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诗学的百年行程，可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标界，将它大致区划为前后两个段落。前段为具有现代学术形态的唐诗学开始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后段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唐诗学经历曲折变化并继续出新的时期。两个阶段之间有衔接，也有断裂，而贯通其间的主线依然是观念的更新。
唐诗学作为历代诗家在接受与研究唐诗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学问，自唐初至清末1 300年间，经历了由萌生、成长、盛兴以至总结的各个阶段，完成了其古典形态的建设使命。踏进20世纪，随着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变革和学术文化的全面创新，唐诗学步入其更新期，也就是由它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化和出新的阶段，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仍在延续之中。与古典时期的一千多年相比，现代唐诗学的百年行程无疑要短促得多，但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并不见得逊色。对此，我们这里自无可能给予哪怕是稍稍详尽的展示，只企望就其演化、发展的轨
迹作一点粗浅的探测与勾绘。
一、
王国维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不过唐诗学由古典向现代学术形态的转变，关键倒不在史料的发现，而在于观念的更新，特别是同整个时代文学观念的更新分不开。
我们知道，大约从19世纪中叶起，伴随着西方列强势力的入侵，西方近代学术文化开始大规模地引进我国，构成晚清学界里的所谓“新学”。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重视的仅是“新学”中的实用层面(主要是富国强兵的方略)，直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前后，才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人文核心上来，由此造成的社会思想的大变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而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必不可少的一翼，也正是以人们头脑中的文学观念的更新为首要标志的。
文学观念更新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我以为最突出的有这样两个方面:
其一是新的人本思想的确立。文学的主体是人，这在古今中外原无差别。但就我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居于正宗地位的雅文学而言，其创作和接受的主体基本上属于士大夫阶层，而格守礼教规范又是一般士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于是士本位便自然地转型为政教本位，文学也就成了政教的工具。古代诗学传统中，从“诗言志”、“温柔敦厚”为诗教乃至以“正变”论诗歌盛衰，无不打上了政教功能的深刻烙印，这在历代唐诗学研究中亦有鲜明的反映。清末民初以来，政治制度的鼎革使得旧式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趋于没落，新型知识分子代兴，他们不仅日益成为新文坛的中坚力量，更有通过文学启蒙以推动大众思想解放的愿望和实践，从而促成以人为本乃至民众本位的文学观的诞生。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一文，即已指出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示人生之真相”，以“感发人之情绪高而上之”。1907年鲁迅著《摩罗诗力说》，亦将文学的职能归之于“与人生会，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在，更力自就于圆满”。到“五四”时期“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口号的提出，便俨然揭示了文学革命的理论宗旨。由这种“人本”或“民本”的立场出发来反观古代文学传统，当然会有种种不同于古人的见解产生，这是唐诗学走上更新之路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其二是文学领域中的新历史观的确立。早在19世纪末叶，西方进化论学说已经严复译介传人中国，并迅速地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王国维、梁启超将其初步应用于文学研究，藉以作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周的断语。这一思路在“五四”新文学倡导者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胡适，当其1914年初留学美国时，就曾主张以西方“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为改造中国学术的三大妙方，其中“历史进化”构成了他的主导性的文学理念，而归纳(即实证)方法无非是实现其清理文学历史演进脉络的手段。