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曾国藩踏上历史舞台之始，亦为其正式踏上文坛之始。壬子正月（咸丰元年十二月，1852年2月
为文全在气盛。
同月日记又云：
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垛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矣，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
论文全以阳刚为主，亦可喻曾国藩此时之心境。
前已论太平天国是清王朝长期酝酿的各种矛盾所找到的总爆发形式。太平天国之利用基督教起义，本为其自取所需，和当时与佛教有关的白莲教、与道教有关的天地会起义没有根本差别，甚而言之，和历代利用宗教的起义没有区别。但是太平天国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西方宗教，涉及的是明末以来西学东渐的大背景，这就显出它与其他起义迥然不同的时代特色。洪秀全于拜上帝会成立之后，于1847年只身再次入广州，去教士罗孝全处研究几个月《圣经》，说明他确实有着进一步的理论需求。但是，洪秀全接触正统的基督教义，与其说在那里找到更多的相应，不如说找到更多的不相应。从外来输入的神学思想中找到动摇中国现有王权的根据，这是洪秀全于基督教最主要之所得，其官制、历法及理论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中，中国根源远深于外来影响。天国势力的大增，也并非由于信仰拜上帝的人增多，而是得到明亡以来一直潜存于民间的反满势力之相助。尽管如此，太平天国仍然是一种性质崭新的起义，外来影响和中国固有矛盾的两方面的合流，这是中国近代史许多事件的主要根源。太平天
1853年太平军攻破南京后，军力鼎盛，虽未必能乘此形势捣灭清廷，至少歼灭曾国藩当时尚属微弱的湘军，获军事上成功以肃清长江流域，并非甚难。曾国藩于1854年二月练湘军成出师，四月即遭水师靖港之败，八月又遭岳州之败，1855年十月有湖口之败，次年二月又有九江之败。1856年三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江西全面胜利，曾国藩坐困南昌，天国势盛之极。然而其年六月洪杨内讧，九月天京大屠杀，十二月武昌失守，天国即此越过巅峰状态。这是太平天国史的第一个关键，天国之败，实自败之。
曾国藩以儒臣将兵，处此艰危，颇有得力于十年读书处。惟此理尚须验于事，危疑震撼之际，往往一遇于心。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父亲病故，回家守制，次年六月（1858）复出。曾国藩于紧张战争之际，得一段稍稍沉静的时间，自可对数年来所历之境作一反思，宜其再出之后，于用兵、接人都有所变化。曾国藩于军中，对早岁从事的义理、词章之学，从未完全放弃。己未（1859）日记：
余在军中，颇以诗文废正务，复当切戒。
惟其如此，曾国藩方能同时为一个文化人物。观其日记与信札，于论学论文之语，多不胜举。二者之进境，全凝结于《圣哲画像记》（1859）和《经史百家杂钞》（1860）之中。时曾国藩年届五十，二书一哲一文，互为表里，不啻为曾国藩对自己二十年历程所作的总结。《圣哲画像记》首云：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国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象，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嗣后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三十二人者，为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诸葛亮、范仲淹、陆贽、司马光、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许郑于姚王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日，其庸有当乎。
观此可见曾国藩五十岁时对天下学问的分判，试归纳如下：
观此与二十年前唐鉴所授之学，虽大得多，亦厚实得多，于范围却完全相应。此固见唐鉴当年为曾国藩分剖天下学问犁然有当，且已涉及今之文史哲各科，自有不可夺者在，亦见曾国藩竟为其师之学所囿，而二十年不能出范围一步。且其孜孜所掘之泉，果何如哉。虽然，曾国藩读书二十年，将泛滥无归的《四库全书》，据其对时代的认识，约之为三十二人，已得易简之旨，由博返约，亦为古今学者必达之境。且以四科判天下学问，以三十二人历阶而上，步步踏实，由当代之姚鼐、王念孙上至文王演《易》，于时间历程亦有切实的认识。合二程为一，于数取三十二，以合《易经》六十四卦之半，或非偶然。以此准诸三十岁时所记唐鉴之言，其虚者皆以实之，可见曾国藩二十年之功。文王演《易》，在汉以后早已成为儒者之信仰，无人敢于置疑。曾国藩以此作为文化的开端，不能上出，此时代之局限，非曾国藩一人之咎。分类以孔子之政事、韩行、言语、文学四科，合诸姚鼐之义理、辞章、考据，以此绾合古今两端，恰有以见其对桐城派之重视。必以政事兼德行者，尊德行也。曾国藩之学，三十岁时即归
咸丰十年（1860）二月，选《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八卷成，序例云：
