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关上海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着种种对我们身处的城市在自我认同上的困惑。这些作品或以苏青、张爱玲的上海为惟一的“真品”,或将廉价的怜悯和关注赐予“弱势群体”,而真实的上海却渐行渐远了;对于文学(包括批评) 来说,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在社会学家感到困难、觉得难以接近和隐蔽的地方,以其无远弗届的“虚构”之刀和“分析力”,让人们更多地看到正在“飞速”地与过去“作别”的当下上海的城市真相:多姿的形态、复杂的纠葛。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上海的作品出现了一波新的热潮。如果说程乃珊“老上海后裔”的身份使她致力于“复原”出一个如假包换的“真上海”,那么最近出版的唐颖的《阿飞街女生》则表现了另一种有意味的倾向。和《阿飞街女生》一起被出版社“套装”出版的还有她初版于1994 年的《美国来的妻子》(上海远东) ,两部作品虽然相隔了有近十年的时间,却并非“不相干”,某种程度正恰好提供了人们一个有趣的对照或思考的角度。《美国来的妻子》中,已然“傍”上美国老板的上海女人汪文君借公干的机会,回国来和丈夫元明清离婚。走在阔别十年的上海的街上,汪文君发现街边的梧桐树不见了,到处都在挖路、拆房子,交通拥挤、空气混浊,使她心绪难宁。她/ 他们的离婚不是因为感情问题,汪文君
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希望帮助元明清“逃离”这个混乱而匮乏的城市,却“吊诡”地在元明清身上重享了自己曾经熟悉的“上海味道”:优雅、沉稳、安定。
《阿飞街女生》则将“女生”们自以为一直带在身上的“街区的特殊气氛”在异国他乡不顾惜地击得粉碎:只要一想起上海弄堂中“那股阴湿发霉的气味”,章霏就要窒息,在她看来,“那种拮据平庸没落的弄堂生活比任何异域的艰辛更令人不堪回首”,而“米真真基本同意章霏对她们共同城市的菲薄”,只是她在身份金钱上都还不如章霏“自由”。
上海老弄堂第一次在唐颖的笔下显出了“不屑”、无价值,而她和她的人物包括汪文君在内曾是那样地迷恋老弄堂里的特殊氛围:“那里曾充满旧时代的享乐气息,奢靡的残余比奢靡本身更具有某种转瞬即逝更为飘逸的魅力”。
但问题不在上海老弄堂的生活是应当留恋还是抛弃;而在于,这一切是怎样形成的? 在“妻子”和“女生”间发生了什么?
“文革”的“发现”和对上海神话的“反思”似乎是一个原因。唐颖的反省显然也包括她自己的创作在内,于是,少女时代的阿飞街在女生们的回溯中渐渐透出血腥的气味。对“文革”的“直面”确实是《阿飞街女生》和其他一些上海怀旧作品不同的地方;但当章霏一边驾着最新的BMW行驶在美国宽敞的公路上,一边回想着在上海度过的少女时代,暴力、阴湿、拮据。
占据了她主要的“记忆”之时,从小生活的地方便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心理上成了他乡。事实上,使女生们和“故乡”生出隔膜的不仅是因为过去/“文革的记忆实在太深了”,还是因为现在/“上海的变化太大了,大到留不住一点东西”,
如果说过去是令人悲哀的,那么眼前急速的变化则更像个“梦幻”。问题便在这里产生了:一个视故乡为他乡的人又可以怎样去认同? 就像虽然米真真们“不愿回到过去”,因为过去“太暗淡”,但回到过去/ 从小成长的街区与自我的认
同有微妙的关系;“认同”乃是作为一个“主体”必定要面对的问题。
《阿飞街女生》以随丈夫去纽约做戏剧访问的米真真的视角展开, “当下”的空间是纽约,短短半年的时间,纽约已使她有了“千丝万缕缠身的感觉”。事实上米真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向“他者”(乡) 认同的困难, “为了进入并且占有
这个梦幻一般的城市,她有点力不从心了”。其实,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人们不时的离乡、返乡又离乡、行行复行行已不足为怪,问题是,在米真真们对“迦南地”的寻找中,自己的城市是被排除的,和当下许多描写上海的作品一
样, 《阿飞街女生》中“当下上海”是缺席的,除了一些抽象的议论外(这本来不是唐颖的所长) 。这和作者认为当下上海急速的变化“更像一个梦幻”显然不无关系;此外应当还和她如下的观念有关:虽然旧年代的经典建筑依然伫立在外滩、