三年之后，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当议》的宣言，即以“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为理论依据，推导出“白话文学”为正宗和用白话取代文言的合理性，进化论历史观因亦成为新文学工作者的共同信念。这一新的历史观的建立，对于传统学术的改造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文学活动既然是时代生活的组成因子，它同方方面面的社会与文化现象之间必然有密切的交互作用，这就打破了以往专就文体流变或政教盛衰来看文学的拘限，大大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文学的演变被视为进化的过程，则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理所当然，于是不单复古思想失却了凭依，诸如宗唐宗宋之类争议亦不复具有实在的意义。人们摆脱了唐诗传统的典范效应，始能够平心静气地将它当作文学遗产来从事实事求是的考察与总结工作，这恰是现代唐诗学所遵循的基本路向。
据此，人本的思想和历史的眼光，连同其所要求的科学实证方法与逻辑表述形态，共同组建起现代学者对唐诗传统的基本接受模式，而唐诗学的更新局面便在这一新规范的指引下逐渐得到开展。
二、
回顾唐诗学的百年行程，可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标界，将它大致区划为前后两个段落。前段为具有现代学术形态的唐诗学开始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后段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唐诗学经历曲折变化并继续出新的时期。两个阶段之间有衔接，也有断裂，而贯通其间的主线依然是观念的更新。下面即按其演进的过程加以简略提擎。
整个说来，20世纪开首的3O年间仍处在新旧学术思想转换交替的关头，传统的诗学形态续有衍流，而新型的唐诗观和唐诗研究已然发端。属于前一类型的，如陈衍《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王闽运《湘绮楼说唐诗》《王志论诗》及手批《唐诗选》〔订补本)、沈曾植《海日楼札丛》、钱振钱《摘星说诗》、由云龙《定庵诗话》、丁仪《诗学渊源》、宋育仁《三唐诗品》、朱宝莹《诗式》、高步流《唐宋诗举要》以及光明甫《论文诗说》等，不但多还承袭以往的诗话、诗品、笔记、批点、选诗、论诗之类形式来解说和品评唐诗，思想见解上也大抵未越出前人的藩篱，尽管具体论述中不乏精义可采。它们构成了古典唐诗学的余波，虽荡漾生姿，而已不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追求。
就在这段期间，与古老的学术范式相并列，某些新的观念正开始在唐诗研究领域里萌生。1915年，胡适发表(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和《读香山诗琐记》两文，用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即写实主义)的分派来解析唐诗，称白居易为实际派领袖，谓其上承杜甫《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诸篇的创作倾向，而与同时代的李绅、元镇等相呼应，从而开启了引西方文艺思想人古典诗歌研究的新风气。同年9月起，吴鑫在《清华周刊》上连续刊载其所撰《余生随笔》，内中多则论及唐诗，如以唐宋诗之变迁为诗中贵族派向平民派的转移，并谓杜甫正当交接之会，乃取贵族派之词华人以平民派之情理”，至白居易则已纯然平民派，这个观点不仅成为“五四”时期倡扬平民文学的先导，对后来文学史家用进化眼光看唐诗影响尤巨。至1兑2年，又有梁启超的讲演稿《情圣杜甫》出现，他把历来加于杜甫身上的“诗圣”徽号改作“情圣”，大谈杜甫诗歌情感内容的丰富深刻和写情手法的熟练、高妙，实际上显示出梁氏论诗不以“言志”、“载道”为依归，而认“诗本为表情之具”闭的思想立场，在唐诗学术史上公开、明确地竖起了人本的旗帜。
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发动，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初具规模的现代化的唐诗学术论著陆续问世。通论性质的有费有容《唐诗研究》、许文玉《唐诗综论》、胡云翼《唐诗研究》、苏雪林《唐诗概论》、杨启高《唐代诗学》等，不仅在材料组织的系统性和文字表述的通贯性上已具备现代学术规范体例，其理论眼光亦常有超轶前人之处。如苏雪林将唐诗的发展过程按思潮变迁划分为古典期·浪漫期、写实期、惟美期、衰颓期五个阶段，虽不无套用西方模式之嫌，而能打破“四唐”说以正变论诗的旧框架，有利于开拓新思路。杨启高则仍按“四唐”分期，但初唐部分再分为贞观诗学和武后诗学两段，盛唐包括开元诗人和天宝诗人，中唐分大历、元和、长庆三段，晚唐分大中诗风和咸通后诗，每段中又将不同诗派作比较分析，论证细密，足以使人对唐诗演进脉络有更具体而清晰的把握。这些地方均体现出作为现代学术形态的唐诗学的初步业绩。专题性质的论著有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陆晶清《唐代女诗人)、孙恨工《唐代的劳动文艺)、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等，多能就某个局部作深人开发，手眼各别，又共同反映出现代人于题目选择上的关注意识。此外还有不少有关唐诗人诗作的专门性研究，像汪静之《李杜研究》、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程学询《韩诗臆说》、钱基博《韩愈志》、王礼锡《李长吉评传》、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等，都可算作这一时期颇有新意的力作，兹不详述。
