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古今兼收、中西并蓄，一生勤奋写作，敢抒己见、涉笔成章，留下各个方面的集著一百三十余种，形成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对他思想的评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论功论过，有褒有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变”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中精华之所在。这种哲学的特点在于：它既是对1840年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希望改变“诸国环伺，岌岌待亡”[1]的局势，要求救危立国、变法自强的思潮的总结，又作为政治变革的前导，指导着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
一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外夷交迫……羽翼尽剪，将及腹心”，国内是“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箝口结舌，坐视莫敢发”[2]，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气氛。康有为以清新明快的思想启迪人们去探索国家的现实问题。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书，对人们思想解放的作用是很大的，而在政治实践方面，单以发动“公车上书”一事来看，全国一千三百余名举人能在他起草的上清帝万言书上联名，也可见康有为的思想引起了多么大的反响。梁启超把上面几本书称为“飓风”、“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3]是不为过的。当时的顽固派指斥康有为“无父无君”、“非圣无法”、“圣世不容”，就连翁同龢也怀疑他“居心叵测”，而御史安维峻则弹劾康有为，奏请焚毁《新学伪经考》和禁止“粤士从学”[4]，结果《新学伪经考》被毁版，足见其观点之新与影响之大。
康有为的思想所以能风靡一时，主要在于他以“知时从变”、“用新去陈”的观点，观察和分析现实社会，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如果离开了“变”的思想观点，停留在训诂考证、帖括之学上，那就只能无所作为。他明确表示，“吾性好穷理，不能为无用之学”[5]。
他在自然观上，“变”的思想是很丰富的。首先，康有为认为：“流变之微，无须臾之停”。正因为整个世界都处于“时时自变”中，所以自然界有无穷的生命力，“故至变者莫如天。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6]。对于天和地，他说：“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糊，地以善变而能久”；对于人，他说：“自少至老，颜貌万变，自不学而学，心智万变”。总之，天地万物和人，都“无一不变，无刻不变”[7]，从而构成一个变化万端、活生生的世界。其次，他认为正因世界是变的，所以才有推陈出新和除旧布新。在他看来，“如使天有昼而无夜，有夏而无冬，万物何从而生？故天惟能变通而后万物成焉”[8]。这就指出了变和新的关系。他还把新陈代谢看作事物的规律：“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9]。这实质上是歌颂变，阐述了常变常新的真理。最后，康有为的结论是：“盖变者，天道也”[10]。他把“变”看作自然法则，比“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又进了一步，其最大的意义，是针锋相对地否定了千百年来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
康有为论“变”具有时代的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他把进化的思想引入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并将二者结合起来。他根据初步接触到的一些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不仅认为天地万物都是进化的，而且加上自己的推测和想象，给自然界描绘了一幅进化变易的图像。他说：“天空之气热，鼓荡往来，摩擦不息，互相吸引、互相离拒，倏忽而成体，聚合而为团，渐积而成大团，吸力更大更久积莫大之团”[11]。又说：“诸星有大小之殊，皆从日中黑点飞出时已定，后感空气而成壳，又绕日故形圆”，因为“凡物摩之则圆，故天地间一切形质皆圆”。他对宇宙起源和太阳系形成的看法，明显地受到了康德星云假说的影响。康有为还认为，地球形成后，已经过了长期的演变，“荒古以前生草木，远古生鸟兽，近古生人”[12]，他以地层中生物化石分布的层次“介层、虫层、大草大木层、大鸟大兽层，而后至于人层”[13]，来证明从荒古、远古到近古，生物是进化变异的。
康有为所说的“变”就是进化，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运动。在历史观上，他认为人类社会“千年一大变，百年一中变，十年一小变”[14]，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他用“三世说”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变易。“三世说”来源于《春秋公羊传》。康有为假借其中孔子的“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来证明历史的进化。康有为对“三世”作过各种解释：有时他根据后汉何休的《公羊传》注释，把“三世”称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有时他根据《礼运》，认为“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15]；但最主要，他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解释“三世说”的，他说：“治法进化由君主而及民主。
从自然观到历史观，从天体演化的假说到《公羊三世说》，康有为所论证的都是一个“变”，这是他的哲学思想中的主题。1891年，他在广州开堂讲学时，突出宣传了这一思想。讲课的重要内容是陆、王心学和“经世致用”实学；前者是要学生“重精神，贵德育”，冲破程、朱理学在思想上的束缚，后者是要学生搞实学，改革政治制度，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不搞无用之学。他要求“一无所志，一无所知，唯利禄之是慕，唯帖括之是学”[17]的知识分子改变学风，关心国事，讲求实际。他还讲“学术源流”，以维新变法的观点来分析古代的各个学派。这都是强调“变”的观点。康有为在其大量著作中也反复论述了“变”的思想。如《大同书》阐述了他对人类最高的理想社会的设想，进一步发挥“三世说”。值得指出的是，《大同书》只把君主立宪看作社会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认为实现君主立宪后，社会仍然在变，那就是向民主进化。
