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的“范式”概念，不幸常常为人们所误解。他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不久，批评的冰雹就集中抨击这个概念“含糊不清”。好心的人表示谅解创始者在概念上不可避免的混乱。甚至于库恩本人也沮丧地承认，“范式”一词造成了“过分的可塑性”，“几乎可以满足任何人的任何要求”[1]。
但这种情况未必能完全归咎于概念本身的含糊。更为重要得多的是，库恩提出了一种与传统观念大异其趣的崭新的科学观。这里需要一次“格式塔”转换。如果我们首先勾画一下这种新科学观的轮廓，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当然，这并不是说，范式概念由此即可一清二楚，洞若观火。库恩的范式概念是一种奇妙的混合：它表现了科学的创新精神，但更多地表现了科学的因循性格；它描述了人类理性的探求，但又是建立在非理性的直觉和盲从之上。它通过科学革命说明了科学的保守性，从抽象理论中揭示出理论的具体性。这一切，看起来杂然并陈，含糊不清，其实正好映照出科学多面体本身的斑斓五彩。这不是单单选用一个恰当名词的问题。仅仅更换一个新词，例如用“专业母体”来取代“范式”，也未必能够一下子廓清这一切迷雾。
一、科学是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描绘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科学形象。按照传统的看法，科学“只是一堆现行课本中的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一个庞大的“科学技术知识的货堆”[2]。就是说，它是一堆现成的知识，来自经验或者合乎逻辑，因而是可靠的，至少也是比较可靠或较少谬误的。科学的发展，也就是对这个知识大厦不断地添砖加瓦。
库恩却描绘了另外一个形象：科学是一定社会集团按照一套公认的信念所进行的“专业活动”[3]，除了短暂的非常时期以外，常规科学主要表现为一种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高度定向的研究活动。它不是、至少不仅仅是现成知识的堆砌，而是人类探求知识的活动。
今天我们已不难看清楚，这不过是科学本身所具有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科学主要显示出第一个作为知识的侧面，而隐蔽着后一个作为活动的侧面。这符合于人类的认识历史：“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4]因此毫不奇怪，甚至直到本世纪中叶以前，前一种观点始终占统治地位。尽管从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中世纪唯名论同实在论、直到现代实用主义同实证主义的分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后一种科学观的缓慢发展，但始终不曾真正威胁前者的统治。从培根到波普尔，不管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者，都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把科学看成是已有的知识体系。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科学这一方面的本质。马克思明确指出，科学是“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5]。这就是说，科学是一种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活动，而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这个富于挑战性的观点，可惜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也没有在科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
库恩的独创性不仅在于他在西方哲学界中第一次以鲜明的形式打破了顽固的传统堡垒，而且还是第一次从科学的实际历史出发系统描绘这个新的科学形象，从而以巨大的说服力震撼了科学界和哲学界。
在这个形象中，科学不再是一堆绝对可靠或者相对可靠的、已被证实或者有待证伪的僵化的知识，而是人的活生生的劳动，人的创造活动，人的探索的努力，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人同自然界的搏斗。作为知识，科学的结构只能是各种知识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活动，它的结构则必然是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科学作为一般劳动，也像生产劳动一样，既有劳动者主体，劳动工具，也有作为劳动对象的客观世界。而科学作为人类的精神劳动，又像一切认识过程一样，“客观上是三项：（1）自然界；（2）人的认识——人脑；（3）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6]，也即认识主体、认识工具和自然界这样三项。
库恩的科学新形象，正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作出了他自己的独创性分析。在他的相应三项中，首先是科学认识的主体：由科学专业工作者所组成的“科学共同体”。这是“生产和证实科学知识的单位”[7]，是一切科学活动的基础。这就是说，科学认识的主体是集体，是一定的社会集团，而不是个人；科学只能是社会集团活动，是社会事业，不是个人活动。在这里科学共同体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库恩甚至准备从分析它的结构开始重写《结构》一节[8]。这的确是两种科学观的根本分歧之一：科学作为知识，只能是知识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完善，活的人被死的知识埋没了。这种观点发展到极端，科学就成了波普尔所谓“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过程”，成了黑格尔式的失去人性的理性的自我扩张。库恩恢复了科学活动的主体——人，活生生的人，社会的人，人的理性。这真可以说是科学中一次人性的复归。
