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葬仪，代表着中国文化人所受到的最大的哀荣。也是参加过葬仪的文化人常常忆及、并在文笔中提到的大事。至今，仍然引导着我们去探究那时候所发生的一切……
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鲁迅先生在他的寓所与世长辞。这个令人震惊的噩耗很快传布开来，和鲁迅相熟的人们匆忙奔向大陆新村，向鲁迅作沉痛的告别。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需尽快录制向鲁迅先生作最后告别的胶片，由欧阳予倩带领的明星电影公司去拍片，画家、雕塑家、摄影家们也拿起了他们手中的工具，记录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历史性场面。
尤其在《讣告》发出以后，鲁迅的遗体移到了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三天里去瞻仰凭吊的人数达万余，发生了很多令人感动的悲痛情景；最后的送葬游行，更激发了人民群众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对巨星殒落的沉痛不舍和抗战激愤。
鲁迅先生的葬仪，不仅是简单的家庭哀痛的记录，不仅是一个伟大作家生命的结终，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部分在当时的报纸和刊物的鲁迅纪念专辑上配发，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我的父亲孔另境在鲁迅先生葬仪中担任治丧办事处的“干事”之职，在四天的丧事中，他在灵前照料操事，无法分身拍摄具有纪念意义的相片。当时的摄影师很多，还有不少自备相机的人。所以，待丧事完毕，他将几位摄影师送他的相片，粘贴组合成专题相册，永志纪念。这是一本有着特殊意义的相册，是一本记载鲁迅逝世葬仪全过程的相册，也是我从小时候起就翻阅的“孤本”相册。这本相册平时收藏在和鲁迅有关的一只书橱里。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在参观上海大陆新村鲁迅故居时，二楼鲁迅卧室靠窗左边有一口书橱。它不很起眼，也不高大，浅棕色的木质外表，打开外面的两扇玻璃门，里面有四格空档，可以放开本比较大的画册之类的书籍，取用很方便。橱门上有个锁，还有两道对称线的木装饰，像是一对眉毛，上面有四道线。橱的下方有两只抽斗，和书橱一样的深度。抽斗上和橱门上都有比较精致铜质的小挂件，那是派把手用处的。就是这样的书橱，我们家也有一个，造型、样式、颜色和用料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口书橱是鲁迅先生亲自设计，请木匠师傅定做的。这件事好像还没有人说过并加以考证。我以为，时间在1933年4月至1935年3月之间。因为，那时茅盾和鲁迅住在同一弄堂，隔一排的前门对着后门。他时常到鲁迅家去，那天正好碰到木匠师傅送书橱上门。茅盾很喜欢鲁迅设计的书橱，因为它很实用，也很结实。于是请那木匠师傅为他同样的做一只。这样，茅盾家也有一只和鲁迅家里一样的书橱。
后来，因为战乱，茅盾全家离开上海，把书橱送给了他的内弟——我的父亲孔另境。父亲很珍视这口书橱，在上海搬家几次都伴在身边。从我懂事的那时候起，那只书橱就在北四川路父亲的书房里，我对它的兴趣在于书橱里有很多照相本，翻着它们有很大的乐趣，其中最精美的一本厚厚相册，这是鲁迅葬仪全过程的照片专集。我是从这本相册里认识鲁迅先生的。
不知从哪一年起，很想认识照相册里的那些人，尤其是参加鲁迅先生葬仪的人们，那些抬鲁迅棺材的人究竟是谁？我喜欢在这本相册里看到父亲熟悉的身影，他正在忙碌地维持秩序，那时的父亲还很年轻，很帅气。我还经常指着照片上的人问父亲：“这人是谁？这人又是谁？”每次父亲总能耐心地向我描述当时的情景，对我询问照片所记录的一切，都有问必答。看得出他喜欢回答我的问题。看着照片，我也仿佛亲身经历了鲁迅葬仪的场面，对许多参加葬仪的文化名人也能一眼就认出“他”，那种和名人的亲近感，对鲁迅先生的敬佩，对有这样伟大葬仪的崇敬，从这本相册漫延开来，油然而升腾。
然而，在“文革”初期，这本相册居然作为“四旧”被造反派抄走，同时被抄的还有鲁迅先生的四封亲笔书信等。对此，父亲一直耿耿于怀、非常不快。他关心的是这批文物的“安全”，是否被无知的造反派烧毁了？或被别有用心的人吃没？他哪里知道，当时的“市革会第一办公室决定将鲁迅这四封信移交本馆保存。”（见《四十纪程1951－1991》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时间在：1971年2月24日。同时“移交”的，还包括这本鲁迅葬仪相册。即从抄家的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移交到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对于这个“革命行动”，父亲当然并不知晓，也无处可去争辩。老人于1972年9月怏怏去世。