20世纪前半叶的唐诗学建设中，有两位学者特别需要提及，那就是陈寅洛和闻一多。
陈寅洛是以史学家的身份介人唐诗领域的，他的研究方法通常被归结为“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或者叫作“诗史互证”。但不同于传统学人单纯征引时事以推考诗篇作意，他所理解的“史”是广义的，除政治事件外，还将各种社会制度、道德风尚、行为习俗以及精神文化现象都包容在内，于是“诗史互证”便成为文学与整个时代生活交互联系的立体建构。最能体现这种方法特色的，乃其所撰(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此书名日“笺证”，却跳出了乾嘉学派只重文句考释的套路，将考辨工作扎实地建立在全面掌握和灵活运用史料的基础之上。如论说元镇艳诗’和悼亡诗的章节，从诗中反映的元氏与情人双文、妻室韦丛间的离合关系，结合时人的门第观念，以考证唐代士大夫文人的婚姻选择与仕宦道路;论说白居易的《琵琶行》，从诗人移船听乐的细节，推考唐代娟女地位的低下和新兴进士阶层放荡不拘礼法的生活作风;论说元镇的《连昌宫词》，从诗篇结语“努力庙漠休用兵”以揭示穆宗的“消兵”政策及朝中主战主和之间的政争，皆有发前人之所未发。对元、白《新乐府》诸篇所作的笺证，更广泛涉及唐代政治、经济、科举、文教、司法、边防、风俗、伦理乃至古文运动、民间歌谣、佛经翻译等因素对诗歌的多重影响，展现了文学与人生之间的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为唐诗研究开拓了全方位观照的新鲜视角，意义重大。
与陈寅格的情况有所差异，闻一多的特点是诗人而兼学者。他长期致力于研究唐诗，给唐代诗人诗作做了大量考辨工作。所选《唐诗大系》，录唐五代263家诗1400余首，不但覆盖面相当宽广，尤重诗歌的艺术成就，在已有的各种唐诗选本之外另立一格，至今为人爱诵。但闻氏的主要贡献尚不在此，而在于他评论唐诗时所显示的诗心感受与哲理领悟的有机结合。由于英年早逝，他有关唐诗的通盘构想还来不及形诸文字，仅不多几篇收录于《唐诗杂论》之中(另有其学生郑临川整理的授课笔记《闻一多说唐诗》行世)，已可概见其风格之一斑。如其中《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四杰》三篇一组，系统探讨初唐至盛唐一百年间诗风之转变，从唐初宫廷诗的沿袭六朝，中经王、杨、卢、骆四子分头从事旧体制的破坏和新格调的建设，直至刘希夷、张若虚一步步完成诗歌境界的升华，以娓娓动人的文笔叙来，令人恍若置身于诗潮涨落的氛围之中，自然地把握住其环环相生的内在逻辑。又如《孟浩然》、《贾岛》两篇论作，除对其诗风的清淡和清冷有非常准确且富于诗意的概括外，还把间题提到更高的历史层面，着意联想到宋末的“四灵”、明末的竟陵派和清末的“同光体”，以见出每个朝代“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与陈寅格的情况有所差异，闻一多的特点是诗人而兼学者。他长期致力于研究唐诗，给唐代诗人诗作做了大量考辨工作。所选《唐诗大系》，录唐五代263家诗1400余首，不但覆盖面相当宽广，尤重诗歌的艺术成就，在已有的各种唐诗选本之外另立一格，至今为人爱诵。但闻氏的主要贡献尚不在此，而在于他评论唐诗时所显示的诗心感受与哲理领悟的有机结合。由于英年早逝，他有关唐诗的通盘构想还来不及形诸文字，仅不多几篇收录于《唐诗杂
论》之中(另有其学生郑临川整理的授课笔记《闻一多说唐诗》行世)，已可概见其风格之一斑。如其中《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四杰》三篇一组，系统探讨初唐至盛唐一百年间诗风之转变，从唐初宫廷诗的沿袭六朝，中经王、杨、卢、骆四子分头从事旧体制的破坏和新格调的建设，直至刘希夷、张若虚一步步完成诗歌境界的升华，以娓娓动人的文笔叙来，令人恍若置身于诗潮涨落的氛围之中，自然地把握住其环环相生的内在逻辑。又如《孟浩然》、《贾岛》两篇论作，除对其诗风的清淡和清冷有非常准确且富于诗意的概括外，还把间题提到更高的历史层面，着意联想到宋末的“四灵”、明末的竟陵派和清末的“同光体”，以见出每个朝代“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因而“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见《贾岛》)。这类诗情与哲思高度融合的体验，读来真教人拍案叫绝。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陈寅格和闻一多的重要性不光在其所作出的具体成果上，更在于他们为唐诗研究乃至一;典文学研究所莫定的较为成熟的学术范。如果我们把前一种方法称之为“诗史互证”，那就不妨将后一种范型取名为“诗思融会”。“诗史互证”倚重的是史学和史识，它继承了古代诗学“知人论世”的传统，而又在现代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二予以改造翻新，由此而开辟出研究文学史的康庄大道，便成了现时代学人群趋乐从的途径。相比之下，“诗思融会”更需要诗心的感发和哲理性的解悟，‘色下但要借助实证，同时要凭靠直觉，但又不同于占人的审美直感多停留于印象式的品评，还要将其提升到逻辑的建构乃至形而上的思辨上来，这就是为什么陈氏的追随者蔚然成风，而闻氏则后继寥寥，仅林庚几人或许称得上空谷足音。不管怎样，闻、陈_几家所开创的现代意义上的唐诗学范型仍有其同等重要的价值，影响深远可以预期。
当然，这个时期内有独创性的学人和著作并不限于他们，像岑仲勉的《唐人行第录》和《读全唐诗札记)、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陆侃如和冯沉君的《中国诗史》、钱钟书的《谈艺录》以及朱自清有关唐诗的一些论述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唐诗学的建设起了促进作用，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三、
