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历史有前期、中期、后期之分，各个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
背景，士人心理状态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其心理结构的调整突出地表现在情与理、雅与俗、
一与二诸方面，明代文人心态的律动对文学、艺术、学术的发展影响甚大。
一、
要理清、把握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脉络、趋势和转变的契机，不能不探究文人群体的心灵世界、心态律动、心路历程。文心文风是士心士风的显现、写照，一个时代的文学史亦即一个时代的士林心灵史。明代士林心路曲折起伏，大致呈现出初期沉寂(袭宋而崇理)、中期振奋(慕古而尚气)、后期飞扬(趋俗而尊情)三种状态，与此相应，文学的发展则形成初期因袭、中期突破、后期超越三个阶段。
明得天下，结束了动乱分裂的政治局面，经过太祖、成祖两代雄主的治理，国家日趋稳定富强，民气渐舒。但是洪武、永乐两朝(包括建文时期)，半个世纪，乃至明代初叶百余年间，思想文化却生气索然，绝少创新，元末那种初显自由活泼的气象不见了。
是由于太祖、成祖不重视文化建设吗?否。他们都深知文治教化的重大意义，还着实费尽心机，花了大工夫呢，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角度来评价，二祖文治方面的成就不让赫赫武功。《明史·太祖本纪))颂扬说，“礼致普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修人纪，崇风教”。永乐间大学士杨荣歌颂成祖:“天朝兴礼乐教化，以成当代文明之盛，肇千万世治平之基。”(卷一三·京闲试录序)〔月又称颂明初“列圣”皆重文教，伟业超越汉唐:“圣朝
统一寰宇，自国都达于郡邑，皆建学立师，教育俊秀，仁义礼乐之化，旁洽海隅傲塞，人才之众，风俗之美，度越汉、唐，而比隆虞、周，椅欤盛哉!”(卷一O·凉州儒学记)在一片献筋太平的歌颂声中谁敢怀疑列祖列宗在文治教化上所开创的伟业呢?更不用说对当时的文化政策提出批评了，时人也鲜能洞见洪、永开国时期许多文化举措是对思想文化的禁锢，贻害无穷。其中四项对文化摧残最为严重。
一曰杀文人。朱元璋鉴于元政废驰，强化法制，严惩贪官，但也杀害了许许多多无辜或仅有小过的文人。被害者或因牵涉“胡蓝党案”，或因曾在元朝供职，或因曾受张士诚礼遇，或因拒荐不愿出仕，或者只因触犯了文字忌讳，使用了与“僧”、“贼”等同音字，有翻朱皇帝老底的嫌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被迫害致死的人才俊士成千上万，“吴中四杰”、“北郭十子”、“广州五先生”，大多死于非命，开国元勋、文坛巨匠如宋镰、刘基也不得善终，元代遗留下来的文化精英摧折殆尽。一部明初开国文苑传就是一部文祸史。
二曰兴科举。科举取士制度非始于明代，然至明而其法益密，其途益狭，其式益板。考试科目最重“经义”，以四书五经命题，行文须仿圣贤口吻，体用排偶，谓之“八股”，或称“制义”。统治者以此为诱饵吸引天下士子尽来角逐，争相挤轧于一条孔道，中式者寥寥，而被刷下来的则是千千万万。许多人屡试屡败，头发白了，胡子一大把，还要硬着头皮应试。国学、郡学、县学各级学校的教学方针、课程设置都是为着适应科举考试，《明史·选举志))说，“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天下读书人都落入统治者张设的科举制度罗网中，被控制捆缚起来了。
三曰崇朱学。明朝统治者标榜以理学开国，理学之中又独尊朱熹学说。洪武初诏令天下学校祭祀朱子。科举考试规定，四书主朱熹《集注》，《诗经》主朱熹《集传》，违者不录。朝廷馆阁大臣都尊崇颂扬朱熹。杨士奇说:“先生上承周、孔道统之传，故凡一言皆将为天下后世法。”利杨荣说:“先生之功，其所谓集大成者软J”(卷一O·重修文公朱先生祠堂记)〔习朝廷还动用刑法来维护朱熹和宋代理学大儒的尊严，压服反对者。江西七十老儒朱季友因攻击程朱，惊动了永乐大帝和内阁大僚，而被杖答、抄家、焚书。文化专制主义之严厉可见一斑。