这本相册还在家收藏的时候，父亲常常用它“招待”客人，施蛰存先生看到过。有一次，他和我说起相册的事，提议我写一篇《抬鲁迅棺材的人》。我觉得是个好题目，试写了一篇，收到很好的反响。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的承社长提议我扩展内容写成一本书，配以当时拍摄的大量图片，将是有文献意义的图文书。这是我愿意并有兴趣做的事，因为这是第一本全面展示鲁迅葬仪的书。为了写书，我向鲁迅纪念馆领导请求：想翻一翻这本“捐赠”相册。他们考虑后同意了，也同意翻拍给我使用。于是，我终于触摸到分别了38年久违的相册。
机会难得。当我仔细翻阅每一张照片，发现照片背后有摄影师留下的签名或图章，以前，我从未注意到这一点。有署名沈振黄所摄的；也有盖“程勤生摄”图章的。我父亲在鲁迅先生逝世十周
年时，曾写下《回忆鲁迅先生的丧仪》一文，刊载在《文艺春秋》3卷4期上。文章配用的照片即是从那本相册上来的，所以照片背后有他的手迹说明词，对理解它们有很大帮助。从而也知道，其中不少照片将是第一次面世。关于沈振黄，据我所忆，是父亲较熟识的朋友，家里还有他签名的本人相片，和与父亲的通信信件等。那位程勤生是谁？一点印象也没有，虽然我四处打听，已经很难寻找踪影。
鲁迅先生逝世距今已经有68年，这本记载葬仪全过程的相册，已经是文物，安静地躺在有关鲁迅的档案柜里。当我和周海婴先生联络，给他看这本相册的复制件，以及当时散落在相册外的照相原件时，海婴先生连声惊呼“珍贵”，并说，有好些画面他也没有见过，并愿意把他的收藏为我补缺，还特意亲自动手翻拍给我。这样的情意，令我很感动。我相信珍贵老照片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父亲当年集藏的《鲁迅葬仪相册》，随着岁月的流逝，更有其纪念价值。而我用一年多时间所编著的《痛别鲁迅——葬仪实录》，把鲁迅先生的葬仪用图文的形式介绍给广大读者，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我相信。
（《痛别鲁迅》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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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鲁迅先生在他的寓所与世长辞。这个令人震惊的噩耗很快传布开来，和鲁迅相熟的人们匆忙奔向大陆新村，向鲁迅作沉痛的告别。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需尽快录制向鲁迅先生作最后告别的胶片，由欧阳予倩带领的明星电影公司去拍片，画家、雕塑家、摄影家们也拿起了他们手中的工具，记录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历史性场面。
尤其在《讣告》发出以后，鲁迅的遗体移到了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三天里去瞻仰凭吊的人数达万余，发生了很多令人感动的悲痛情景；最后的送葬游行，更激发了人民群众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对巨星殒落的沉痛不舍和抗战激愤。
鲁迅先生的葬仪，不仅是简单的家庭哀痛的记录，不仅是一个伟大作家生命的结终，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部分在当时的报纸和刊物的鲁迅纪念专辑上配发，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我的父亲孔另境在鲁迅先生葬仪中担任治丧办事处的“干事”之职，在四天的丧事中，他在灵前照料操事，无法分身拍摄具有纪念意义的相片。当时的摄影师很多，还有不少自备相机的人。所以，待丧事完毕，他将几位摄影师送他的相片，粘贴组合成专题相册，永志纪念。这是一本有着特殊意义的相册，是一本记载鲁迅逝世葬仪全过程的相册，也是我从小时候起就翻阅的“孤本”相册。这本相册平时收藏在和鲁迅有关的一只书橱里。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在参观上海大陆新村鲁迅故居时，二楼鲁迅卧室靠窗左边有一口书橱。它不很起眼，也不高大，浅棕色的木质外表，打开外面的两扇玻璃门，里面有四格空档，可以放开本比较大的画册之类的书籍，取用很方便。橱门上有个锁，还有两道对称线的木装饰，像是一对眉毛，上面有四道线。橱的下方有两只抽斗，和书橱一样的深度。抽斗上和橱门上都有比较精致铜质的小挂件，那是派把手用处的。就是这样的书橱，我们家也有一个，造型、样式、颜色和用料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口书橱是鲁迅先生亲自设计，请木匠师傅定做的。这件事好像还没有人说过并加以考证。我以为，时间在1933年4月至1935年3月之间。因为，那时茅盾和鲁迅住在同一弄堂，隔一排的前门对着后门。他时常到鲁迅家去，那天正好碰到木匠师傅送书橱上门。茅盾很喜欢鲁迅设计的书橱，因为它很实用，也很结实。于是请那木匠师傅为他同样的做一只。这样，茅盾家也有一只和鲁迅家里一样的书橱。