进人50年代，唐诗研究面临新的形势。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兴起，推动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有计划开展，一系列唐人别集、总集和研究资料的辑校、话笺、编年、集成被提上议事日程，作家传记、年谱、评论等撰著也获得了新的势头。像《唐人选唐诗》(十种)、《唐诗纪事》、《全唐诗》、《钱注杜诗》的校点行世，《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宋本杜工部集》、《杜臆》的影印流布，研究资料如《白居易卷》、《柳宗元卷》、《杜甫卷》(唐宋之部)的汇编，新著如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
生《杜甫诗论》、林庚《诗人李白》、詹镬《李白诗文系年》、孙望《元次山年谱》、苏仲翔《白居易传论》、褚斌杰《白居易评传》、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吴文治《柳宗元评传》的撰成，皆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成果。唐诗的普及也是一项重点工作，各种选本、译诗、鉴赏解析与知识读物的盛行，表明古典诗歌阅读和欣赏真正成了群众的爱好。这类读物中亦有层次较高、能达到雅俗共赏水平的，如马茂元《唐诗选》、刘逸生《唐诗小札》以及冯至《杜甫诗选》、陈贻锨《王维诗选》、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顾肇仓等《白居易诗选》，都能为学界人士提供参考。
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还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人们普遍关注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侧重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考察唐诗流变，并努力发掘作家创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间的种种关联。这应该视为“五四”以来新历史观和人本观的深化发展。这一新的思路在当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包括断代专史、专论如周祖撰《隋唐五代文学》、王士著(唐代诗歌》、刘开扬《唐诗论文集》、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里，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诸大家一时成为研讨的热门，更突出地表明了这层关系。但是，由于建国后一段时间里“左”的路线抬头，庸俗社会学和形而_七学思想方法猖撅，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变形，如不适当地夸大经济、政治的决定作用而忽视历史文化其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强调阶级斗争的主导地位而产生两极对立、线性运动的文学史模式，片面宣扬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贬抑人的多方面的审美需求，致使研究视野狭隘化和评判标准惟政治功利化，连带累及一些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如有关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的内涵、边塞诗派和田园山水诗派评价等，均未能正常、有效地展开，古籍整理与研究亦处在或冷或热的状态。待到十年动乱发生，形而上学的倾向愈演愈烈，以致用“儒法斗争”来贯串整个文学史，让每个古典作家按线站队，人为地扬李抑杜、崇柳贬韩，完全脱离学术规范，导致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唐诗研究的再度繁荣，是70年代末以后的事。在最近的20来年间，思想的活跃、队伍的壮大、学会的建立、对外的开放，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动向。
其一是资料建设的加强。资料及其考证，本是科学工作的基础，在“左”的路线干扰下又长期遭受不应有的忽视，拨乱反正之后，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新时期唐诗研究的显要位置，其成绩也最为突出。诗篇辑佚方面，继王重民于印年代辑成《补全唐诗》104首和《补全唐诗拾遗》127首，这个阶段里先后出现孙望《全唐诗补遗》二十卷、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和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六十卷，终经陈尚君统一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删繁订误，共得诗6300余首，给现存唐诗总量增添了十多个百分点。