其次是科学活动的工具，包括思想工具和物质工具：世界观、信念、理论、方法、仪器，等等。凡科学共同体用以进行研究的手段无不统统包罗其中。这就是库恩的“范式”。范式尽管主要表现为一定的理论体系，但是作为认识工具，不可能局限于理论体系本身。
最后，科学活动的最终目标是自然界，是客观世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客观世界”是广阔无边的，是抽象的无限，任何时候科学都不能以这个抽象的整个“世界”作为自己具体的研究对象。因此，库恩强调科学只能透过范式的眼镜去同一个由它所限定的世界打交道，去研究范式在这个有限范围内所提出的具体问题。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疑点”。
科学共同体、范式和疑点这三者的相互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科学中的“三体运动”，构成一定的科学活动方式，使科学成为“整体性的统一事业”[9]。不同的科学活动方式，决定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形态，正像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各种社会形态一样。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可靠的知识，而在于由这种特定的“三体运动”所构成的自觉的、能动的、有目的的研究活动。
二、范式是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
关于十九世纪电学的发展状况，恩格斯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在电学中只有一堆陈旧的、不可靠的、既没有最后证实也没有最后推翻的实验所凑成的杂乱的东西，只有许多孤立的学者在黑暗中胡乱摸索，从事毫无联系的研究和实验，他们像一群游牧民族一样，分散地向未知的领域进攻。的确，在电学的领域中，一个像道尔顿的发现那样的能够给整个科学创造一个中心并给研究工作打下巩固基础的发现，现在还有待于人们去探求。[10]
十分凑巧，库恩也曾描述电学的这段历史说：“在那时候，几乎有多少重要的电学实验家……对电的本质就有多少看法。”他们之中，有的把吸引看作是基本电现象，有的则把吸引和排斥看作电的基本表现，有的把电说成是“流体”，有的则说是“以太”[11]。这时的电学迫切要求有一个“中心”，以便给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巩固基础”，这也是库恩所要求的“范式”。范式，照库恩的说法，就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并且是为“一定时期内进一步开展活动的基础”[12]。恩格斯同库恩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都得出了极其相同的看法，甚至在用语方面都很接近。不能不说，这反映了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中总要不断涌现出某种“中心”或“基础”，以利于开展以后的研究工作。要描绘这一现象，单纯“理论”概念是不够的。理论，例如在马赫和卡尔纳普那里，是已有经验的凝结和简化，足以解释已有的全部或大部经验，从而为科学大厦增添高度；而在波普尔那里，则是对问题的试探性解决，一旦提了出来，它的历史使命就完结了，只有等待在“证伪”的风暴中遭受淘汰，最多也只能以自己的尸体为以后的发展铺平道路。但是不管怎样，理论都是已经过去的，只能作为某种成功的或者失败的记录充实科学的历史，诉说人类在探索中所经历的欢乐和痛苦。
范式不是这样。范式不是着眼于已有的知识内容，而是着眼于未来的活动。它是活生生的行动的指南，研究的纲领。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13]列宁讲的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重大理论，即形成范式的理论，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们也是指导有关科学从各方面向前推进的“基础”。但正是在这里，光是狭义的“理论”就不够了，还必须包括各种与这种理论密切联系的哲学信念、价值标准、研究方法以及所使用实验仪器。用库恩的话说，这是理论、方法、标准的“难分难解的混合物”[14]。从表面上看，范式是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不像“理论”那样简单明了。但如果我们把范式放到整个科学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它在整个科学活动中的中心作用就很清楚了。只有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才有自觉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劳动。同样，也只有用范式所包含的一整套信念、理论、方法与仪器作为从主体到客体的媒介，才有高度自觉的科学活动，这是单纯的“理论”所不可能完全代替的。
范式的这种作用，正像劳动工具在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中的作用一样。马克思说得好：“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5]同样，对于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也往往不在于创造了什么理论，而主要在于怎样运用这些理论，也即使用什么范式去进行创造。因此理所当然，范式也成了科学发展状况的主要测量器和指示器。
