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曾多次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与时俱进。他又指出，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一百五十多年来国内外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
一百五十多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发生了两次重大的社会转型。一次是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另一次是由现代工业社会转向现代信息社会。中国1820年国民经济总量占全球之冠，却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得一败涂地。因为当时中国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英国己经完成工业革命，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法治化，这个重大社会转型，被人们称为第一次现代化。在这次现代化浪潮里，中国未能与进俱进，处于落后挨打局面，这是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1945—1960年，美国和欧洲产业结构向资金密集型升级，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日本等国转移。1961—1971年，日本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升级，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给亚洲“四小龙”。1971—1986年，以韩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为起点，亚洲四小龙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升级，把传统产业转向发展中国家。同时，美、欧、日产业结构再次升级，发展核能、宇航、计算机等新兴产业。1986年，以新加坡完成工业化为标志，亚洲四小龙向高科技产业升级。同时，美国产业结构第三次升级，电脑信息网络在年代广泛应用，因特网成为第一大产业，2000年产值超过3070亿美元。美国率先由现代工业社会转向现代信息社会，向知识化、网络化、全球化、集约化、公平化、生态化方向迈进。这个重大社会转型，被人们称为第二次现代化。两次重大社会转型，对各国执政党提出了严峻挑战。
对执政党的第一个挑.钱，在于是否能够及时发展先进生产力。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经济迅猛发展，给美国带来极大压力。1983年，里根组织了“总统产业竞争力委员会”，委员会根据调研结果，发表了《国际竞争力报》。该报告认为，工业时代已经过去，信息时代即将来临，美国可以让日本在传统工业领域中去称王称霸，美国要率先发展信息产业，悄悄地抢占网络经济先机，在更高能级平台上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甩掉日本的追尾巴性竞争。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将上述竞争策略付绪实施。1993年，克林顿政府公布了建设跨世纪全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7年，美国又公布了《全球网络贸易框架》。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方面，是目标一致的。90年代知识经济在美国取得突破性进展，决非偶然。到了2000年，日本政府方才如梦初醒，推出《数字化日本之发端一一行动纲领》，全面调整产业战略，争取在2005年赶上美国，成为超高速网络技术大国。日本究竟能否如愿以偿，在较短时期内弥补与美国的差距，尚难以预料。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来应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挑战呢?中问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提前启动，经济结构亟需调整。首先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1889—1899年，美国一、二、三产业比例为17.9%、44.1%、38%。在20世纪末，中国产业结构与一个世纪前美国产业结构相仿。1997年，我国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比例是18.7:49，2:32.1，而就业比例是49.2:23.7:26.4。第一产业就业占整体比重，要比其产出占整体比重高出31.2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微薄，难以充分启动广阔的农村市场。其次是城乡结构失衡由于户籍限制，我国呈现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化率仅为36%，而发达国家城镇化率)75%，世界平均城镇率为47%。再次是区域结构失衡。东西部经济差距不断拉大，上海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之时，贵州人均GDP仅350美元，两者相差13倍。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跨越式发展战略，一十一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以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十六大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方针，指明了合乎中国国情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
对执政党的第二个挑战，在于是否能够代表先进性文化发展方向。先进文化的核心，是先进的公共价值观念。例如，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调整公共价值观，使其与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匹配，老布什总统于1989年启动《2000年美国教育目标》研究课题，1994年美国国会在此研究报告基础上通过了《2000年美国教育目标法案》，予以实施。按照这个法案，美国要在世纪之交建立复盖全国学校的电子信息网络，并且在这个教育网络上传播信良时什新观盘。
又如，韩国前总统金泳三指出，韩国的“文化和思想行为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1994年，韩国提出《创新韩国的教育改革方向和课题》，主张通过全民教育，来育成“新韩国人形象。”它包括四个方面。1.与众共生的人:具有高度道德意识、集体意识;2.智慧的人: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3、开明的人:能够主导国际化、全球化、新时代;4、劳动的人:认识到劳动的价俏而勤奋工作。“与众共生”体现了儒家“仁”的观念。智慧的人体现了信息时代的文化要求。开明的人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开明的人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创造性劳动则体现了人生的根本价值。这个培育21世纪新国民的公共价值观体系，简明生动地体现出韩国由工业时代向全球化信息时代迈进的先进文化价值取向。韩国继承发扬了儒家传统中的积极因素，然而坚决扬弃其消极因素。韩国政府发现，官本位家长制管理方式是吸引海外人才归国最大阻力，于是通过立法，确立研究人员优先原则，在科研院所，各级行政官员职权仅限于为研究人员提供服务，专家教授社会地位最高，其次是企业家，再次是政府官员。对于具有官本位传统的韩国而言，这个重大突破开创了科技立国、人才兴国的一代新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来应答发展先进文化的挑战?