四曰倡阴教。何谓阴教?即女教、妇教，妇女必须遵守的行为道德规范，主要内容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思想灵魂是一个“顺”字。《礼记·昏义》云，妇教“所以成妇
顺也”。元季乱世，强梁横行，妇女辄遭凌侮，命运悲惨，难保贞操，逞论“阴教”?宋赚哀叹:“自阴教久不行，女妇不知书诗漠训，其所欲为鲜克由于礼矣!，”(卷一四·王贞妇传)又叹难觅贞妇，百不一见。明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包括女教在内的封建纲常伦理建设，因为这是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登基之初即命儒臣修《女诫》，尔后永乐、洪熙、宣德诸朝也都重视宏扬阴教女道，表族节烈孝义，大树贞节牌坊，各级地方政府都有责任向朝廷呈报本地妇女“鼓行奇节”，登录于史书地志，特予表彰。种种自残自杀反乎人道的行为，如割舌剔目、刻股刺肝、投河上吊等等惨状都被当作鼓行美德而大肆宣扬。阴教大行，阴风四起。这不仅是做给女子看的，也是做男子看的;不仅是做给百姓看的，也是做给大臣看的;既然弱女子能自我牺牲以全贞节，为什么堂堂男子臣子不能为君父去牺牲而全忠全孝呢?
以上举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除了迫害屠杀文人一项之外，其他三项都是被当做文治教化上的伟业来称颂的，对科举取士制度当时也鲜有人察见弊端。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思想为知识阶层接受了，加之刀锯的威逼不接受也不行。于是畏葱、小心、驯顺、屈从便成了明初士大夫心理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是在阳刚杀气威逼下和在阴性文化熏陶下所形成的一种奴脾心理，这在馆阁大臣“三杨”等人身上表现得最充分。杨士奇自谓:“秩愈进而忧愈重，宠愈厚而畏愈切。”川这是士奇自我心理的真实记录。《明史》杨荣本传说他“事君有体，进谏有方”，避免“以悻直取祸”。杨溥本传说:“性恭谨，每入朝，循墙而走。”活活画出此人谨小慎微惟恐有所闪失的心态仪态。“三杨”乃明初能臣，史称“贤相”，有人比之唐代名相房、杜、姚、宋，士奇与荣且深得君王信任，尚如此恭顺怯濡，更不用说一般朝臣了。明初士大夫的思维定势往往表现为，执定一端而不作异想， 株守一家而排斥百子，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
奴性心理必然导致思想文化的因循、保守、僵化、枯 萎，没有活力，没有生气，谈不上创新和超越。后世批评明初文学带有“宋元余习”，主要还是“宋习”。不但文学，其他意识形态也都拘守宋人藩篱。学术依傍宋儒，尤尊朱熹，奉若神明，护之如体肤，守之如律令，不敢稍有出入。异同离合，一字一句，率以宋儒为依据，不敢违背，思想学 术界只能听到同一种声音，“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文章也规模宋人，尤其推崇欧阳修及曾巩，此二家在时流看最合道统、文统，欧文之温文尔雅、雍容纤余，那种台阁风度，最令明初馆阁诸公神契心仪。因取欧、曾平和典雅的笔调，歌颂皇帝之圣明，隆恩之浩荡，盛世之升平，称述 程朱理学集儒学大成，为百世所法，这便是所谓台阁文章。缓弱肤廓，软媚乏骨，其病根还要归到人格与心理的缺陷。绘画主要师法宋代院画，整丽精工，亦献媚态。书法与宋元之外，兼取唐人。书与画皆失之软弱而乏骨力，模仿痕迹重，而少创新，此其通病。晚明学者谢肇制批评明初书法:“国初能手，多粘俗笔，如詹孟举、宋仲温、沈民则、刘廷美、李吕棋之辈，递相模仿，而气格逾下。又评明初绘画:“国初名手，推戴文进，然气格卑下以甚，其他作者，如吴小仙、蒋子诚之辈，又不及戴”祠。“气格卑下” 四字评语，直刺寂窍，揭出明初思想文化的通病。