诗集笺校方面，康金声等《王绩集编年校注》、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和《寒山诗注》、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陶敏与叶淑琼《沈侄期宋之问集校注》、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陈铁民与侯忠义《岑参集校注》、瞿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陶敏与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华忱之等《孟郊诗集校注》、瞿蜕园《刘禹锡集笺注》、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赵昌平等《郑谷诗集笺注》等，都是具见功力的撰著，而詹锁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和刘学揩、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更带有总汇的性质，短时间内集中问世，询属空前。诗人诗作考辨方面，除单个作家的年谱、传记外，傅珑琼《唐代诗人从考》、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及其续编、王仲墉《唐诗纪事校笺》、吴汝爆等《全唐诗人名考》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侈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陈尚君《唐代文学从考》等，均将考据工作放到唐代历史文尚君统一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删繁订误，共得诗63(刃余首，给现存唐诗总量增添了十多个百分点。诗集笺校方面，康金声等《王绩集编年校注》、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和《寒山诗注》、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陶敏与叶淑琼《沈侄期宋之问集校注》、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陈铁民与侯忠义《岑参集校注》、瞿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陶敏与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华忱之等《孟郊诗集校注》、瞿蜕园《刘禹锡集笺注》、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赵昌平等《郑谷诗集笺注》等，都是具见功力的撰著，而詹锁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和刘学揩、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更带有总汇的性质，短时间内集中问世，询属空前。诗人诗作考辨方面，除单个作家的年谱、传记外，傅珑琼《唐代诗人从考》、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及其续编、王仲墉《唐诗纪事校笺》、吴汝爆等《全唐诗人名考》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侈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陈尚君《唐代文学从考》等，均将考据工作放到唐代历史文献参合比较的大范围里展开而有新的创获，特别是傅琏琼主编并有2O多位学者通力合作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一书，对唐代近中以，位诗人的生平事迹加以系统爬罗梳理，称得上集大成。其余如书目、版本的钩沉归纳，有万曼《唐集叙录》、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陈伯海与朱易安《唐诗书录》、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和周采泉《杜集书录》等;研究资料的黄采汇辑，除《古典文学资料汇编》中续刊的李白、韩愈、李贺、李商隐数家外，另有傅瑛琼等《唐人选唐诗新编》、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和《历代唐诗论评选》、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等;史料综合介绍，有陶敏与李一飞
的专著<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而相关历史事实的整理考订，尚有岑仲勉《郎官石柱提名新考订》、郁贤皓《唐刺史考》、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周勋初等《唐人轶事汇编》、郁贤皓与陶敏《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等。众多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理论总结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其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针对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几个大诗人身上的不足，新时期唐诗研究有了全方位的拓展。李、杜、韩、白诸大家续有深入，王、孟、高、岑、刘、柳、张说、张九龄、顾况、孟郊、李贺、李商隐等一批名家渐成热点，而一向少为人论及的初唐宫廷诗人群、大历诗人群和晚唐诗人群，亦开始受到普遍关注。