南京路、淮海路以及旧日租界的其他马路,可那个苏青、张爱玲笔底的上海早已消失,这一个上海只是那一个上海的赝品。“赝品”当然无须为之多费笔墨;但那个苏青、张爱玲笔底的上海就是一个永远的、最为出色的蓝本吗?“这个城市将脱胎换骨，她马上要面目全非了。”伴随着这样的感叹,唐颖和她的小说正在与上海“渐行渐远”;而在“离去”与“道别”之间,蕴含的是深深的认同的困惑。但这不仅是唐颖的问题,某种程度, 《阿飞街女生》是多种社会矛盾的纠结和症候的表现。一方面,它是社会急切的“接轨”热的一个表征,同时,它也是相关“批评”的一个“必然”的反应。一段时间来,批评家们一方面指出一味的怀旧遮蔽了历史现实,一方面又将纷繁复杂的当下上海看做是虚幻、浮泛的;与此相关,常常评价一部作品不是看它在审美上有什么新的发现,对生活的表现是否鲜活、深刻,而是看它所描写的对象是否够“底层”,一些“非底层”却富有个性的城市生活的描写因而常常被批评为“中产口味”、“小资情调”而得不到更为深入、有启发性的分析。在这样的语境下,出现唐颖这样的“迷思”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纷繁复杂、充满了矛盾和张力的当下———自己的城市,在批评的语境里并不具表现的“合法性”时,人们又怎能不相信“生活在别处”,或“抱残守缺”,以苏青、张爱玲的上海为惟一的“真品”呢?
在最近出版的“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二辑·上海卷”《上海街情话》中,有关当下上海的作品占了一定的篇幅,但其精彩的程度和丰富性仍是不能令人满足的(编选年度的限制可能是一个原因) 。这本集子里“实在好看”、以至虽然超出了预定的字数而被王安忆破例选入的是彭瑞高的《多事之村》。这个发生在“县南东城二十里”名为“江海乡盐湖村”的故事,其在市场经济初兴之时的翻腾曲折确实“好看”过了其他关于城市生活的表现。这里或当一提的是发表于《小说界》今年第4 期的《鸳鸯蝴蝶》。作品将历史的迷幻与现实的错综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在主人公与祖上的“传奇”、旅居异国的“情人”、发廊妹、老同学、老板朋友的多种纠葛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真实鲜活的社会现实,触摸到了当下上海的一些气息———在一个转型的时代里,事物是那样的复杂,许多边缘都是“模糊”
的,人的欲望、相互间的交往、权力的运作,包括我们以为已经“透彻”的金钱关系其实都并非那么清晰可辨, “底层”也远不是知识精英所想象的那样单纯、可以“代言”。有趣的是,这篇极具当下上海城市气息的作品是被编发在“非虚构文学”的栏目里———作者和编者想告诉我们什么:比起鲜活的城市生活,文学的虚构能力正在受到挑战?
“底层”原是社会学的概念和分析范畴,近年来却十分流行于文学批评领域,但社会学家却这样告诉我们:“ 社会学家做农村调查的多,做弱势群体的多,做城市调查、强势群体的就少,看似因为价值关怀,其实是关怀弱势群体容易,挑战强势难”, “这种多少出于研究者的无奈的状况,在现实中却常常被转换成(或被误读
成) 研究者的价值追求本身———“弱势”广受文人学者的青睐(在这个情况下‘弱势’会有被对象化、神圣化的倾向) ,怜悯性关注被当成了表现公正追求的便捷途径”(见陈映芳:《城市社会:难以接近的和隐蔽的》, 《读书》2003 年第3期) 。社会学家的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危言耸听,就文学而言,上世纪30 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从“五四”文学对工农的“怜悯”转而奉工农为“神”,引导作家从“小我”走向“大我”,终至“无我”,该是一个不太过僻远的例证。“如果我们对现代城市社会的整体有机性有基本的认知,那么,这样的对‘弱势’的怜悯性关注就不可能满足我们的探索欲求,无论是在价值关注层面上还是在问题探讨层面上。即使是就‘弱势’讲‘弱势’,研究者如果对自身的问题指向及其边界所限缺少相应的意识,那么,所谓的价值关怀也可能因为批判性的缺失而流于空泛(同上) 。”近年来文学批评热衷于“越界的挑战”,屡屡从社会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寻求借鉴,却不知社会学家的这一卓见为什么没有在文学批评的领域里引起重视?对于文学(包括批评) 来说,一个更富挑战性的问题其实是:如何在社会学家感到困难、觉得难以接近和隐蔽的地方,以其无远弗届的“虚构”之刀和“分析力”,让人们更多地看到正在“飞速”地与过去“作别”的当下上海的城市真