明初百年文化当然不是一片荒漠，间有芳林嘉卉，成绩可观。即便是台阁文章也有可取之处，如杨士奇的一些短小的闲文，情感真挚，笔致随意淡雅的赠序和题跋，清新活泼，诚属上乘之作。庙堂之上，衣冠整肃、威仪棣棣的一面，总不掩燕居时真情流露、活气透发的一面。至于元明易代之际，大家辈出，成就特高，又当别论。不过随着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加强，法网与文网的收紧，士大夫的心理疾病加重了，骨气少了，奴性多了，文化的活力和创造力愈见微弱。
二、
明代初叶后三十年，政局动荡，天下骚然，祸乱起于正统年间宦官王振擅权。王振能够得宠乱政，是因为主子喜欢百依百顺的奴才，而年轻的英宗又不像乃祖乃父具有雄主的气质而玩弄宦官于股掌之中的那套权术，反被竖宦蒙蔽蛊惑。长期以来言路不畅，大臣唯唯诺诺，不敢谏争，也是导致王振势力膨胀的一个原因。当英宗九岁即位时，王政以曾侍东宫而掌司礼监，日导帝为非。太皇太后张氏发狠要除掉他，小皇帝伏地求情，三杨作为顾命大臣也同时下跪请免王振。及太后崩，三杨或死或老病，振遂跋启不可制，明代宦官专政自此始。
三杨能称“贤相”吗?弘、正间著名学者文人、前七子成员王廷相曾提出质疑:“当其时，南交叛逆，轩龙易位，救使旁午，频泛西洋，曾无一语。权归常侍，远征麓川，兵连祸结，极于土木之大变，谁实启之?盖举其关系因体之大者，未能尽如此，其贤可知矣。城目几项重大国策的失误，其中包括宦官王振专权，以致酿成“土木之大变”，三 杨身为重臣元老却保持缄默，甚至庇护王振，这是与贤相的时誉极不相称的。到清初史家谷应泰就更不客气了，尖锐指斥三杨政治品格卑下，私心很重:“心熏禄位，志休祸机，前有馋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而小人遂得乘其隙也。沉月大臣心理人格卑下，宦官得宠专权，是明初统治者
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既用重典御下又提倡妾妇之道所造成的恶果。接二连三的大乱子撼动了明室的统治基础，统治集团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考虑适当调整政策，有所更张。经过“土木”、“夺门”两次大事变，君权受到削弱，言路因之放宽，志在扶危定倾的大臣急于建白，无所顾忌，一改昔日那种畏首畏尾慑懦超超的作风。言官们勇敢担起谏净弹勃的职责，《明史·张宁传》:“天顺以后，居其职者，振风裁而耻缄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习，无不指斥极言，南北交章，连名列署，或遭谴滴，则大臣抗疏论救，以为美谈。”李东阳岳父，天顺间大学士岳正，在内阁只呆了二十八天，勇于建言廷争，《明史》本传称其“便殿论奏，至唾溅帝衣”。后遭奸党迫害，被杖一百，戍肃州，而英宗犹念之:“岳正倒好，只是大担。”这种情况在土木之变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延及成化，大臣愕愕之风依然不减，继至弘治中兴，政治环境更加宽松，良臣贤才辈出，士风为之一变。嘉靖间学者罗洪先指出:“我朝孝庙时，最称得人，议者拟之庆历之盛。其人才力虽不同，大要宁为肮脏以穷，不欲以殡婀而进，皎然出于清议之_L，若是者无不同也。”又说:“朝廷以敢谏为贤，而士大夫未尝以失言获谴，优容成全之意，过于惩创之威。”(卷一一·白潭诗集序)田其中含有溢美的成分，但朝廷的政治气氛，士大夫的心态和作风确实有很大变化，刚正高亢之气大大发扬，奴颜媚骨(“拚婀”)之态为世鄙夷。正德之世，又出了一个比王振更加凶恶的宦官刘谨，“八虎”当道，毒焰盛张，大批忠直之士遭到残酷迫害。由于成、弘以来，刚正不阿之气流行，讲骨格而鄙软媚已形成风尚，所以尽管刘谨比王振狡狠十倍，志节之士仍然不屈不挠，与他对着干。《明史·李文祥传》说:“窜滴接踵，而来者愈多，死相枕籍，而赴蹈恐后。”或巧与周旋，伺机灭之，最后还是把这个大毒瘤割除了，正义战胜了邪恶。言路开，士气振，人才出，气象新，士林心态也随之活泼起来。
