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五十五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院工会举办了“影像社科五十五年”的“老照片”展览。“老照片”上反映的那些人与事，尽管有的己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仍然很有意义。“老照片”上寄深情。原院部的那大草坪、大樟树、旗杆、韬奋楼、东风楼和那老领导、老专家学者 … … 令人思念、怀念和难忘！
“旗杆”：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
这时一声口哨，全校师生涌到升旗仪式的广场，把几个美国人团团围住。在广大人民群众无比愤怒的强大威力下，他们一个个退走了。接着，全校师生召开大会，宣布全面罢课。会后，不到两小时，学生走了，教师走了，工友们走了。全校只留下几个美国人看大门 … … 那天的升旗仪式，中国旗没有能升上去，美国旗也降下来了。而那根中国旗的旗杆从草坪上拔出来送到仓库保存。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了。那根保存在仓库的旗杆也得到新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和教师把这根旗杆从仓库里抬出来，加以修整、油漆，并重新竖立在大草坪上。那旗杆上挂的，不是星条旗，也不是旧中国的旗，而是胜利了的中国人民自己的五星红旗，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为了纪念
大樟树的故事
在原院部大草坪上的大樟树，是全市最大、最古老的香樟树。它占地比一个篮球场地还有大，栽植年代无从查证。大樟树一年四季绿叶繁茂，是全院一大景点。平时如有客人来院，他们办完事都要到大樟树下走走，欣赏大樟树、大草坪的景色。本院师生职工在学习、工作之余也总是喜欢到大樟树下走走、看看。大樟树下常常是摆满桌椅，不是开小组会、座谈会，就是安排什么活动。如游戏、唱歌、摄影、拉小提琴、写生等。人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在当时，这棵大树对我们说来何止是“乘凉”，几乎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
1958 年前后，社会上掀起了“打麻雀，灭蚊蝇和老鼠”的除“四害”热潮。一到下午四、五点钟，课外活动时间，许多同学把小蚊帐拿到大樟树下，二个人一组各人用手拉开小蚊帐的门，在大樟树下来回奔跑几次，空中飞舞的小蚊蝇就被拉网在小蚊帐内。那时，在大樟树下，在大草坪上，你可以看见白白的一片来回奔跑的“彩云”，很有意思。同学们说，这样既可灭蚊蝇，又可跑跑步，锻炼身体，一举两得！（见图片）
有一天下午，华东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姚力同志，在大樟树下来回走动。他看见我，即向我招手，我上前问他有什么事，他笑着说，没有什么事。随即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写了一首小诗 《 打麻雀 》 ：
麻雀，
你这个坏家伙，
你把我们劳动人民的果实，
糟蹋、吃掉！
今天，我们全上海市的人民，
要同你算总账！
你啊！
有再大的本领，
也逃不出我们的巨掌，
我们一定慢慢地把你捉住、打掉！
........
我看了这首小诗，提不出什么意见。只觉得打麻雀是在特定时间、条件下，对特定的事物所采取的特别行动。打麻雀，除四害，无可非议。于是，过几天，这首小诗刊登在华东政法的院刊上。后来， 《 新民晚报 》 也转载了。
1949 年，姚力同志先后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杭州市副市长。 1952 年调任国务院警卫处长。 1954 年，日内瓦万隆会议即将召开时，姚力同志作为周总理办公室派出的先遣人员和外交部礼宾司韩叙处长以及一位副官的爱人一共三人，先期抵达日内瓦做好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的一切准备工作，特别要做好护卫周总理的安全工作，保证万无一失，绝对安全。姚力同志的这项重要任务完成后，于 1957 年调到上海，担任华东政法学院党委书记。 1958 年，政法、财经等合并成立上海社科院后，他先后担任上海高教局长，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文革”期间，全家去了黑龙江插队落户，当农民。1973年，高校恢复招生，周总理亲自点将，调姚力同志到北京，任高教部负责人。后来，他又回到杭州市担任浙江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直到离休。回想 1957 年他任华东政法学院党委书记时，他的办公室和宿舍，就在大草坪、大樟树旁边的 8 号楼，他一有空或有北京来的客人，就陪他们在大樟树下走走，照相，谈笑风生不断，现在姚力同志己经是 90 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他心情舒畅，天天锻炼，做广播操，身体很好，我们祝他健康、长寿。
再来说说大樟树的命运。 1960 年自然灾害时，这棵大樟树的叶子开始发黄，有关部门分析，大樟树年龄太大了，可能缺乏养料，于是挖开树根开始施肥。哪里知道，施肥后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树上的叶子，一天天枯萎了，走势不佳。那时，正是自然灾害严重的时期，副食品和肉类供应紧张。据说是有人建议把这棵将要死去的大樟树，给了上海市有关部门换到数千斤带鱼，给食堂改善职工伙食。就这样，这棵古老的大樟树成了自然灾害的“牺牲品”，现在想想，真使人留恋、婉惜！
锻炼人的“小高炉”