相:多姿的形态、复杂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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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上海的作品出现了一波新的热潮。如果说程乃珊“老上海后裔”的身份使她致力于“复原”出一个如假包换的“真上海”,那么最近出版的唐颖的《阿飞街女生》则表现了另一种有意味的倾向。和《阿飞街女生》一起被出版社“套装”出版的还有她初版于1994 年的《美国来的妻子》(上海远东) ,两部作品虽然相隔了有近十年的时间,却并非“不相干”,某种程度正恰好提供了人们一个有趣的对照或思考的角度。《美国来的妻子》中,已然“傍”上美国老板的上海女人汪文君借公干的机会,回国来和丈夫元明清离婚。走在阔别十年的上海的街上,汪文君发现街边的梧桐树不见了,到处都在挖路、拆房子,交通拥挤、空气混浊,使她心绪难宁。她/ 他们的离婚不是因为感情问题,汪文君
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希望帮助元明清“逃离”这个混乱而匮乏的城市,却“吊诡”地在元明清身上重享了自己曾经熟悉的“上海味道”:优雅、沉稳、安定。
《阿飞街女生》则将“女生”们自以为一直带在身上的“街区的特殊气氛”在异国他乡不顾惜地击得粉碎:只要一想起上海弄堂中“那股阴湿发霉的气味”,章霏就要窒息,在她看来,“那种拮据平庸没落的弄堂生活比任何异域的艰辛更令人不堪回首”,而“米真真基本同意章霏对她们共同城市的菲薄”,只是她在身份金钱上都还不如章霏“自由”。
上海老弄堂第一次在唐颖的笔下显出了“不屑”、无价值,而她和她的人物包括汪文君在内曾是那样地迷恋老弄堂里的特殊氛围:“那里曾充满旧时代的享乐气息,奢靡的残余比奢靡本身更具有某种转瞬即逝更为飘逸的魅力”。
但问题不在上海老弄堂的生活是应当留恋还是抛弃;而在于,这一切是怎样形成的? 在“妻子”和“女生”间发生了什么?
“文革”的“发现”和对上海神话的“反思”似乎是一个原因。唐颖的反省显然也包括她自己的创作在内,于是,少女时代的阿飞街在女生们的回溯中渐渐透出血腥的气味。对“文革”的“直面”确实是《阿飞街女生》和其他一些上海怀旧作品不同的地方;但当章霏一边驾着最新的BMW行驶在美国宽敞的公路上,一边回想着在上海度过的少女时代,暴力、阴湿、拮据。
占据了她主要的“记忆”之时,从小生活的地方便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心理上成了他乡。事实上,使女生们和“故乡”生出隔膜的不仅是因为过去/“文革的记忆实在太深了”,还是因为现在/“上海的变化太大了,大到留不住一点东西”,
如果说过去是令人悲哀的,那么眼前急速的变化则更像个“梦幻”。问题便在这里产生了:一个视故乡为他乡的人又可以怎样去认同? 就像虽然米真真们“不愿回到过去”,因为过去“太暗淡”,但回到过去/ 从小成长的街区与自我的认
同有微妙的关系;“认同”乃是作为一个“主体”必定要面对的问题。
《阿飞街女生》以随丈夫去纽约做戏剧访问的米真真的视角展开, “当下”的空间是纽约,短短半年的时间,纽约已使她有了“千丝万缕缠身的感觉”。事实上米真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向“他者”(乡) 认同的困难, “为了进入并且占有
这个梦幻一般的城市,她有点力不从心了”。其实,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人们不时的离乡、返乡又离乡、行行复行行已不足为怪,问题是,在米真真们对“迦南地”的寻找中,自己的城市是被排除的,和当下许多描写上海的作品一
样, 《阿飞街女生》中“当下上海”是缺席的,除了一些抽象的议论外(这本来不是唐颖的所长) 。这和作者认为当下上海急速的变化“更像一个梦幻”显然不无关系;此外应当还和她如下的观念有关:虽然旧年代的经典建筑依然伫立在外滩、
南京路、淮海路以及旧日租界的其他马路,可那个苏青、张爱玲笔底的上海早已消失,这一个上海只是那一个上海的赝品。“赝品”当然无须为之多费笔墨;但那个苏青、张爱玲笔底的上海就是一个永远的、最为出色的蓝本吗?“这个城市将脱胎换骨，她马上要面目全非了。”伴随着这样的感叹,唐颖和她的小说正在与上海“渐行渐远”;而在“离去”与“道别”之间,蕴含的是深深的认同的困惑。但这不仅是唐颖的问题,某种程度, 《阿飞街女生》是多种社会矛盾的纠结和症候的表现。一方面,它是社会急切的“接轨”热的一个表征,同时,它也是相关“批评”的一个“必然”的反应。一段时间来,批评家们一方面指出一味的怀旧遮蔽了历史现实,一方面又将纷繁复杂的当下上海看做是虚幻、浮泛的;与此相关,常常评价一部作品不是看它在审美上有什么新的发现,对生活的表现是否鲜活、深刻,而是看它所描写的对象是否够“底层”,一些“非底层”却富有个性的城市生活的描写因而常常被批评为“中产口味”、“小资情调”而得不到更为深入、有启发性的分析。在这样的语境下,出现唐颖这样的“迷思”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纷繁复杂、充满了矛盾和张力的当下———自己的城市,在批评的语境里并不具表现的“合法性”时,人们又怎能不相信“生活在别处”,或“抱残守缺”,以苏青、张爱玲的上海为惟一的“真品”呢?