弘治以来士人心态的一大变化，是由甘于因循变为迫切要求变革。不但在政治上要求兴利除弊，而且在文化上也求革故鼎新。人们对明初百年来主流文化如朱熹理学、台阁文章、院体绘画等等，尤其是对自我萎缩、迷信盲从的心理病态，衰薄的士风，卑污的人心，深表忧虑、愤慨，并痛加批评，而且当仁不让地担荷起转这思想文化的宏伟历史任务，这就是为时人所称誉的“豪杰精神”和“凤凰气象”。陈献章诗云:“砒柱屹中流，有力始能荷。”(卷四·景阳读书潮连少3隐然有担荷重任之志，以中流砒柱自许。王守仁诗云:“何当闻此鼓，开尔天聪明。”(卷二O·外集二·月夜)志在唤醒一世之聋痴。他在文章中又屡屡呼唤豪杰之士起来整顿一番，扫除思想文化的积弊“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卷二二·外集四·送别省吾林都宪序)因而毅然以豪杰自任，担起昌明学术、扭转士风的文化历史重任。与王守仁同时的李梦阳则立志在文学上有一番大作为，力倡复古，以变宋调。《明史》本传谓其人“才思雄鹜，卓然以复古自命。”他的战友何景明有诗赠之:“斯文在天未坠地，我辈努力追前人。波颓澜倒挽一发，鲸翻鳌掷争嶙峋。李何诸子都有一种力挽颓势、振兴斯文的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鲸翻鳌掷”，气概豪迈，气魄雄伟，与王守仁所歌“丈夫落落欣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正相契(卷二O·外集二·啾啾吟)这是前期士大夫无法望其项背的。如果把他们比作翱翔九霄的凤凰，那么初叶士夫就好像守在窝棚的一群鸡了，就思想气质、心理人格而言，二者悬殊很大。为了宣扬、推广自己的思想主张，扩大社会影响，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但著书立说，写诗作文，而且喜欢聚徒讲学。只要愿意学，愿意听，来者不拒，从学者有绪绅士夫，间杂平民，颇有一种自由讲学的风气。文人则喜结社唱和，鼓吹复古，互相标榜。他们不怕人家攻击、谩骂，不恤被指斥为“异端”、“异学”、“狂人”，甚至自认狂者、异说。王守仁深知，要解救人心陷溺，扫除文化积弊，反传统，逆世俗，必然招致非笑或毁谤，“苟欲自立，违俗拂众，指摘非笑，纷然而起，势所必至”，“圣贤非不免”志士应“激昂奋发”，“苟志坚定，则非笑低毁不足动摇，反皆为砒砺切磋之地矣。”(卷八·书顾维贤卷)[l。」此种文化精神与当时鲤亮之臣那种疾恶如仇、抗言直谏的政治作风反映了时代心理共相，即强烈要求变革百年来长期形成的各种社会弊端，而有所振兴开拓，并自觉担负起政治与文化的历史使命。
弘治以来士林心态的另一变化，是好奇、趋异、喜新、务博。人们对于陈陈相因、干人一腔的理学说教，肤庸靡弱、笔调雷同的台阁文章，模仿圣人口吻的八股格套，对于厚重的宋文化积淀(经过明初人过滤改造的)，感到十分厌腻，希望驱散浓厚的陈腐气息，呼吸到新鲜空气，便把目光和兴趣由常见常闻转移到新奇怪异的事物上去，所以那时多出好奇之士。有人指责王守仁“立异好奇”，斥其学为“异学”、“新说”。王守仁倒也不在乎世人的讥评，
有诗云:“句句糠粗字字陈，却于何处觅新知?紫阳山下多豪俊，应有吟风弄月人。”(卷二O·外集二·与徽州程毕二子)L10)糠批陈迹，是对朱学末流的讥刺:“觅新知”，追求清新活泼的学术境界，是自己的志向。当时许多人都已感受到士林好奇喜新的风气，隆庆进士于慎行说:“近年以来，厌常喜新，慕奇好奇，六经之训，目为陈言，刊落荃夷，惟恐不力。”佃〕他是带着老眼光看士风的新变化的。清初大儒顾炎武对这种风气痛加抨击:“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而低朱熹者，始接踵于人间。”顾炎武是反对王守仁良知之说的，以为是明代学术的一大祸害，但也承认王学在当时乃是“新说”，它的产生和流行同弘、正之际士林“厌常喜新”的风气有关。好奇的学者文人鄙视寡陋浅薄的俗士，而将视界由“四子一经”、宋人语录极其狭隘的范围扩大到广阔的知识空间，博涉百家九流，兴趣所至，无不涉猎，于是出现了不少博综古今、著述等身的博学家。杨慎是其典型，《明史》本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同时王廷相、唐顺之及稍后王世贞、胡应麟等皆以博洽名世。