尤足称道的是，研究对象正逐步由具体作家向综合性课题转移，表明学术研究中的整体性思维正趋于成熟。这方面首开风气的著作当数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它从进士行卷这一特定历史现象切人，对所涉及的社会政治、科举、礼仪、文教、士人心态、文苑风尚与诗歌创作及传播、古文运动、传奇小说之间的内在关联，加以切实而生动的展示，为人们思考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景式的观照。沿着这条路子往下走，侧重从政治与文学关系着眼的，有傅瑛琼《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勋成《唐代诊选与文学》、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和《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等;从社会生活与文学关系着眼的，有李志慧《唐代文苑风尚》、程蔷与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林继中《唐诗与庄园文化》、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和《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等;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着眼的，有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和《唐代道教与文学》、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黄世中《唐诗与道教》等;从艺术与文学关系着眼的，有陶文鹏《唐诗与绘画》、朱易安《唐诗与音乐》、任半塘《唐声诗》、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等;从学术、文化思潮与文学关系着眼的，则有林继中《中唐一北宋文化建构文学史》、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查屏球《唐学与唐诗》等，都能将唐诗或唐代文学放在历史文化相交融的大背景下作贯通性的把握，拓宽了唐诗研究的疆界。
整体性思维的另一种形态是注重文学内部关系的综合研讨，包括唐诗质性概括、脉络梳理以及时段、体式、风格、流派等专题论析，总之是以超越单个作家作品的较为宏观的眼光来看待诗歌现象。这方面起步较早的有陈贻锨《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一文，它结合中唐社会政局的变化，以“谏官之诗”和“学者之诗”为定位，分疏元韩两大诗派，并从其异同比较中揭示出中晚唐诗歌发展的趋向。稍后，傅玻琼《唐代诗人从考》也注目于诗人群体的清理，从问采小堂重视的大功诗敬中区分出京城才子和江南词人两大群落，丰富了对这段文学史的认识。循此前进而重点探讨文学群体和流派的，有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和《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及宋初诗风动》、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姜剑云《审美的游离—论唐代怪奇诗派》以及许总《唐诗体派论》、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等;集中考察一个时段的，有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尚定《走向盛唐》、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傅绍良《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蒋寅《大历诗风》与《大历诗人研究》、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田耕宇《唐音余韵—晚唐诗研究》、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等;追踪某一体类演变的，有周啸天《唐绝句史》、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孙琴安《唐代律诗探索》、王锡九《唐代的七言古诗》等;而略具通观性质的，尚有林庚《唐诗综论》和刘开扬《唐诗通论》。在这方方面面成果的基础上，遂有对唐诗总体流程作进一步勾画的需要。这一时期出版的几种专史，如乔象钟等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册、罗宗强等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上中卷、王运熙与杨明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许总《唐诗史》等，不仅内容翔实，尤注重诗歌演进脉络的精细梳理，故能于质量上超胜前轶。另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致力于打通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中的思潮涌动，傅玻琼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和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别创文学史编年体例，新意更著;陈伯海和郭扬的两种《唐诗学引论》以及蒋长栋《唐诗新论》、余恕诚《唐诗风貌》则改纵向叙述为横向整合，就唐诗质性、渊源、流变、体类、门派、法式及学术史诸问题进行归纳，为唐诗学的理论建构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其三是艺术品评的深化。