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后半期，即1945年8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以迄1949年全国解放，统治中国22年的腐朽的国民党封建法西斯政权自我崩溃，逃出大陆，中共领导的新政权建立的时期。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是中国历史社会转型、生活动荡的重大关键时期。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及文学（包括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主要活动基地和出版中心的上海，经过八年沦陷时期，又恢复了它作为一个文化市场的繁荣优势。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工商金融出版中心，上海的文化性格是开放型的，同时也是一个竞争性的文化市场。随着抗战胜利后战前或战时离开上海到内地继续进行文化活动的文化人、编辑人和作家、艺术家的复员，加上抗战中留沪的文化人、编辑人和作家、艺术家，以及抗战中上海文化市场上崛起的新人，这个时期的上海文学仍然继承和发扬了海派文化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新的生存和竞争传统和景象。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个特殊的短暂的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作为进行考察和研究的专题，我认为十分值得花力气，下功夫，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工作。它不仅对上海地区性的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而且对建国后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一浪高过一浪的以文艺界为主要对象的政治运动，以及十年浩劫后的中国文学命运和作家作品的历史遭遇，生活命运，及其文学活动与表现的深入思考、认识与研究，也有其特有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对认识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活动在上海文坛的各种不同层次及流派的作家的文学活动和表现，考察作为历史发展的渊源，也有其特殊的存在意义。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认为，青生继1995年出版《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一书后，又经过六年的甘苦，向社会推出的他的新著《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是一部记述上海文学阶段性历史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很有历史眼光和学术自觉意义的专著。因此，当青生又向我索序时，我虽然已进入风烛残年，体力和心力都已在衰退之际，我还是慨然应允了，――因为我喜欢有个人的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学术功底深厚扎实的同行朋友。
一般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上海地区文学史，所提及和论述的作家，都是所谓重要作家作品或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对一般初登文坛的青年作家与作品则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这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眼光的狭隘性与功利性。我认为这不仅不切合历史实际，而且是不明智的短视史见。正如老头子和老太婆是青年男女变的一样，作家的长成也是由无名到有名的。八十年代初我负责编选作家研究的专集时，深有所感。为了寻求某作家青年时代的作品和评论文章，往往要到处奔走，去各地图书馆，或托国外朋友在国外图书馆寻求，花了很大的力气和时间。正如俗语说的，要知道他的今天和明天，首先要知道他的昨天。从这一点看，我认为青生的这部新著的学术视野的开阔，钩沉史料的费力，是值得称赞和感谢的。如他在书中说的，要有红花，更要有绿叶。文学史也是如此，不能只有点而忽略面。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昨天的无名者，如果能在文学园地里继续不断地耕耘，就会使他由无名到有名，由树苗成为参天大树。从这个意义说，我认为青生的这部新著，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与文献意义。
其次，青生在这部新著中将翻译文学作为一个专节来记载和论述，则是他的新著另一个值得另眼看待的学术贡献。关于这一点，我1994年为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一书写序时，谈到他受五十年代起封闭性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文学史编写格局的影响，忽视了对这一特定时期上海地区文学现象中的翻译文学的成就与贡献。翻译文学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成就，它和文学创作同样是构成我国近现代文学历史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说来话长，读者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翻翻我1993年为《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所写的《序》中，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最大区别以及中国翻译文学对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和影响，还有解放前出版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编写中对翻译文学的意义和文学史地位的论述，此处不赘）。可喜的是，青生接受了我这个建议，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补写了有关的翻译文学章节，在《新文学史料》上作为“专稿”发表。在眼下这部新著中，理所当然地编写了翻译文学章节，这就回到了我国五十年代前在当时开放的文学环境下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历史格局，冲破了五十年代后在封闭性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编写模式。
如前文所说，四十年代后半期是中国历史转型、社会变革的前夕。建立于1926年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专制政府，一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日本投降后，先派了大批接收人员来上海，凭籍手中的政治权力，以接收敌伪财产为名，大肆抢夺民间财产。老百姓把“接收”称为“劫收”。民谣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他们“接收”的实情，老百姓概括为“五子登科”，即抢夺票子、位子、车子、房子和女子。尤其是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开始后，这个政权随着内部的权力斗争，自觉末日将至，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抢劫，经营他们自己的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自取灭亡。一如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将蒋政权逐出大陆后所说：“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八百万全副美式装备的蒋匪帮”。亦如黄炎培四十年代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其兴也忽，其亡也勃。”这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权的历史共律。当时我已定居上海，目睹了当时官僚资本（现在又叫“权力资本”）垄断市场，尤其是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后，国共之间武装冲突日益扩大而发展为内战（即现在史书上所说的“解放战争”），国统区的罢工罢市此起彼伏，学生们发动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国民党出动军警镇压的同时，逮捕成风，国民党特务查封报纸，搜查出版社，逮捕学生、工人、编辑、作家，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市场物价一日三涨，物资缺乏，经济崩溃，民不堪命，怨声载道，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末世景象。正与青生在这部新著第一章《文学的生存环境》一节中描述的景象相同。也因此造成当时的出版物（包括报刊、书籍）的流失情况严重。更不幸的是，解放后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极左思潮的指导和指挥下，以文化人、文艺界为主要对象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以迄六十年代的十年“文革”浩劫，公私藏书的损毁史无前例。这样的历史情况，愈使查找这个时期的出版物困难重重。正因为如此，读这部书稿时，我眼前出现了潜水员在深海搜寻打捞沉于海底的史料，锲而不舍的庄严形象。我深深体验到此著成书的艰辛历程和作者的知难而进的治学精神，因此，我虽然已进入耄耋之年，仍勉力为青生这部新著写了序文。
如果对青生的这部新著作一读后感式的学术评语的话，我仍坚持1994年我对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一书写过的看法：
“综观全书，可谓资料翔实，论述全面、具体与深入；评述又力求客观公允，
既为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史实与观点，也体现了作者开阔
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学术功底与严谨踏实的正派学风。”
是为序。
2001·9·2 上海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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