弘治以来士林心态又一突出变化是慕古。明初百年思想文化深受宋人影响，不论诗文书画、程朱理学，还是科举制度，皆承袭宋代。宋习太深，因袭太重，便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延缓了文化发展的进程。进入中叶，越来越多的士人认识到“宋习”是历史文化累赘，只有扫除宋习芜秽，本朝文化才能振兴，出现新的气象。明初，特别是元末遗老相继凋谢之后，宋代思想学术日显隆盛，备受推尊。方孝孺巫推宋人而贬“胡元”，声称“自周以来，教化详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而谓“有元百年之间，宋之遗政销灭殆尽”，学术文章“不过攘取旧说而已”(卷一二·刘搏园先生文集序)叫。又赞美宋代文学说，“前宋文章配两臣，盛时诗律亦无铸”，贬低元人说，“粗豪未脱风沙气，难低熙丰作后尘。”(卷二四·谈诗)司而在此前，他的老师宋镰及其他由元入明的学者文人往往并尊宋元而无轩轻。永乐以还，宋学宋文居于独尊地位，受到朝廷的特别尊崇和保护，只能笃信格守，不得怀疑或批评。但到中叶，政治、文化环境起了变化，不断有人对宋学、宋诗、宋文、宋代经义提出非议，出现了一股清算“宋习”的潮流。其中杨慎是抨击宋人最力的一位，他认为明代学术之坏，士习之卑，皆缘于向宋人讨生活，惟宋人是从。“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其间为古文歌诗，虽知效韩文杜诗，而未始真知韩文杜诗也，不过见宋人尝称此二人而已。”(卷五二·文字之衰)[15j宋人不足效法，将何所学?遂跨越宋元，沿隋唐、六朝，溯魏晋、两汉，直探周秦，而对中国古代广阔巨丽的文化空间，对长期囿于宋文化中一偏之地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天地，它是如此的恢弘、博奥、新奇，使他们心醉神迷、留连忘返。在文化界，慕古道，讲古学，作古文，蔚成风气，复古浪潮浸淫各个文化领域。杨慎说:“弘治间，文明中天，古学焕日。”(卷五四·胡唐论诗)这股汹涌澎湃的复古浪潮，翻滚荡漾于中叶四朝百年之间，一直流衍到崇祯末世，时间长，声势大，受浸者多，波及面广，影响深远。其主要意义在于，突破宋学宋文的藩篱，拓展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从而将明代文化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虽曰复古，其实蕴含创新的内涵。如杨慎之浩博，王廷相之邃密，其学显然不同于明初以及先儒成说。文学复古之士如李、何等，注重古调古法，创作虽带模拟痕迹，但即使在语言形式方面也还有一些创意，并非一切模拟，至于思致情感更有新颖独诣之处。要之，弘治以来的学术与文学均洋溢着时代的新精神。由于对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过于崇拜爱慕，以至是古非今，贵古贱今，误以为复古即是新变，而以模拟代替创作，又产生另一种偏向和流弊。
慕古、好奇、求变也好，凤凰干霄气象也好，豪杰掀天地气概也好，都显现出主体精神的张扬。在明初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的身心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束缚，心灵收夔，精神枯萎，士习卑下，奴性太重，主体精神难以舒扬。弘治以来，士大夫“激昂奋发”，“鲸翻鳌掷”，敢说敢为，狂者意气大增，而奴骨媚态顿减，主体精神从来没有如此高昂。思想求自觉，治学求自得，生活求自适，身心求自由，文艺创作求自著文彩。反映到哲学思想上，凸显人在天地宇宙间的地位，心体的无所不包和伟大神奇作用。陈献章说，我是“造化之主”，“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卷二·与林郡博)t0〕。王守仁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又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的主宰刃幻。献章诗句云:“谁谓匹夫微，而能动天地。”(卷四·天人之际)[9j守仁诗句云:“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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