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末的一天，接到姜卫红老师的电话，说院工会组织了一个文学社，邀我一同参加活动。工会组织的活动，总是令人十分愉快的，我随口问姜老师都有哪些参加者。姜老师只报了几个，便难为了我，谢京辉副院长、叶辛、王周生、沈开艳、黄凯锋、徐清泉等等，非师即长，我一个小字辈如何能忝列其间？于是当即婉言谢绝。姜卫红老师笑道：“文学活动可不分尊卑长幼，都是文学爱好者，一起参加吧。”难拂姜老师的好意，我只好应允，但心中实是一阵窃喜，乐得叨陪末座。
活动那天，我早早来到粤珍轩。服务员带我七弯八绕，一直走到繁华深处，忽的豁然开朗，原来是在粤珍轩尽头一间临窗的轩敞之中，六月的夜晚姗姗来迟，天末斜阳依然射出万丈的光芒。落地窗外，远处，延安路两边高楼广厦林立，玻璃幕墙映着余晖，照得人心里有一种略带凉意的暖；近处，淮海路这边是一排低矮的老房子，青砖黛瓦，有如静好的岁月。下班时间，高架上已是车水马龙，淮海路亦华灯初上。这个都市的昨天与今天，似都呈现于窗外的景致之中。这样一个活动场所的选定，可谓匠心独运，俨然已有意味其间。
院工会徐霖恩主席和王英老师已经到了，其他嘉宾也陆续准时到达。首次活动从“舌尖上的中国”开始，是甚合古以来的文人传统的，君不见多少流芳之作皆成于酒席宴饮之上，譬如王羲之《兰亭集序》、王勃之《滕王阁序》、李白之《春夜宴桃李园序》等，不甚枚举。“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宛在眼前。大家围坐一周，无论新朋旧友，皆相见甚欢。
徐主席举杯宣布活动开始，谢院长首先致辞。谢院长平易近人，尚未开口，气氛便十分祥和轻松。他环视一周，笑言这是一次圆满的活动。果然，座无虚席，自然圆满。笑容可掬的叶辛老师开玩笑说，自从中央要加大文化发展之后，成立文学社成为一种潮流。众皆笑。然而社科院成立文学社毫无造作之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社科人的文化担当何在？如果不仅擅长理性思考，还有游刃从容的笔墨，既可上达天听，又可下启黎民，方才是大功德，方是学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言过三巡，大家开始觥筹交错，老朋友话短长，新朋友留下美好的印象。
这边王周生老师一颗济世之心，最让我感佩。微博上的王老师对社会民生十分关注，时有“惊人之语”，正是文化人应当有的忧思与担当。王周生老师身旁坐着刘轶老师，刘老师不仅做文化研究，还是年轻的小说家，一位甚有才气的新锐作家；黄凯峰和沈开艳两位老师是社科院女研究员中的佼佼者，她们学问做得好，文采亦然。曾听过两次黄凯峰老师的会议发言，的确旁征博引，文思泉涌，让我一度惊诧一位做哲学研究的女学者的文学素养，不知这与她硕士攻读美学专业的积淀是否有关。董德兴老师剔着“酷酷”的光头，虽然他是文学所的老师，可惜我去所念书较晚，未能遇见，好在今日幸会。孙琴安先生是我的导师，老师现代诗与古体诗皆信手拈来。姜卫红老师不是科班出身，但是这“野狐禅”反而成就了他的视界，他的视野极开阔，勤奋地炼就了十八般武艺。徐清泉老师曾是我的领导，虽温和低调，却是才艺压身。且不说他的学术研究早取得丰硕成果，单是他几年前为我版面创作的“鼠标画”，至今脍炙人口。徐清泉老师身旁是文学所的董如龙老师，董老师是文学所的老人，口碑数十年如一日的好。为文先为人，董老师参加文学社的活动，恰如其分。行政处的田老师此刻已经微醺，他身上颇有侠风，快人快语，性情中人。其旁的王泠一博士则相对深沉些，话不多，只是静静品酒。酒是文学的催化剂，王博士此刻或许在酝酿新的篇章。王博士曾几次不吝赐稿给我负责的版面，对于他的文字，我略知一二，说他是有思想的写作者应该是不为过的。
由作家梁晓声编剧的电视连续剧《知青》正在热播，知青的话题也自然成为席中的一道“佐餐”。以知青题材著名的作家叶辛深情地回忆曾经插队落户的贵州贫困地区，座中诸人无不默然深思，杯酒入怀，众又各抒己见，历史与社会，弱势群体……在这些具有责任感的学者心中，已然烙下了痕迹。《凤凰周刊》上曾发过这样一段话：“在强弱贫富的利益博弈中，知识分子应该选择站在弱势群体一边。通过公共舆论的介入，改变具体博弈点上的力量对比，改善弱势群体无力自保的境况，使他们拥有一定自保能力，减少所受侵害。知识分子与公共舆论的这种介入，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而在座的各位学者，不正是秉持了这样的操守和立场吗？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文学与社科研究，共同的目的都是在思想上改造人，进而影响生活、影响社会，推动人类的社会生活不断向前发展、进步。是日，时维六月，恰值芒种。这个节气，一则“东风染尽三千顷，折鹭飞来无处停”，草木郁郁葱葱，生机无限；二则，辛勤而充实，座中皆以社科的精深睿智，包容人文的情思与社会关怀。社科院芒种之夜的文学会，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