国知识分子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常常存在一种情感和理智上的矛盾。当时中西文化大论战中的各持一端,并不说明已经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恰恰相反,单一、极端的观点是无从选择的表现,它的骨子中仍带有某种飘泊性。钱钟书回避中西体用之争,用平等态度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择其善者而用之,择其不善者而去之;这种特别的建设眼光,对中国知识分子跳出面临的两难选择,无疑提供了另一种道路。晚年的《管锥编》依托我国经史子集的十部书,征引古今中外典籍近万种,对中国文化作了一个涉及面甚为广泛的梳理和批判。《管锥编》以《周易》、《毛诗》、《左传》、《史记》等十部中国文史哲典籍为骨架,用希腊、罗马哲人的哲学著作,十七至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名著以及印度佛学经典和基督教《圣经》等著作进行彼此间思想和文化比较。这种人类文化一体化的宏伟眼光,是他一生追求目标和理想的集中反映,也就是《谈艺录》中那一句序言的具体实践。
卓然成就
中国现代文化和钱钟书
二十世纪已经结束,回顾这一时期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和矛盾,成就与经验,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在二十世纪的范围中考察,现代这一概念,包含着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座标。那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它们划出了时代,之前和之后,文化气氛判然有别。在这一历史环境中,中国几代学者,有着自身不懈的追求和努力。理解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及其人格,应该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
中国现代文化范围太大,中国现代文学范围也太大,我们不作评论。但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相关的部分,却是一个相通性论题,从这里我们既能切入中国现代文化一个相当重要的侧面,也能透视中国现代文学若干重要的内涵。在这一领域内,有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也有一些作出了座标性成就的人物。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相通的领域中这样的人物不多,在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中,应该有鲁迅、胡适等人,而在第二代知识分子中,则应该有钱钟书。五四以来,我国思想、文化界、学术界学贯中西,又精通古今的学人不多,鲁迅是一位,钱钟书也是一位。自然还可以列举一些,但这个数字确实有限。
在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相关领域里,如果想绕过钱钟书在今天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笔财富;认识这笔财富,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当前首要的也许是应该将它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柯灵先生指出:“一方面是世界性政治地图的重绘,独立自由的钟声响彻云霄,核子时代的物质文明灿烂辉煌,我辈何幸,觏此盛世!但另一方面,却是战祸连绵,内忧外患不断,意识领域剧烈冲突,心理平衡严重失调,新社会难产的长期阵痛。知识分子卷在翻滚的时代涡流里,随着潮涨潮落,载浮载沉,有的不幸惨遭灭顶;只有少数人如崖岸壁立,经得住骇浪怒涛,坚忍不拔;表明历史考验人,人也考验历史。将钱氏的为学为人,放在这样的大背景前面来考察,也许能更平实地权衡他的份量。”这样一个时代中,每个人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对时代作出反应,不能不作出反应。学术著作也是一种反应的方式,《管锥编》、《谈艺录》、《围城》就是钱钟书的反应,所谓时代考验人,人也考验时代。脱离这些背景来读钱钟书著作,就难以理解和深入,更谈不上超越和发展了。
著作的特点与成就任何个人的作用总是和时代精神的息息相通中才能显示其工作的价值。读钱钟书所有著作,尤其是《管锥编》,几乎都含有两种角度:一种是文化思路的角度,一种是具体例证和结论的角度。前一种是隐含的,也是有限的,后一种是外显的,几乎是无穷的。读钱著最初的感觉基本在后者,作者在这方面的天赋无与伦比,几乎前无古人。但钱著真正精彩的实际还是前者。由后者转到前者,钱钟书著作才和中华学术的各方面相通,成为文化发展洪流的一部分,并成为现时代一些领域的重要座标之一,所谓“文化昆仑”。读钱钟书著作如果将前一种角度的有限转成无限,将后一种角度的无限转成有限,如此互转,以此相合《管锥编》所探求的变易不易之道。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钱钟书的成就和可能存在的若干局限,尝试提出若干看法。
钱钟书著作的最大特点在于“打通”:在分科上打通文史哲,在地域上打通中西。这一最大的特点同时也是钱钟书著作的最高成就所在。
一、在分科上打通文史哲。钱钟书著作由探讨“诗眼”“文心”开始,基本打通了文史哲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的打通,使钱钟书著作获得了部分专治一学的学者所不可能有的思路和眼界,而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因此益人神智,发人深省。
二、于地域上打通中西。贯通中西文化,至少对中国来说,是数百年学术大势所在。而对世界文化本身的发展也有深远的意义。贯通不一定等于同一,也不一定就是差异,其间有种种曲折微妙之处,正有待于学者的致力阐。钱钟书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在语言的运用,典籍的掌握上,有着前辈学者不可企及的优越条件,也达到了很多前辈学者没有达到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以《管锥编》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
许是局限
如何打通文史哲?