后来，因为战乱，茅盾全家离开上海，把书橱送给了他的内弟——我的父亲孔另境。父亲很珍视这口书橱，在上海搬家几次都伴在身边。从我懂事的那时候起，那只书橱就在北四川路父亲的书房里，我对它的兴趣在于书橱里有很多照相本，翻着它们有很大的乐趣，其中最精美的一本厚厚相册，这是鲁迅葬仪全过程的照片专集。我是从这本相册里认识鲁迅先生的。
不知从哪一年起，很想认识照相册里的那些人，尤其是参加鲁迅先生葬仪的人们，那些抬鲁迅棺材的人究竟是谁？我喜欢在这本相册里看到父亲熟悉的身影，他正在忙碌地维持秩序，那时的父亲还很年轻，很帅气。我还经常指着照片上的人问父亲：“这人是谁？这人又是谁？”每次父亲总能耐心地向我描述当时的情景，对我询问照片所记录的一切，都有问必答。看得出他喜欢回答我的问题。看着照片，我也仿佛亲身经历了鲁迅葬仪的场面，对许多参加葬仪的文化名人也能一眼就认出“他”，那种和名人的亲近感，对鲁迅先生的敬佩，对有这样伟大葬仪的崇敬，从这本相册漫延开来，油然而升腾。
然而，在“文革”初期，这本相册居然作为“四旧”被造反派抄走，同时被抄的还有鲁迅先生的四封亲笔书信等。对此，父亲一直耿耿于怀、非常不快。他关心的是这批文物的“安全”，是否被无知的造反派烧毁了？或被别有用心的人吃没？他哪里知道，当时的“市革会第一办公室决定将鲁迅这四封信移交本馆保存。”（见《四十纪程1951－1991》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时间在：1971年2月24日。同时“移交”的，还包括这本鲁迅葬仪相册。即从抄家的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移交到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对于这个“革命行动”，父亲当然并不知晓，也无处可去争辩。老人于1972年9月怏怏去世。
这本相册还在家收藏的时候，父亲常常用它“招待”客人，施蛰存先生看到过。有一次，他和我说起相册的事，提议我写一篇《抬鲁迅棺材的人》。我觉得是个好题目，试写了一篇，收到很好的反响。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的承社长提议我扩展内容写成一本书，配以当时拍摄的大量图片，将是有文献意义的图文书。这是我愿意并有兴趣做的事，因为这是第一本全面展示鲁迅葬仪的书。为了写书，我向鲁迅纪念馆领导请求：想翻一翻这本“捐赠”相册。他们考虑后同意了，也同意翻拍给我使用。于是，我终于触摸到分别了38年久违的相册。
机会难得。当我仔细翻阅每一张照片，发现照片背后有摄影师留下的签名或图章，以前，我从未注意到这一点。有署名沈振黄所摄的；也有盖“程勤生摄”图章的。我父亲在鲁迅先生逝世十周
年时，曾写下《回忆鲁迅先生的丧仪》一文，刊载在《文艺春秋》3卷4期上。文章配用的照片即是从那本相册上来的，所以照片背后有他的手迹说明词，对理解它们有很大帮助。从而也知道，其中不少照片将是第一次面世。关于沈振黄，据我所忆，是父亲较熟识的朋友，家里还有他签名的本人相片，和与父亲的通信信件等。那位程勤生是谁？一点印象也没有，虽然我四处打听，已经很难寻找踪影。
鲁迅先生逝世距今已经有68年，这本记载葬仪全过程的相册，已经是文物，安静地躺在有关鲁迅的档案柜里。当我和周海婴先生联络，给他看这本相册的复制件，以及当时散落在相册外的照相原件时，海婴先生连声惊呼“珍贵”，并说，有好些画面他也没有见过，并愿意把他的收藏为我补缺，还特意亲自动手翻拍给我。这样的情意，令我很感动。我相信珍贵老照片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父亲当年集藏的《鲁迅葬仪相册》，随着岁月的流逝，更有其纪念价值。而我用一年多时间所编著的《痛别鲁迅——葬仪实录》，把鲁迅先生的葬仪用图文的形式介绍给广大读者，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我相信。
（《痛别鲁迅》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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