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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峻坡《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

日期:1980/10/01|点击:3282

最近,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讲话中,讲了制订长远规划的问题。他说:制订长远规划是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要前提。近几个月来,本市有些部门也在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这个总题目,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讨论上海的发展方向,酝酿制订长期规划。我觉得,要探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首先必须弄清上海的现状。

据我了解,上海在经济上至少有十个全国“第一”:

一、工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强,产值之大,居全国各省市第一位;

二、出口总产值占全国四分之一强,其中本市产品占60%,创汇之多,居全国第一位;

三、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上缴国家税利占中央财政支出三分之一,上缴之多,居全国第一位;

四、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79年为30013元,高于全国各省市平均数1.5倍以上,居全国第一位;

五、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1979年全市平均63.73元,为全国平均数的四倍,居全国第一位;

六、工业资金周转率为69.5天,周转之快,为全国大城市的第一位;

七、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国民生产总值,1979年为1590美元,生产水平之高,居全国第一位;

八、能源有效利用率,1979年为33%,高于全国平均28%的水平,居全国第一位;

九、商品调拨量,上海商业部门调往各地的日用工业品占全国调拨量的45%,居全国第一位;

十、输送技术力量,解放以来上海迁往内地的工厂300多家,并通过其他各种途径,输送技术人员、技术工人100万人,居全国首位。

 

上海也有全国“倒数第一”的,其中主要有这五项:

一、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城市人口密度之大,为全国之“最”;

二、建筑密度高达56%,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拥有道路仅1.57平方米,绿化面积仅0.47平方米(像一张《解放日报》那么大)。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市之“最”;

三、上海市区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居住面积为4.3平方米(包括棚户、简屋、阁楼在内),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有918000多户(其中困难户、结婚户、特困户、外地调沪无房户共69000多户),占全市户数50%左右,缺房户比重之大,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四、上海平均每万辆车一年死亡人数为42.5人,车辆事故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五、由于三废污染严重,上海市区癌症发病率之高为全国城市之“最”。

 

十个全国第一和五个全国倒数第一,在上海同时并存,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上海在取得重大进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出现了不少矛盾。主要是综合平衡遭到了破坏,比例失调相当突出。由于长时期来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上海在经济上的发展极不正常,已形成“畸形状态”。具体表现在:

重生产,轻消费。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重视和抓好生产,对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三十年来,上海在工业生产方面,总是一马当先,名列前茅;而在城市建设方面,却是“老牛拖车”,一直落后,从而形成“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其所以会这样,同过去片面理解“将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有关。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总认为只要抓生产这一头,不管消费那一头,城市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变成生产的城市,城市也就改造好了。这是歪曲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显然是错误的。错误之一是,把消费的积极作用轻易否定了。生产决定消费,反过来消费又影响生产。“消费创造新的生产需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那种认为积累、生产是积极因素,消费、生活是消极因素;抓生产天经地义,抓消费可有可无的看法和做法,都是左倾思想在经济上的反映。错误之二是,把消费的概念任意扩大了。如把教育、科技这些发展新的生产力的部门,看成是“消费”;把商业服务业这些担当社会主义流通任务的第三产业,也当作是“消费”;至于明明都是属于生产范畴的城市建设,像交通设施、环境保护设施、劳动保护设施等等,因为要花钱,也被划为“消费”这一档。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放松“消费”,去建设“纯粹”的生产城市,务必造成今天的城市拥挤,住房紧张,三废严重,交通阻塞等等,对人民生活欠账累累,使生产发展增加重重困难。这些都是离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生产而生产”的产物。

