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接受理论出发，指出陈伯海、蒋哲伦两教授主编的《中国诗学史》，理论论述系统周详，对各期诗学思想的阐发简当，有承前启后之功，其撰写理念发将对诗学思想研究有深远影响。
自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京都弘文堂书房，1925年)出版以来，中国诗歌研究的著作层出迭见。从内容看，大致分六方面:诊释诗学资料，评述诗人诗作，勾勒诗歌发展，梳理诗学历史，专论诗学命题，抽绎诗学原理。这些论著，尽管学术水平互有参差，但显示了20世纪中国诗学研究的实绩。当然，无庸讳言，有的著作由于观念方法陈陈相因，学术水准并未因晚出而上涨。因此，中国
诗学研究如何更新思想，突破传统模式，推动学科发展，确实是困扰众多论者的难题。可喜的是，鹭江出版社2002年9月推出的多卷本《中国诗学史》，显示了世纪之初诗学研究的端倪，其所流露出的学术理念，值得有识者借鉴。
这部七卷本《中国诗学史》，由陈伯海、蒋哲伦两位教授主编并统稿，各分卷由学有专长的学者(共十几位，多数为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分头撰写，融会了集体的智慧。读完全书，我们明显感觉到，它有一个完整的构思，不仅体例较为统一，诗学发展脉络的把握也相当清晰，体现了主编丰厚的学术素养和深沉的历史意识。但参与编写的各位学者也注意发挥了各自的研究优势，写出自己的特色，并不以主编之见而自限。因此本书的写作，充满自由平等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
本书的基本理念和思想脉络集中反映在开首的导言与总论中，让我们就从这里出发来把握全书旨意。
导言最突出的学术见识，在于诗学范畴的澄清界定和诗学形态的整理归纳。已往的诗学研究论著，大多未对“诗学”、“诗学史”的概念作明确界定，导致研究对象交叉混同，研究宗旨含混笼统。这种状态，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导言从辨明范畴人手，指出通常所谓的“诗学”其实包含了两个不同的部分，即诗的研究和诗的研究的研究。前者如诗论、诗史、诗评，都是有关诗的学问;后者如诗学原理、诗学史、诗学批评，则同属对已有“诗学”成果的研究。两者面对的对象是很不一样的。如将前一类研究叫作“诗学”，则后者或可命名为“诗学学”。“诗学史”属于“诗学学”的范围，其任务主要是清理与总结历代诗学成果，勾画诗学演进的历史轨道;而其指归则在于沟通诗学批评与诗学原理.一方而将个幸式的批评纳人效体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又为原理的建立打下基础。经过这样一番辨析，中国诗学史在“诗学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顿显关键。
如果说分析范畴为进一步研究奠基，那么诗学形态的归纳说明，显示了一个论者对诗学史料的审视和取舍态度。过去人们研究中国诗学史，多注意具有理论形态的论著，而对非理论形态或亚理论形态者重视不够，缺漏多多，消减了中国诗学内容的丰富。本书则从诗歌的接受角度着眼，把中国诗学的形态分为八大类，即选本、编集、注释、考证、圈点、批评、论说和习作。前五类都与诗歌的阅读有关，第六、七类属广义的批评，第八类则把多数论者忽视的习作特意拈出，自有其深意，因为古代诗学的许多论争，都与时人仿习的对象有关，所以习作本身有时就是诗学形态的重要方式。八种基本诗学形态，体现了从诗歌阅读、批评到习作的完整的接受过程，也更能显出中国诗学史料的本真。
导言奏响全书基调，总论则把中国各代异声共源的诗学声响，组成和谐的交响曲。在诗学史分期上，作者虽然仍以朝代为主，但其论述，则注意各期重要的诗学命题、诗学观念、诗学流派的生发影响，并将其对后代诗学推进分别指出，思想脉络始终流动鲜活。先秦两汉，作者注意分析“诗言志”的提出背景和儒家诗论所赋予它的意义，并指出“言志”意识如何在异军突起的屈骚诗学与乐府、古诗、辞赋创作中一步步淡出，而“缘情”意识如何一点点显露出来。魏晋南北朝，作者从道释玄的崛起，论述缘情观的成因，又从诗赋的合流，说明体物意
识的潜滋暗长，而这些新变因素与复古路线在南北朝后期的初步整合，则为唐代诗学的新建提供了凭据。隋唐五代，作者认为虽未形成诗学主流，但前代的言志与缘情和后代的主意与主情，在此交汇，促生了审美境象学，莫定后代诗歌美学基础。宋金元，作者指出主意与主情为两股潮流，主意诗学上承中唐而变化出新，江西诗派最能体现其特色，南宋以后则主情思潮有所抬头;金元虽未出现十分新颖的诗学观，但在宋明之间仍起着重要的过渡作用。明代，作者提出以师古与师心为对立大势，并把明人标举的“格调”称之为中国诗学中的“有意味的形式”，促使诗学的境象批评转向了体式批评，同时批评“格调论”者由格调上窥兴象风神，实乃以主意方式求主情的失误。至清代，作者以诗学之总结期为标目，展示了诗学思想由反思而集成而蜕变的过程，尤其看重王夫之与叶燮对传统诗学的总结意义;清代后期，师古已趋穷途末路，崇实与师心成为历史的选择，梁启超、王国维遂成为由传统以开新的先驱。
