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出现的诈骗、贩卖运输毒品、走私、投机倒把、偷越国境、重婚等违法犯罪活动中，行为人往往采用伪造、变造文书、证件、印章的手段。同时，近来在经济交往活动和民事法律关系中，伪造、变造文书、证件、印章的行为也时有出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国刑法第167条将伪造、变造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与许多国家的刑法规定不同，我国刑法未将伪造、变造私人文书、印章、证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 政策的施行，在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罪的犯罪客体方面产生了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全
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公文、证件、印章的信用和上述单位对公文、证件、印章的管理权。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不仅直接妨害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影响了他们行使职权，而且会损害各种法律关系的真实性和稳定性，使各种已经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重新发生变更和纠葛 ，妨害和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因此，它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一种。
(一)刑法设立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所保护的究竟是公文、证件、印章形式上的真实(形式主义)，还是内容上的真实(实质主义)呢？这在我国刑法教材和论著中似乎还未提及，但司法实践中已经较多地遇到这类问题。例如某海洋石油公司人事科长张某，在1980年到1982年期间，利用上级批谁该公司可以内招本公司水上作业人员子女之机，为了讨好上级，拉好关系网，便违反劳动局的有关规定，自己带头并授意他人在填呈报表时弄虚作假；或将本公司陆地职工改为水上作业人员身份；或编造假姓名；或编造招进人员简历；或编造种种困难的假情况，口头向主管经理汇报后，便盖章向劳动局报批。致使几十名不符合规定条件的青年进了公司，有的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有的从城镇进了大城市，对张某应否定为伪造公文、证件罪呢？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张某有权制作公文，他所制作的公文手续完备，是真的，只是内容虚假，是一种弄虚作假的违法乱纪行为，还不能构成伪造公文、证件罪。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些公文形式上看是真的，但内容却是虚假的，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侵犯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公文、证件的信用，应构成伪造公文、证件罪。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其实，这在刑法界是个早有争论的问题，各国立法例也不尽相同。日本刑法、旧中国1935年刑法均仿效德国刑法，以采用形式主义的立场为基础来认定伪造文书、证件、印章罪。也就是说，只要文书、证件、印章形式上是真实的就不构成本罪；至于内容是真是假可以不问。例如，某分公司财务科科长经分公司负责人同意，制作谎报经费的报告，盖上分公司印章，向总公司虚报冒领经费，给分公司职工滥发奖金。因这份报告由有关制作者制成，经过合法手续，形式上是真实的，所以，即使其内容纯属弄虚作假，也不能构成伪造文书、证件、印章罪。同时，上述刑法又以实质主义的立场作为补充，规定了公务员制作虚假文书罪（本刑法第156条），或公务员登载不实罪（旧中国1935年刑法第213条）。即公务员在职权范围内，利用合法手续制作虚假公文等，也应构成犯罪，但所构成的公务员制作虚假文书罪而不是伪造公文、证件罪。
但法国刑法与上述规定不同，其所谓伪造，是指变更了文书的真实性。它包括了两种含义：一是指“有形伪造”，即没有制作某种文书职权的人，冒用他人（或单位)名义，不法制作该种文书，或对于他人(或单位)的真正文书作不法的变更增减。这种伪造行为，或改变了文书的本质，或改动了真实文书的字句意义，因此称为“有形伪造”。二是“无形伪造”，是指有权制作文书者，以自己的名义(或本单位或委托人的名义)所制作的文书，但是所载内容却是全部或部分不真实的。因这种文书形式上是真实的，合法的，只是在事实内容上是虚伪的，所以叫“无形伪造”。
我国刑法第167条明文规定，伪造所侵犯的对象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公文、证件、印章，因此，有权制作者经过合法手续制作的公文、证件，即使内容是虚伪的，
仍不失为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公文证件，这是一般的常识。在这种情况下，
上述单位对公文、证件、印章的管理权没有受到侵犯。当然，内容虚假的公文、证件会败坏发文发证单位的信誉和信用 ,但这种作为本罪侵犯客体的信用和信誉的性质有所不同。这正如生产某种名牌商标产品的厂家，以次充好，降低了产品质量，使名牌产品的信誉和信用
受到损失，但这毕竟与冒用名牌商标，破坏该产品信誉，构成假冒商标罪是两回事一样。因
为，在我国，构成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的，只能是“有形伪造”的情况。
从上述前提出发，在我国，构成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的行为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无权制作者(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冒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名义，制作公文、证件、印章的；（2）没有代理权、代表权的人，冒充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代理人、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制作公文、证件的；(3)具有代理权、代表权的人，超越自己权限范围而冒用代理、代表资格制作公文、证件、印章的；(4)无权制作者，冒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名义制作公文、证件，即使其内容符合事实，也是伪造公文、证件行为。例如，债权单位的代表人冒用债务单位的名义，伪刻债务单位的印章，制作虚伪的借款文件，即使两单位间确有借款之事，数额也相符，债权单位代表人的所作所为仍属伪造公文、证件、印章行为。