康有为哲学观点中也包含了一些比较出色的辩证思想。他说：物不可不定于一，有统一而后能成物；不可不对为二，有对争而后能进”[18]。在他看来，事物是统一的，其变化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有斗争然后发展变化。他还认为，世界的事物都是“一必有二”，例如“气之有冷热，力之有拒吸，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黑白，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19]等等，都是对立的；“一阴一阳，凡物必有合也”，对立的双方又是统一的。“知物必有两，故以阴阳括天下之物理，未有能出其外者”[20]。康有为发挥了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指出“经权常变，以观天下之物，无一不具阴阳者”[21]，以此来说明“无一不变，无刻不变”的观点。既然客观世界变化无穷，人们就应该像高明的医生那样，“但因病而发药耳，病无穷而方亦无穷”。他主张冲破旧思想的束缚，探索天地间一切变化的道理：“思必出位，所以穷天地之变”。[22]
康有为的思想体系是庞杂的，也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例如，在维新变法中，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说：“以中国二万万方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皇上举而陶冶之，岂可量哉！”[23]认为只要皇帝下变法诏令，全国就能改变面貌；而他自己，是“顺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24]。康有为认为自己发现了孔子的微言大义，所以成为人间的救世主。他说：大同犹有道，吾欲度生民”[25]。这就陷入了唯心史观。又如，在进化观上，康有为强调“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26]，认为历史的进化，“欲骤变而未能”[27]，只能“渐进”、“实难躐等”；他还把“免苦求乐”作为进化的动力，说“日益思为求乐免苦之计，是为进化”[28]，这又是庸俗的进化观。不过也要看到，他处处强调“变”的目的仍是为了在政治上实现维新变法，这在当时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说的：“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29][29]。康有为敢于怀疑儒家的经典，敢于动摇传统的思想，敢于引进西方的文化，进行变法的实践，皆由于他有一个“变”的世界观，这才是使他前期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高潮。所以“变”的哲学是康有为思想体系中精华之所在。
二
康有为哲学思想中包含有如此丰富“变”的观点，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对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界盛行的“变”的思潮的总结，也是他在吸取前人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进行认真探索的结果。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已成为强弩之末，所谓“康乾盛世”的余荫，只剩下一个光圈而已。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加速着社会的两极分化，权贵、大臣和社会上层，由贪污受贿、强取豪夺、积累起来的财富，达到惊人的数字，而社会中下层则是“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在全国范围内不断爆发农民起义。鸦片的走私像一根插入静脉的吸管，使白银无休止地大量外流。大批知识分子却仍囿于汉学和宋学，埋首于故纸堆里，期待一朝中榜，青云直上。整个社会“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兵，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飨烟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30][30]。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和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陷于万劫不复的灾难之中。
一些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决不能长此以往，一定要变。龚自珍是很早就提出“变”的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用“豺踞而鹗视，蔓引而蝇孳”来揭露统治阶级，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暮气，与梦为邻”来描绘中国社会。他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31]，所以“革前代之败”是每一代新兴人物的历史责任。他用“物极必反”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的现实，认为“郁之也久，发之也必暴”；他以那脍炙人口的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呼吁和期望在中国出现一个社会大变动。魏源比龚自珍略晚，看到了鸦片战争的失败，要求变的思想就更强烈。他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他指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治不必同，期于利民”[32]，把“利民”和“便民”作为变的原则。洪秀全则是在主张“手持三尺定山河”的暴力革命者，他说：“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於今夜退而日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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