钱钟书著作打通文史哲,其范围基本在文史哲之间,而对于文史哲的两端:科学和宗教,致力似有所不足,由于对人类思想的这两大尖端存在若干隔阂,使《管锥编》的若干判断有时也略欠精微。《谈艺录》和《管锥编》的重要处在“颇采二西之书”,对其中的一西:西方,如果不能理解其科学精神的发展,那么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必然偏而不全;而对其中的另一西:印度,如果不能认识其高度的文化智慧和用宗教名相包裹着的人生体悟的实际内容,那么这些典籍全成为无作用的文字游戏。钱钟书著作对“二西”典籍的认识均已涉及相当深入之处,如果再跨上一步,反身以体验其是非,其成就岂非更无所限?从《谈艺录》到《管锥编》体现了飞跃的进步,但是有一个情况相反:即《谈艺录》曾经致力于科学和宗教两端,而在《管锥编》中这种致力的痕迹消失了。先谈科学。《谈艺录》中征引过三例自然科学家(牛顿、亥姆霍兹、马赫)的著作,这种和自然科学家著作的接触,虽说初步,但由此出发而逐步深入,自然会次第显出境地。甚至可能另外构成一种文献结构,和前列之西方文献结构相辅而行。但《谈艺录》的这类征引,《管锥编》中基本已极少出现,在文献征引上是纯粹了,但在思想角度上是后退了。再谈宗教。《谈艺录》和《管锥编》都大量征引宗教典籍,征引本身不一定可贵,但由此引发的作者见地可贵。《谈艺录》有多处论及宗教经验,如99-102页论妙悟与参禅,279-290页论破除我相等,所论均有见地。如果从此路深入,又得自然科学理论的修养,逐步打破这里往往而存的神秘性质,进行科学化的研究,推动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到了《管锥编》,虽然征引文献的数量大大有了发展,而实际认识上根本的突破却并不多。一些重要内容有时已经接触到了,但也往往被认为是修词机趣而闪避了。如六十年代的专篇论文《通感》,这在修辞研究上是一大创获,但对通感现象是否对应人类生理心理现象,文章却很少批判和涉及,这样把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放过了,极为可惜。
打通的方向如何?
钱钟书著作打通文史哲,基本向度是从文学打通到史哲,而不是从史哲打通到文学。这两个向度本来无所谓优劣,可以互通,但由于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比较只重视其中由文学到史哲的一个角度,这样有时就把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忽略了。比如重视并阐发了“诗可以怨”(《七缀集》论文)之旨,却相对忽视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其实也各为一种深刻的理论。又如重视“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士多多许也”(《管》499,918页,郑朝宗《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极是,但也相对忽略了学士也可以有其慧悟,慧悟根极于人本身,和人的职业、身分并无太大的关系。注意自然界和人本身的信息,功夫不断,可不断有悟,《管锥编》作者本人在研究和创作两方面的成就,实际已说明了这一点。
打通中西文化在什么层面上?
读完钱钟书的主要著作后,可以发现,钱钟书著作的打通中西,主要还是致力于片断思想以及句子层面上。《管锥编》自谦的“竹屑木头”,《七缀集》自谦的“缀”,都跟这一贯通层面有关。由于比较重视句子层面,给钱钟书著作带来一定的局限。这种局限,倒不一定是由于它们的体裁和引文方式,而是对于中西文化的一些根本问题的注意不足,如果注意根本问题,征引句子,并不为碍。在“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这两种认识典籍的方式中,钱钟书著作的方式属后者。在中国思想中,“六经注我”的自由驱遣实为最高境界。但由于过多注意了片断思想以及句子,则大大限制了他的发挥。往往有这样的现象,《谈艺录》《管锥编》对中西典籍一些句子的阐发比较深刻,一些句子的翻译极为精妙,达到了《林纾的翻译》中所说的“化”的境地,而对“化”典籍的整体思想却往往忽略了。读钱钟书著作,往往既惊叹于作者运用典籍的惊人智慧,而面对征引的句子,有时也会产生买椟还珠的不足之感。
钱钟书著作较多注意句子层面,而较少注意典籍的整体思想,并不完全是不能,有时往往是不愿。这里有着作者深刻的见地在内。这里是钱钟书的一层极为可贵的思想:破体,即破体为用(体用之名,参阅《管锥编》8-12页)。从具体的例证出发,不谈根本的理论,而根本的理论已含于具体例证之中。化体为用,以相应无穷变化,这一思路极为可贵。一些孜孜于建立体系的当代著作,其书往往反而不如《管锥编》可读,就是例证。然而破体虽是,破体之后显出什么,片断思想?句子?似不完全正确。引文中提及了时间的推排销蚀,凡破体者首宜破此,而破体之后显出人类文化的思想结构,随着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有其穷变通久的转机,而且整体可开可合,自有生生不息的作用。凡片断思想,联系于不同的整体,可以有不同的作用。所以执著于体系不对,执著于片断思想也同样缺陷。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见解(读《拉奥孔》),正是片断联系整体的情况,有如禅宗一句,可含华严境界,重重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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