在最近出版的“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二辑·上海卷”《上海街情话》中,有关当下上海的作品占了一定的篇幅,但其精彩的程度和丰富性仍是不能令人满足的(编选年度的限制可能是一个原因) 。这本集子里“实在好看”、以至虽然超出了预定的字数而被王安忆破例选入的是彭瑞高的《多事之村》。这个发生在“县南东城二十里”名为“江海乡盐湖村”的故事,其在市场经济初兴之时的翻腾曲折确实“好看”过了其他关于城市生活的表现。这里或当一提的是发表于《小说界》今年第4 期的《鸳鸯蝴蝶》。作品将历史的迷幻与现实的错综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在主人公与祖上的“传奇”、旅居异国的“情人”、发廊妹、老同学、老板朋友的多种纠葛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真实鲜活的社会现实,触摸到了当下上海的一些气息———在一个转型的时代里,事物是那样的复杂,许多边缘都是“模糊”
的,人的欲望、相互间的交往、权力的运作,包括我们以为已经“透彻”的金钱关系其实都并非那么清晰可辨, “底层”也远不是知识精英所想象的那样单纯、可以“代言”。有趣的是,这篇极具当下上海城市气息的作品是被编发在“非虚构文学”的栏目里———作者和编者想告诉我们什么:比起鲜活的城市生活,文学的虚构能力正在受到挑战?
“底层”原是社会学的概念和分析范畴,近年来却十分流行于文学批评领域,但社会学家却这样告诉我们:“ 社会学家做农村调查的多,做弱势群体的多,做城市调查、强势群体的就少,看似因为价值关怀,其实是关怀弱势群体容易,挑战强势难”, “这种多少出于研究者的无奈的状况,在现实中却常常被转换成(或被误读
成) 研究者的价值追求本身———“弱势”广受文人学者的青睐(在这个情况下‘弱势’会有被对象化、神圣化的倾向) ,怜悯性关注被当成了表现公正追求的便捷途径”(见陈映芳:《城市社会:难以接近的和隐蔽的》, 《读书》2003 年第3期) 。社会学家的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危言耸听,就文学而言,上世纪30 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从“五四”文学对工农的“怜悯”转而奉工农为“神”,引导作家从“小我”走向“大我”,终至“无我”,该是一个不太过僻远的例证。“如果我们对现代城市社会的整体有机性有基本的认知,那么,这样的对‘弱势’的怜悯性关注就不可能满足我们的探索欲求,无论是在价值关注层面上还是在问题探讨层面上。即使是就‘弱势’讲‘弱势’,研究者如果对自身的问题指向及其边界所限缺少相应的意识,那么,所谓的价值关怀也可能因为批判性的缺失而流于空泛(同上) 。”近年来文学批评热衷于“越界的挑战”,屡屡从社会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寻求借鉴,却不知社会学家的这一卓见为什么没有在文学批评的领域里引起重视?对于文学(包括批评) 来说,一个更富挑战性的问题其实是:如何在社会学家感到困难、觉得难以接近和隐蔽的地方,以其无远弗届的“虚构”之刀和“分析力”,让人们更多地看到正在“飞速”地与过去“作别”的当下上海的城市真
相:多姿的形态、复杂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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