重挖潜,轻改造。上海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充分挖掘潜力,是完全应当的。三十年来,上海工业生产增长25倍,基本上就在市区这141平方公里的“螺蛳壳里做道场”,主要依靠95%以上的老企业、老厂房、老设备挖潜力。长时期来,许多老企业一直用简单再生产的“本钱”,一再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要求。于是只好大挖潜力,硬挖潜力。事物的发展都有个限度,超越了这个界限,就会走向反面。以工业生产来说,生产一再发展,就发展到马路上去了(马路仓库、马路工厂);厂房不断扩建,就扩充到居民当中去了;设备尽量利用,不少已“超负荷运转”、“带病运转”,达到了硬拼硬上的程度;场地充分挖掘,把托儿所、食堂、厕所也挖掉了。群众反映:“真是挖到骨子里了。”像这样不给补偿地一味“充分利用”,挖潜不已,结果只能使这个老基地“操劳过度”,“消耗殆尽”,一个先进的城市就可能向后进转化。

重速度,轻效果。三十年来,上海工业平均每年以11.3%的增长速度前进,超过了全国的水平。像这样一个基数比较大、新建扩建企业比较少的老基地,始终保持高速前进,是很不容易的。但单纯追求速度,容易丢掉综合平衡,结果实效并不好。上海从一个企业、一个行业来说,生产发展速度不低,效果也不差;然而从全市来看,各行各业一齐上马,全面发展,虽然产值搞上去了,速度搞上去了,但能源越来越紧张,原材料不足的困难越来越大,城市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全面的经济效果并不好,整个的社会效果也不好。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三十年来发展生产的速度很快,改善人民生活的步子很慢,这种速度同效果的脱节,手段和目的的分离,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重积累,轻补偿。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一定要有全局观念,要向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三十年来,上海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固定资产净值的25倍;近几年来,几乎是一年上交一个上海。这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光荣,今后还应继续发扬这种为国家多做贡献的精神。但是,由于过去国家财政统收统支,越是生产先进、积累较多的地方,往往是国家给的投资越少,补偿也不足。三十年中,国家给上海的基本建设投资约占上缴的7.38%,数量甚少,弥补不了生产消耗。在基本建设投资中,非生产性投资仅占上缴的1.23%。城市欠债越来越多,上海一直在老化。在贯彻八字方针中,就国家来说,有个调整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问题;就上海来说,也有个调整上缴和补偿的比例关系,以及留有一定地方财政,解决上海地方上最紧迫需要的问题。

由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形成了畸形发展的状态。上海在经济上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在实力上却是个“健康欠佳”的病人。上海原先缺能源、缺资源,先天上面有“贫血症”;之后“操劳过度”,患了“乏力症”;特别是由于后天长期失调,营养不良,患了“膨胀病”。

出现这个“畸形状态”,不能一味埋怨历史。确实,解放前,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在上海统治、掠夺、剥削了一百多年,留给我们是个“畸形发展”的“烂摊子”。但是当时的畸形,是半殖民地经济的产物,而今天,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左倾思想影响而造成的另一种“畸形”,和过去不是一回事了。我们也不能老是停留在谴责“四人帮”上面。“四人帮”在上海横行十年,带来的损失确实很大,造成的创伤也来不及医治。但是这种畸形由来已久,并非从“四人帮”始。看来,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补课,左倾思想在政治理想战线上的市场已大为缩小。但是在经济战线上,由于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未充分展开,左倾思想的流毒还比较严重。我们对此且不能低估。上海要健康地发展,一定要进一步肃清左倾思想的流毒。

面对十个全国第一和五个全国倒数第一,怎么办?这涉及到上海今后建设的方向问题。上海是祖国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生产建设这条腿那么长,城市建设这条腿又那么短,怎么能在四化征途上阔步前进呢?看来,要进行调整和改造,把失调现象调整过来,在调整中前进;把畸形状态改造过来,从改造中提高。老基地好比老母鸡,不能杀鸡取蛋,而应当养鸡生蛋,如今“老母鸡”已经生了三十一年的蛋,毕竟有点“乏力”,需要有所“休整”,一旦调养好了,一定能下更多更大的蛋。我们相信,在党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指引下,把上海的调整改造搞好,上海一定会改变几个全国倒数第一的局面,创造更多的全国第一的纪录,为四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于《解放日报》1980103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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