注重宏观概括乃本书一大特点，除总论外，各分卷在论述各期诗学思想时，一般亦先冠以长篇概说，纵论其时纷繁复杂的文化状态，然后看诗学如何受文化气候的影响，怎样生成、发展与递变，这样作者所强调的“历史的逻辑”才显得合理客观。其中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代卷、明代卷、清代卷的概论部分，都比较出色。
另外有了自己的史识，并不意味着论著就会成功。因为丰富的资料，在写作中令人左右为难:择之太简，则论说的结论缺乏材料支撑，显得软弱无力;取之过繁，则作者的见识不易凸现，埋没理性分析。对于一部意欲展示二千余年中国诗学历程的专著，如何在堆积如山的历史元典中，选择具有理论意义的论题，显得尤为重要。让人欣慰的是，本书各卷内容能一线贯穿，以最能表现其时诗学思想的演变为尚，舍弃了一些无关紧要或徘徊不前的话题，使读者对诗学思想的逻辑演绎，有明晰的认识。
作为一部后起的史学论著，免不了要吸收已有的成果，但同时必须突现出学术新见，否则会丧失著述的意义。本书除倾力释读重大诗学话题外，还关注那些为一般论者所遗忘而有特定价值的诗论内容，并加大论证力度，增添了“说历史”的新视角、新维度，丰富了中国诗学史的内容。这方面例子比比皆是，如隋唐五代卷第二章第一节用了二十八页篇幅，对历来不为人重视的隋代诗学进行论述，除通常提到的王通、李愕等人的复古诗观外，还就隋场帝对南朝新变诗学的追求向往及其创作对梁陈宫体诗的有所突破作了肯定。特别是刘善经这样一个曾因研究声律显赫一时而又因其论著遗佚而声誉悄焉的专家，诗学论著对之久违，本书作者则收集《文镜秘府论》中零星记载，对刘氏的声律论和诗歌结构与文意(体与位)理论，作了详实贴切的分析，指出刘氏之论无异于对南北朝以来诗律说的总结，也开启了后人诗格、诗法的研究的先河。从此以后，人们研究唐宋元人诗格、诗法，刘善经诗学当然成了不可漠视的理论渊源。
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便是诗学与词学的结合。词为“诗徐”，本是诗之延伸，词学与诗学因亦有内在联系，但一般都分别论述。为了全面展现中国诗学面貌，本书大胆地把词学纳人宏观的诗学范围，同时考虑到词学的特殊性，予以单独列卷。作者论词学的发展，强调其围绕词的内在性能的“诗化”与“曲子化”的对立统一而展开，并将这两种倾向之间的矛盾关系归结为言志与缘情、雅化与俗化、合乐与不合乐三个方面，以此为考察的凭借，则词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得以充分展现，而本卷作为诗学史的有机构成，其不同于一般词学论著的特点亦由此显现。具体论述中，在对人们普遍重视的宋代与清代词学作重点阐发外，
更对一向研究甚少的元明词学给予相当篇幅，提出了某些新解，也有其价值。西哲尼采尝言:“深井的体认是很慢的:深井必须等候了很久，才知道坠在底下的是什么。”对于一部 170多万字的著作评说，我们虽然小心谨慎，只能触及其内容一二，误解因个人浅学而生。但是，本着“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传统学则，我们还是直率地就本书一些不足指出:一、个别说法，可能欠妥。如先秦两汉卷论述荀子人性恶，认为“按照荀子的观点，人的本性，人的本能，或者说人的潜意识，是恶的，善是后天‘伪’(人为)结果”，这种看法，不太准确。因为《荀子·礼论》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可见，性是组成人之为人的材料，其本身无所谓“恶”，《荀子·性恶》所论 的人性恶，若细心辨析，实际指人性易趋向于恶，故才需要以礼义道德善化，与孟子人性善虽然立场不同，但殊途同归，都在于人性的修养，只不过前者“以善修善”，后者则“以善制恶”，同是引人从善。二、有的命题，析理不够。如同卷对“诗无达话”的分析，作者只引用刘向、王应麟等人解释，说明此一提法的基本含义，再引沈德潜、陈乔极等人之语，说明诗无定释，结果“诗无达话”成了“他们的理论依据和护身符”，这样评述，一个很有意义的论题就无形中淡化了。笔者认为，“诗无达话”虽然在汉代出现，但其思想的产生，与《周易》“见仁见义”与“言不尽意”的哲学思想有关，也受到《庄子》“大象无形”和“大音希声”
的启示，更与先秦行人对《诗三百》随意引说(见于《左传》)和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对诗的伦理化解释有关，它同时受到西汉今文经学发掘微言大义的阐释方法影响，其隐约触及到诗歌艺术的言、意、象、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刺激人们为寻求正确的解诗之法不懈努力，对后代寻求合理的诗歌解析方法，意义深远。三、有的重要史料，被无意中忽视。比如魏晋南北朝卷，论述曹氏诗学，割裂三曹:论诗学理论，只提到《典论·论文》，未引用提出批评家修养的曹植《与杨德祖书》;论述建，安诗学成就，只提到曹植，而忘记了彪炳千古的曹操和开创七言诗的曹巫。这样一来，曹氏诗学价值难免欠缺。但瑕不掩瑜，本书作为中国诗学史研究的后起的力作，对于这门学科的未发展会有重要影响，是可以预期的，我们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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