人们会说，理论不仅解释已有经验，并也预测未来事实，岂不也是面向未来吗？这就把我们引向了范式同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理论是抽象的，他撇开了科学实践中的各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单纯用理论的符号来表述科学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抽象的理想化的方程，并不符合科学的实际历史。范式则是具体的。科学只能通过对范式的具体应用而发展。这里集中表现了范式的实践性，它的现实性品格。
范式的这些特点，也表现于库恩最初引进范式概念的一些考虑。那时他从科学的历史中发现，不同的时代中有不同的“思路”，即不同的“对待自然以及用语言描述自然的方式”[16]。当时库恩把它归结为某种“一致意见”。但他后来发现，并不一定需要那种抽象的“一致”，需要的只是某种指导解决问题的具体事例。正如语言教学中的标准单词，学生们可用以“复制”出其他单词的名词变格或动词变位。这也正是维特根斯坦在他后期著作《哲学探讨》中对范式一词的用法。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
范式是对应于一个名称的事例，用以在语言游戏中联系这一名称，没有事
例，名称就没有意义。[17]
这就是说，一个概念的意义在于它作为事例的具体应用，不在于它的抽象属性。同样，科学理论作为范式，其意义也在于我们的具体应用方式。如库恩后来所说：“正是在典型事例的意义上，我当初才选用了‘范式’这个词。”[18]
库恩为了说清楚范式的这种涵义，曾反复申明范式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科学集团所共有的信念，二是指导具体消除疑点的范例[19]。而且，迫于用语含糊不清的指责，他甚至不惜放弃“范式”一词改用“专业母体”来代替，以表明范式不仅仅是专业工作者所共同掌握的东西，而且还是有待于在实际活动中进一步说明的东西[20]。显然，不管如何改变名称，还是为了强调范式区别于理论的实践性格。由此库恩清楚地表明了“范式所提供的观念工具和实用工具”[21]，或者叫做“科学家所信赖的智力装置和操作装置”[22]。我们有必要追踪分析范式的这两种作用。
三、范式作为精神工具
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首先是科学活动的精神工具。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库恩所举的科学历史上的范式，诸如哥白尼日心说、牛顿经典力学、拉瓦锡氧化学说、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都是重大的科学理论，表现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库恩的话说，其中包含着“形而上学模型”或“格式塔图像”。这就是说，科学总是在某种世界观作用下产生和发展的，科学家总是带着理性的眼镜去看待客观世界的。也只有这样，科学才能成为一种高度有目的的理性事业。
这是对西方传统观点一个挑战。按照这种观点，科学的力量就在于经验事实的证实，因而科学哲学只应关心“论证的前因后果”。凡是不能得到经验证实的，就是“形而上学”，也包括世界观在内，应一概加以“拒斥”或者干脆像休谟所说的那样，把它们统统“投到火里去”。但是，科学的历史事实并不支持这种论点。他们所说的“形而上学”不仅不是科学的异己力量，而且恰恰内含于科学理论之中，是科学形成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动力之一。哥白尼并没有比托勒密拥有更先进的观测工具，因而他既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天文观测事实，也没有比托勒密更精确地描述过已知的天文现象。甚至在几十年以后，当伽利略的论敌求助于观察经验反对日心说时，恰恰是伽利略强调“心灵力量”的作用。
哥白尼范式的胜利，十分典型地说明了范式作为精神工具的力量。它把人们的立足点从狭隘的地面移到了“宇宙之王”的宝座上，从而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个空前广阔的新天地，使托勒密宇宙中的种种混乱和迷误，顿时烟消云散，豁然开朗，从而解放了思想，打开了思路，鼓舞了信心。这里根本无关与冷漠无情的逻辑论证。这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渴望创造甚至甘愿为之献身的激情。范式作为世界观或信念，就是这样一种推动科学创造的精神武器。
甚至理论本身，也往往并不是什么出乎意外的新发现的结果，而是先于理论的哲学思维或者潜在范式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能量守恒原理的创立过程是富有启发性的。如库恩所指出，在一些先驱者那里，“形而上学的力的不灭观念，看来先于科学研究而存在，而且与科学研究几乎没有什么直接联系”[23]。他们之中许多人在得出能量守恒观念时，都一再出现不合逻辑地“思想跳跃”。特别有趣的是，奥斯特的有名发现历来被认为是偶然机遇导致重大发现的一个典型。但事实并非如此。奥斯特是一个“自然哲学”派科学家，相信光、电、磁都是统一自然力的不同形式，相信电和磁之间有相互作用。从这一哲学信念出发，他长期坚持探索这种相互作用，从而才能用“有准备的头脑”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
范式的这种作用，使科学成为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活动。所谓“理性”，无非是指人的活动的目的性，人的自觉能动作用。正是范式的世界观作用给科学发展规定了一定的目标，使科学成为理性事业。
范式的作用是二重的。它解放了思想，也束缚了思想；打开了新的思路，又把人们限制在这一条思路上。在库恩看来，这正是范式的本质：它不是漫无边际的哲学思辨，而是具体指明方向的行动指南。它的特点和优点也正在这里：
正是这些因信仰范式而产生的限制，对科学的发展却成为不可缺少
的。正由于集中注意狭小范围中比较深奥的问题，范式会迫使科学家仔细
而深入地研究自然界的某一部分，否则就不能想象。[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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