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学术和人生（三）
张文江
《王船山先生遗书》三百二十二卷，同治初元（1862）谋重刻，同治四年（1866）于金陵刻竣。曾国藩为序云：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
曾国藩刻此《船山遗书》，非仅为表彰这位当时仍“其名寂寂，其学亦不显于世”之湘学前辈，实有其难言之心。此序须考已言和未言，方能得其旨。国藩于《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之外，更抉出船山一人，实已重探清学之根，而直接上出至宋（以《正蒙注》应之）至汉（以《礼记注》应之）至孔孟，而综之以“幽以究民物之同源，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知言，恍然已合内外而接近儒家仁礼思想的核心。此视《圣哲画像记》于三十二人平均使用力量，节节而上之，运动速度已有不同，实已具不同之时间认识。唯时间之尺度放大，则对某一时间段内事物之认识亦必相应简化，此自然之理。船山之学，孤往横绝，视之为结束宋明理学，亦无不可。曾国藩视船山为明清之际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由此而直接上出汉宋孔孟，宜其于汉宋调停之说，已置不论，且于顾亭林、李二曲亦微有不足之言。病老庄之鄙弃礼教而不言其贼仁，病杨墨之贼仁而不言其鄙弃礼教，亦可玩味，与辛酉十月日记“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几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恰可相映，序与日记，有文体之不同，明确可见。曾国藩早年喜《正蒙》之文，由文而哲，于五十之年读船山注而恍然于尽性知命之旨。然之国藩一生喜好庄生之文，却终身未能祈免“羿之中彀”，未知尚能读船山之《庄子通》否。由船山上出至孔子而止，与《圣哲画像记》始于周文王，于时间上限的认识仍无丝毫变更，此虽为清代学风的通病，亦见曾国藩毕竟未能自解束缚，其一生服务于清廷，亦于此有关。经学思想，重重包裹，重重积淀，自汉至清，与整个封建王朝相终始，不知为多少人之思想划定了不可逾越之上限。曾国藩亦为此中一例。然而在当时，于 三十二人之外相应于船山，实为曾国藩之特识。序又记述刻书之缘起，略云：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
按道光十九年，即本文开始时所述之1839年己亥，是年曾国藩于家乡出游，所游恰为永、郴、衡、邵一带船山当年活动地区，为第一次思想转变之始。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西征势盛，而此年正月曾氏建成湘军。同治初元（1862）已下安庆，正值第二次思想转变。而成书于同治四年，太平天国天京被攻克，
与重新刊刻《船山遗书》同时，其思想内容与《船山遗书》相表里，而意义或更上之者，是补足明末徐光启未译全的《几何原本》而重为刊刻。其序由子曾纪泽代作，存《曾纪泽遗集·文集》卷一之中。“《几何原本》序代家大人作”：
《几何原本》前六卷，明徐文定公受之西洋利玛窦氏，同时李凉庵汇入《天学初函》。而《圜容较义》、《测量法义》诸书，其引几何颇有出六卷外者，学者因以不见全书为憾。咸丰间，海宁李壬叔始与西士伟烈亚力续译其后九卷，复为之订其舛误，此书遂为完帙。松江韩禄卿尝刻之，印行无几而板毁于寇。壬叔从余安庆军中，以是书示余曰：“此算学家不可少之书，失今不刻，行复绝矣。”会余移驻金陵，因属壬叔取后九卷重校付刊，继思无前六卷，则初学无由得其蹊径。而乱后书籍荡泯，《天学初函》世亦稀觏，近时广东海山仙馆刻本，纰谬实多，不足贵重，因并取前六卷属校刊之。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学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毕生习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视为绝学者，无他，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传》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然则数出于象，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则虽未睹前人已成之法，创而设之，若合符契。至于探赜索隐，推广古法之所未备，则益远而无穷也。《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点、线、面、体。点、线、面、体者，象也。点相引而成线，线相遇而成面，面相叠而成体，而线与线、面与面、体与体，其形有相兼，有相似，其数有和，有较，有有等，有无等，有有比例，有无比例。洞悉乎点、线、面、体，而御之加、减、乘、除，譬诸闭门造车，出门而合辙也，奚敝敝然逐物而求之哉。然则《九章》可废乎？非也。学者通乎声音训诂之端，而后古书之奥衍者可读也；明乎点、线、面、体之理，而后数之繁难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致其知于此，而验其用于彼，其如肆力小学而收效于群籍者欤？