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由农业时代走向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是全世界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大方向。这个发展方向不可逆转。只有坚决批判和扬弃农业时代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我们才有可能去真正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对执政党的第三个挑战，在于是否能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利益从新分配过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每一次产业升级换代，都有一批劳动者失去原有工作岗位。而新兴产业带来的新岗位，往往有更高文化技术要求，下岗劳动者一时未必能够适应。于是失业往往成为社会转型的伴生现象。目前阿根廷失业率高达25%，德国失业率达到9.790，法国失业率达到11%。一位法国社会学家指出，整个社会好比在进行马拉松长跑，每年都有一批人掉队，成为失业救济金领取者，而且这支队伍日益庞大。不会电脑、不懂英语、没有文化技术的群体，难以分享知识经济的利益，他们的地位日益边缘，社会财富越来越向精英阶层集中。世界银行研究结果表明，占世界人口号l%富裕家庭年收入总和，高于占世界人口60%低收入家庭年收入总和。就业压力和贫富分化，是各国执政党所面临的两大难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不同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利益分配级差日益扩大，基尼系数1995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过大收入级差带来了内需疲软、生态环境恶化等后果。为了应对这个挑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措施，逐步提高中等收入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走向共同富裕。
有一些历史悠久的老党、大党，由于不能应答社会转型的挑战冲击，最后失去了政权。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台湾国民党，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例子。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是概括了一百五十多年以来世界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经验教训所作出的理论总结，是全党政治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建设和执政理论方面的新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各国执政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挑战冲击，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共产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特别严峻。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第一个特点，是发展速度惊人，成就举世瞩目。中国GDP在20年内翻了两番，2001年突破9亿元大关。以1978年与2001年相比，GDP由世界第10位上升到第6位，进出口贸易由世界第27位上升到第6位，外汇储备由世界第40位上升到第2位，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只用了一代人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中国社会发展变化极快，改革措施相对密集，使大量社会矛盾在较短历史时段内集中在一起。第二个特点，是三个时代并存，前沿阵地薄弱。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经济和文化，目前在中国同量并存。北京中关村和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已开始进入信息时代。首都钢铁厂和江南造船厂，是工业时代企业。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农业时代。农业时代管理文化的特征，是官本位家长制。工业时代管理文化的特征，是科层等级制。信息时代管理文化的特征，是扁平网络，基层群众可与高层领导在网上对话，相互沟通。中国农民人口庞大，建国之初的干部队伍，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当时建立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官本位家长制色彩异常浓厚。以1949年与2001年相比较，我国人均GDP己由50美元上升到960美元，钢产量由世界第26位上升到第1位，煤产量由第9位上升到第1位，发电量由世界第25位上升到世界第2位，原油产量由世界27位上升到第5位。我国生产力水平今非昔比，但是各级官员对于官本位家长制，还是情有独钟，乐此不疲。管理文化与生产力发展明显脱节。按照国家统计局2000年数据，世界平均每万人联网主机为63.10台，芬兰996.1台，美国975.94台，中国仅0.16台，不及芬兰、美国万分之二，信息时代前沿阵地十分薄弱。英国农民占总人口2%，美国农民占总人口3%，日本农民占总人口按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民占总人口63.91%，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2000年，中国沿海城市人口电脑占有率是全国农村人口电脑占有率的740倍。在一个如此不平衡的社会结构中，要解决大多数人的就业，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其难度可想而知!第三个特点，是四重转轨并举，潜在风险不小。苏联东欧早己实现工业化，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单纯转轨过程中，竟然失控出轨，使原来的执政党失去政权。中国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由人治型封闭型社会转向法治型开放社会，四重转轨同时并举，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潜在风险极大!中共作为执政党，不仅要有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还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娴熟技巧，才能胸有成竹，把握大局，稳步前进。
面对时代变化与特殊国情所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我们该怎么办?中共十六大报告作了明确回答: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们决不可能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找到解决当前中国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我们只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来分析当前的问题，指导我们的实践。这就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中央十六大报告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理论品质!
执政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证明其具体的历史的先进性，证明其执政的有效性合法性。
(作者系本校第25届高级专家进修班学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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