唐诗为广大群众接受，乃50年代以来的基本趋势，到这个阶段愈形发达，各类读本和辅助阅读、欣赏的文字风行，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加强，多种工具书的编纂，构成新时期学术园地的独特景观。选本中较有影响者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唐诗选》，以其选诗风格的多样化和作家小传中渗人艺术风格点评而被人看重，其后马茂元与赵昌平合编《唐诗三百首新编》、葛兆光《唐诗选注》亦时有精到评议，富寿荪等《千首唐人绝句》和霍松林等《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则以收辑前人评语见长，而陈伯海主编的《唐诗汇评》选诗5000余首而又汇录大量历代论评资料，或具有集成的意义。鉴赏读物本时期由沈祖菜《唐人七绝诗浅释》肇端，体贴深细，说解明白，深受读者欢迎，向后迢随者甚众，按体、按类、按流派、按作家分别成书或综合纂集者层出不穷，而以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唐诗鉴赏辞典》(解诗l000余首)为其顶峰。施蛰存撰《唐诗百话》不以赏析为限，一题一议，广搜博考，亦为后学开了治唐诗的法门。这些均对普及唐诗起了良好的作用。与此同时，诗艺的理论性总结渐受重视，先后出版陈铭《唐诗美学论稿》、王明居《唐诗风格美初探》、师长泰《唐诗艺术技巧》、李浩《唐诗的美学阐释》诸作，有关唐诗意象、结构、语言和艺术风貌的专论更不在少数。至于大型工具书如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和周祖撰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多方面吸取学界已有的成果，成为查考有关唐诗知识的必备工具书。而王洪等《唐诗百科大辞典》、范之麟等《全唐诗典故辞典》、马东田等《唐诗分类大辞典》、张忠纲等《全唐诗大辞典》，亦皆有助于唐诗的阅读与会通。
最后还要归结到理论方法的更新。80年代以来唐诗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跟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分不开的。这一革新的潮流可大致区划为先后兴起而又互相叠合的两个波段。70年代末出现了第一波，可用“拨乱反正”作为标志，它开始时是针对被“文革”搞乱了的局面作出否定性反应，随即扩大为对原已存在的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质疑，这在当时开展的有关韩愈诗文和白居易讽喻诗的重新估价、唐诗繁荣原因及“盛唐气象”的再讨论、李贺与李商隐诗歌艺术美的发掘以及《长恨歌》主题思想争议中，都得到了明确的反映。在讨论过程中，人们深感史料准备的不足和对历史多向联系的把握不全面，由前一点导致考据与实证方法大兴，由后一点则推动了整体性思维的建立。这种将文学与历史文化的有机联系以及文学现象自身联系作贯通性思考的做法，源自中国古代学术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而在陈寅惜创建的“诗史互证”范型中得到较成熟的展呈，所以新时期唐诗研究的主流实际上是沿着现代史学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的，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的回归。80年代后期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日趋活跃，各种更新的思潮纷涌而来，于是出现了被称作“新方法热”的第二波。总的看来，这一“新方法热”在古典文学领域里的表现不如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那样突出，特别是喧嚷一时的所谓“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似乎对唐诗研究没有任何影响，实不尽然。这个时期起，与所谓“三论”同时流行于我国学界的欧美现代文艺思潮还有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心理分析、接受美学种种，而参照、应用这类方法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海外汉学论著如斯蒂芬·欧文的《初唐诗》和《盛唐诗》、松浦友久的《唐诗语汇意象论)和《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高友工与梅祖麟所著《唐诗的魅力》以及倪豪士所编《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等正陆续加以译介、引进，台港学者在沟通“新方法”和原有方法上也起到了一定的桥梁和先锋作用。这多方面的因素，促使古典文学研究的路子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如诗歌中的意象及其原型追溯、文本结构范式解析、诗人心态与社会心理探测、诗歌传播与接受方式考察、诗意误读与解释方法讨论乃至中外诗歌与诗学比较等，在唐诗领域皆有所反映。这些开新的努力还处在试验阶段，不够成熟，也未成气候，特别是它不像西方原生的理论那样好走极端，标举一格而摈斥其余，倒是乐于将自身的特色结合并消融于现代唐诗学固有的史学传统中，遂使它的出现显得不那么惹眼，但或许因此而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和更广阔的前景。
四、
粗粗对百年唐诗学的行程浏览一过，能否就其今后的趋向作一点建言呢?