序记载刻印始末甚详，可见曾国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徐文定公即徐光启（1562-1633），其卒之年船山（1619-1692）已十四岁，为同一时代中涉及中西文化的两大学者。李壬叔即李善兰（1810-1882），数学家，曾国藩在科学方面的主要幕僚之一，李氏之算学，世谓梅文鼎（1633-1721）后一人，曾国藩筹建安庆兵工厂及江南制造局，善兰皆主其事。文中“予”指曾国藩，曾纪泽代父作，故有此语气。《传》指《左传》，引语出僖公十五年，为较早论及象数的中华文献之一，将象数和客观事物对照以观，能得数学语言之旨。
序末录曾国藩的两段批语：
先太傅批云：“文气清劲，笔亦足达难显之情。”
“观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数，数语尽算学之用。西洋线法推行，至于抛物线以穷其变。惟明乎数之理，故能取给于心而用不穷，以是为澈乎《九章》立法之源，故是笃论。嵩焘拜识。”
观象通理，立法求数，今犹云由万事万物之具体上升至抽象模式，此方为数学之大用。曾国藩于《船山遗书》会尽性知命之旨，或知“穷理”于《几何原本》乎？点、线、面、体，于维数当三维，其理于西方由欧几里德（前330-前257）至牛顿（1642-1727）二千年未变，而效用至工业革命大显千十九世纪西方力量强盛入侵东方，此为科学根源之一。而曾国藩复译此书时，西方在不多年前陆续有些科学家破除此书之局限而另开新路，所谓非欧几何（罗巴切夫斯基，1829年；波利埃，1832年；黎曼，1854年），已在为爱因斯坦革命作准备，中国竟慢了一步。故徐光启时译《几何原本》和曾国藩时译《几何原本》这部欧氏几何代表作，差别甚大。明末以来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其间经康乾之际的一蹉跌，竟未可此视。当徐光启译《几何原本》时，则有利玛窦翻译乾坤二卦为拉丁文，为西人接触中华易学之始（利玛窦万历十年来华，1582）。康熙帝热
《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二书校刻先后同时，受《几何原本》影响，曾国藩于《船山遗书》亦反复注意其象数内容。辛酉七月（1861年9月）日记：
拟校阅船山《周易内传》，王氏说理之书，每失之艰深而不能显豁，与《正蒙注》相同。
这是拟刻《船山遗书》初的日记，此月攻下安庆。《周易内传》为船山晚年总结本人思想的核心著作之一，所言涉及数理内容。曾国藩叹其艰深，已倾注了最大的注意。
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书，以余观之，亦艰深而不能显豁，其《参两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数，尤多障碍。
对《船山遗书》中理数内容的注意，可云贯穿首尾此国藩于《船山遗书》之这一部分，尤多障碍，亦可见中国文化这一部分于曾国藩之时早已晦湮，《四库总目提要》之编者自不能辞其
和1861-1862年之间的思想变化相应，曾国藩在此前后的文学思想亦有发展。《圣哲画像记》取姚鼐之义理、辞章、考据分判所择之三十二人，复取姚鼐论文章之道所分之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分判所择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以此上通下达，形成他对文学史的总体认识：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几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系辞》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由自然界而返观人类社会之性情，由天地之气把握阴阳，方可通文章莫可穷诘之变，此认识为《经史百家杂钞》之思想准备。次年（庚申三月）日记又云：
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之十一类言之。论
此以阳刚阴柔分判文体，与前以阳刚阴柔通古今之变，二者一纵一横，构成此年编成的《经史百家杂钞》之内在坐标。宜喷薄者六类、宜吞吐者五类之分，虽有可取，然文类实未可坚执限定，而阴阳更宜变化以观。曾国藩亦感此说之不尽，故补充分析，而格之处，终未能尽化。
同年日记又言：
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诀，曰雄、直、怪、丽、澹、远、茹、雅。近于茹字更有所得，而音响节奏，须一和字为主。因将澹字改为和字。（庚申）
雄直怪丽属阳刚之美，淡远茹雅属阴柔之美，此以阴阳判文境，与前之以阴阳判文类，实属不同的思路。于“茹”字更有所得，
数年之间，曾国藩身经攻克安庆、攻克金陵，印行《船山遗书》、《几何原本
梦见姚姬传先生，颀长清癯，而生趣盎然。
曾国藩于刚学，实心之所好，此亦精思形于梦寐之例。辛酉（1866）正月，一夜终得之，乃顺畅写出八种文境。日记云：
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之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付斯志。是夜
雄。 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 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
怪。 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丽。 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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