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曰辞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牍、曰哀祭、曰传志、曰杂技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赠序，姚氏所有余无者也。曰叙记、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辞赋之下编。曰碑
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
曾国藩习古文在二十五年前，试选古文在十年前，然必待《圣哲画像记》出，始完成思想之准备而成《经
论曾国藩之学，仍须考其所处之环境。太平天国于1856年内讧之后，已越过其最高峰。石达开于1857年出走，前期领袖东、南、西、北、翼王无一留存。然天国尚得骁将陈玉成、李秀成之力，竭力挽救危亡，1859年洪仁玕到京，更有重振之势，曾国藩军事生涯屡经风浪。曾国藩与前期之石达开，后期之陈玉成、李秀成彼此视为劲敌，亦屡见记载。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父丧，八年再出，湘军健将李续宾、弟曾国华即于三河被歼，数经挫败，于十一年（1861）三月又遭祁门之危。然而此年二-五月太平天国进攻武昌以解安庆之围的第二次西征失败，八月（1861年9月）安庆失守，次年陈玉成就义。安庆一失，曾国藩得以萃力于长江下游，太平天
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几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
壬戍（1862）四月日记言：
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衿，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除矣。
曾国藩处盈极而有此自损，非可以儒道互补之陈言可论，而实为时空观念之急剧扩大。知天地人之三无穷，方可语小知、大知之辨。虽然，国藩之学，似尚未能进乎此。曾国藩有此思想超越，远因可溯及1857年父丧守制，甚至可溯其源至1840年之转变，而近因实和《圣哲画像记》互为首尾。无《圣哲画像记》之总结，不可能有此超越，而外在环境实有以促进之。考曾国藩一生所处之环境，不得不处于三大关系之中，一与朝廷的关系，一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一与外国的关系，三环连锁。首先，曾国藩一生站在清廷的立场，他对太平天国作战亦得到清廷的全力支持，而对太平天国即将胜利之际，也就是清廷对曾国藩支持达到最高点之际。而一旦太平天国消灭，其时曾国藩将何以自处，曾国藩精熟于史鉴，对此不可能没有清醒的意识，而1862年正面临着当下抉择之机。事实上，从攻下安庆之日起，曾国藩与清廷就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之中。对此问题的紧张思考，当为直接促因之一。其次，太平天国之灭，国内之满汉民族矛盾可能暂时潜伏，而中西民族矛盾则日益成为迫在眉睫的更深忧患。1858—1860其间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逃奔热河，卒死于外，西人的实力和对中国生存所具的威胁已充分显露，再也不可能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看成偶然。曾国藩于1859年成《圣哲画像记》，1860年成《经史百家杂钞》，而其年十月，英法联军即攻入北京，圆明园所藏之历代国宝付之一炬，此事实明显
阅王而农所著《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所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认。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然泊然为宗，庶几近道乎。
曾国藩于五十之年，于尽性知命之年，能得出如上之解，此其为学之大进境，对中国文化认识深了一层。《易·说卦》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至命”之理极深，而“知命”亦重重无尽。按《论语》首章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末章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自然体现了《论语》编纂者对孔子学说实际指向的认识。不有时空观念之扩大，何能知此旨之万一。曾国藩所读当为《正蒙》之《三十篇》 ，读此当起二十年之感触。“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已涉及为学火候之旨，能浓而不能淡，此常为贤者之过。国藩有此认识，方可于1864年攻克天京时，立即着手解散湘军，而于《船山遗书》与《几何原本》之刻行，则尽力助成之。且国藩于攻灭天京后，一生所处理最后二件事为攻捻和天津教案，二事均未见成功，朝中谤议丛起，国藩亦置之不辨，若非心中有主，何能自安。（未完待续）
注释
洪仁玕1861年致李秀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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