首先，我以为，一个世纪以来奠定的唐诗研究中的现代史学精神仍将得到延续，不仅史料的积累要继续加强，唐诗流变及其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关系中的一些薄弱环节还要进行深人的探察和剖解，务使历史的总体风貌能得到较为全面而准确的展现，这也是科学总结工作的必要前提。在这方面，我觉得目前兴起的综合性课题研究很值得提倡，无论是对诗人群体、流派、诗歌体式、类别、历史时段、地区风貌以及诗歌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乃至各种文体间的交互影响，均尚有深入发掘的余地，只有把这方方面面的环节把握住了，一代诗史的精细脉络才能清晰无误地显露出来。从事这样的研究，需要有务实的精神，将史料建构安置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上，同时也需要有贯通的手眼，足以揭示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史学与史识是不可偏废的。
其次，在现代史学规范的主导下，可以尝试多样化的新鲜视角，如借鉴心理分析的理论以探索诗人的心灵世界，运用意象批评、形式批评、结构主义的法式以观照诗歌意象选择、组合的特点及表达技巧，吸取解释学的观念以解释不同文学文本间的互文关系，参考传播学和接受学的经验以考察唐诗的流传、接受方式以及后世对它的承传与研究，乃至采纳计量史学的方法就有关资料作出统计和应用语言学原理对诗篇文辞句法予以剖析等，都能使我们在领会唐诗意蕴上更进一层。而若能将这些“新方法”与固有的社会历史学研究视角融为一体，使历史文化精神的演变透过诗人审美心灵的折射而落实于诗歌文本范式及其接受方式的推陈出新上，则一部唐诗史就不仅仅是以文学形态反映时代生活的历史，同时也是民族审美心理的变迁史和诗歌文体范式的流变史。历史与审美的一体化，这应该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末了，还可以考虑走出历史学的视野，使唐诗研究朝向理论科学升华的可能性。程千帆先生于80年代初即曾谈到要‘’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并将其归纳为，’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和“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团两条途径。实际上，在他看来，两条途径在起源上是同一的，因为“古代的文学理论”正是古人从研究古代文学中总结出来的。就拿唐诗来说，围绕着对它的质性的认识，从唐初以至清末，不就产生了风骨、兴寄、兴象、韵味、气象、格力、兴趣、神韵、体制、声律、格调、法式乃至象外象、味外味、情中景、景中情、意与境会、气足神余、自然天成、工夫老境等一系列诗学理论的范畴和命题吗?更不用说对其创作经验、演化过程以及各种不同风格、流派、体式、门类的具体阐发了。后人只看到这是古代文论的范畴、命题，却忘了它们原本来自活生生的文学现象，且又不善于学习古人的榜样，亲手从古代文学传统中去提炼理论观念，于是“史”与“论”相互脱节，“史”的研究也就不再具有理论的兴味，这实在是堪惋惜的。新世纪的唐诗研究倘能在，“史”的考索之余，进一步用睿思的头脑去开掘、英采唐诗传统中的审美与哲理的成分(包括对已有古文论范畴、命题的现代阐释)，使之提升为理论观念，则今后的唐诗学领域里或许会生发出某种唐诗(古典诗歌)的美学与艺术哲学，以之与西方及其他东方民族的诗学、美学传统相比照、相交流，定能起到丰富和促进全人类审美意识文化的作用，我们当寄以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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