以下情况，不属于伪造公文证件的行为：(l)有权制作者，在其权限范围内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名义制作内容虚伪的公文、证件的；(2)代理人、代表人在其授权范围内，滥用权力，制作内容虚伪的公文、证件的，这种行为没有冒用名义，也没有损害公文、证件、印章的管理权，所以不构成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但这种行为损害了授权单位的利益，可视情节和后果，考虑构成渎职罪或其他犯罪。
所谓变造公文、证件、印章，是指无权改动公文、证件、印章内容者利用涂改、拼接等方法，对真实的公文、证件、印章进行改制，变更其内容，使之适合自己需要的行为。例如擅自涂改姓名，改换照片，把他人的证件改变为自己的证件，或者在真实的公文、证件中减削、涂改对自己不利的字句，增补对自己有利的字句等等。
对构成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罪来讲，并不要求说伪造的与真实的公文、证件、印章完全一致，只要求在一般人看来，相信这些公文、证件、印章是有制作权者在自己权限范围内所制成的就够了。只要具有一定式样和外观，使他人信以为真就行了。因为形式繁多的公文、证件、印章不可能为每个普通公民所了解，我国刑法设立本罪的目的，在于保护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所制作公文、证件、印章的信用及上述单位对公民、证件、印章的管理权。因此，只要所伪造的公文、证件、印章足以使人信以为真，就能起到妨害、破坏真正的公文、证件、印章的信用和管理权的作用，即可以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罪论处。当然，实践中并不是所有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都能构成犯罪的。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4条第3项就规定，“涂改、转让、出借、出卖户口证件的”是一种变造公文、证件的行为。可见，情节显著轻微的伪造、变造行为不构成犯罪。同时，我们还应当明确，本罪并不以“情节严重”为成立要件，情节一般的伪造、变造等妨害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即应构成犯罪。情节严重的伪造、变造等行为按刑法第167条后段加重的法定刑处罚。
（二）虚构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名称而伪造公文、证作、印章的，能否构成本罪呢？这是个有争论的问题，解决该问题也与如何认识本罪的犯罪客体有关。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达种情况不构成犯罪，例如伪造某研究所的公章，而实际该研究机构并不存在，就不应以伪造公章罪论处。其理由是，既然某个单位不存在，就谈不上犯了该单位公文、证件、印章的公共信用和管理权，也就谈不上是犯罪。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不能一概而论。实际生活中，有些犯罪分子并不知道某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确切名称，伪造的印章、公文、证件上的署名与这些机构真正的名称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只有“一字之差”，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个单位是虚构的，似乎并不存在，但实际上相似的单位却是存在的。例如，张某在伪刻公章时，把“北京某某研究所”刻为“首都某某研究院”，虽然“首都某某研究院”似乎是个虚构单位，但只要伪造了其印章的，仍应构成本罪。因为相似的单位是实际存在的，一般群众对这枚公章仍会信以为真，就仍然妨害、破坏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公共信用和管理权。
当然，如果有些虚构单位，一般群众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就可以认为不构成本罪。例如，被告人陈某，系手工业联社人力车运输工人，私刻“人力车管理站现金收讫”章一枚，加盖在从文具店买来的空白发票上，伪造假发票，企图以此向客户多收运输费不交公占为己有。同时，多开运输费价额，客户回去可以报假帐，多得利，在付运输费时，也乐得大方一些，但陈某刚一作案，便使客户生疑：在我国岂有不属于任何一级行政区划管辖的“人力车管理站”？具有一般文化知识的出差人员一看便知道是假的，于是将陈某扭送治安管理联防队。我们认为，我国刑法第167条规定，伪造、变造的须属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们团体的公文、证件、印章，陈某伪章上所刻的“人力车管理站”，不属于任何市、区、县、乡和任何现有单位的名称并不相同或相似，实际上不可能存在这么一个单位，一般群众不会信以为真，不可能破坏上述单位印章的公共信用和管理权，因此也就不构成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当然，陈的行为是错误的和违法的，应给予教育或处分。
（三）伪造、变造外国人的护照，能否构成本罪呢？例如被告人丁某，于1982年8月某日晚，打扮成华侨模样，混入上海市某高级宾馆，潜至14楼某室，用前一天窃得的钥匙打开其房门，将外国某访华团团长留在室内的一只公文提箱窃走。箱内有该代表团成员的护照10份，以及价值200多元人民币的衣料。丁回家后撬开提箱，发现内有日本人护照，又起意假冒日本人，撕去两份护照上的相片，再贴上自己的西服照。过了几天，丁某又企图混入其他宾馆行窃，在出示假护照时被到场抓获。丁某构成盗窃罪无疑，但能否构成独立的变造证件罪呢？有人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本罪的侵犯对象，必须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证件；其侵犯的客体必须是我国上述单位证件的信用和管理权。外国人的护照是外国有关机关颁发的一种身份证件，与我国刑法的规定不相符合。因此，不能作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我们认为，外国人的护照业经我国使领馆签证后，即属于我国国家机关所认可的一种有效证件，变造外国人护照，同样给我国社会管理秩序带来危害，侵犯了我国政府机关对外国人护照的管理权，因此丁某变造外国人护照，同样构成变造证件罪，应与盗窃罪实行并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