1958 年上海社科院成立后，根据社科院“是学院，又是科学院”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精神，在院党委统一安排下，有一部分师生去本市工厂半工半读（教）；有一部分师生下农村（嘉定和南通）半耕半读（教）；还有一部分科研人员分期分批下郊区农村劳动锻炼。使人非常敬佩的，当时的老院长雷经天、老书记李培南和师生一起到南通和嘉定参加教学和调查研究活动，对师生有很大的鼓舞和影响。为适应分散教学和沟通半工半读（教）、半耕半读（教）以及科研人员下农村劳动锻炼等方面的情况，院党委研究决定在原政法、财经院刊编辑室的基础上，成立上海社科院院刊编辑委员会，出版院刊 《 小高炉 》 。刊名是由副院长、经济学家姚耐提出和书写的。他说，刊名定为 《 小高炉 》 ，反映了大炼钢铁的时代气息，我们的 《 小高炉 》 是锻炼人的熔炉嘛！ 《 小高炉 》 的“小”有谦虚的含义，我们办事情谦虚一点好！院党委书记李培南说： 《 小高炉 》 是全院师生和科研人员锻炼的“大熔炉”！通过 《 小高炉 》 可以把我们锻炼、培育成有用之才，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希望大家积极投稿，一定要把 《 小高炉 》 办好！
在院党委、院领导大力支持下， 《 小高炉 》 于 1958 年 10 月出版第 1 期。这一期的发刊词说，我院成立以来，正在大力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全院师生纷纷深入农村、工厂，进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小高炉”就在这种形势下，正在投入“生产”了。它的任务是：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与交流全院各方面工作、学习和教学科研的经验。它的诞生，希望能在今后的教学、科学研究中起促进作用。
《 小高炉 》 是全院师生员工锻炼的熔炉，它诞生后得到全院师生员工的欢迎和支持。最可贵的是我们的老书记李培南、申玉洁、老院长雷经天、姚耐和各研究所、系领导奚原、徐崙、徐锦田、唐文章、袁成瑞、杨峰、顾理、周友珊、李光民、朱崇儒以及著名专家、教授孙怀仁、邹依仁、王惟中、贾宏宇、杨宽、李鸿寿、傅季重、桂世柞、娄尔行、何海晏、顾维熊、陈锡襄、史惠康、唐如尧、
李志远、杨惠、唐传泗、胡监美、汪锡、马伯煌、李湘、徐正旦、关可贵、席克正等亲自提笔为 《 小高炉 》 写稿。有的还写了三四篇。极大地丰富了刊物的内容，提高了刊物质量。现在这些领导同志和老专家、教授，大部分都年事己高，有的离开人世多年，但他们那美好的形象，那亲切的教诲，那刚毅、勤劳的品格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那高尚的道德情操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类、热爱大自然，热爱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热爱新生事物的精神，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令人怀念、令人钦佩，并鼓舞着我们努力工作、学习，不断克服困难，开拓奋进！
《小高炉》从 1958 年 10 月至 1960 年 10 月，共出版 27 期。内容包括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科学研究的方针；总结下工厂、农村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参加生产劳动和学习的心得体会；改进教学、科研、学习方法，提高教学、科研、学习质量的情况介绍。那时，我刚从学校毕业，年纪较轻，精力比较旺盛。每两星期，奔走于上海、嘉定、南通之间。走出去时，将刊物送到工厂、农村的老师、同学手上；回来时，将师生们稿件带回编辑部。编辑部在屠听泉、蒋照义等同志精心安排下，写稿、改稿、编稿、设计、摄影、校对、发行，大家分工合作，碰到困难，大家想办法克服，没有什么思想负担和忧虑。今天回想起来，最值得高兴的是，在当年，通过《小高炉》的各种活动，涌现出了一批写搞的积极分子。如邵传烈、赵元三、沈铭贤、邓伟志、戴秉然、彭恩祯、黄汉民、高振农、徐堑、王之璋、张华金、孙纪成、孙乐英、尤俊意、范学仁、张启明、火存福等。他们平时学习刻苦、认真，思想敏锐，有活力，文笔比较活泼；他们热情诚恳，积极支持编辑部工作。我从他们来稿中学到和吸取了养料和新鲜东西。如写作知识、经验、方法等。我们从那时起就建立和保持着浓厚友谊。如果我的工作学习有一点进步的话，都与他们的帮助分不开的。如今在他们中间，有的己经是名人，或专家学者，或学科的领头人，或有关部门的领导了。我要继续向他们学习、请教。我感谢他们，永远记着他们，不会忘记他们！
争创人生的“第二春天”
“老照片”是社科院学生和青年研究人员成长的记录，也是教学和科研人员工作的缩影。看了“老照片”展览，不能不使我想起，我曾前后三次进社科院的情景：第一次，是 1958 年从政法学院合并成立到社科院；第二次，是 1963 年，从华东理论研究班提前毕业（已读了三年）调回社科院；第三次，是 1979 年社科院恢复后，从市委研究室调回社科院，直到退休至今。回想 1958 年初进社科院时，我还是一个 20 出头的年轻小伙，后来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社科院，与社科院有不解之缘！现在我己经是七老八十的老人了！人生短促，时间无情啊！
然而，我没有虚度时光，也并不悔恨。我在科社院的日日夜夜，还是很幸福的。多少政治运动走过来了，“文化大革命”也过去了。我初进社科院时，在院刊编辑室编 《 小高炉 》 ，后来一直在信息所综合研究室编 《 学术界幼志 》 和在新学科研究中心，从事新学科理论、方法论及其应用研究。几十年来，在领导和同志们帮助下做了一些工作，也出了一些成果。如编辑、撰写出版了：当代新学科手册（ 1985 ）、当代中国社科手册（ 1985 ）、世界新学科总览（ 1985 ）、当代新方法 ( 1988 ）、当代新术语（ 1990 ）、现代能力导向（ 1994 ）、新学科辞海 ( 1994 ）、上海社会科学 15 年（ 1996 ）、21 世纪世界预测（ 1996 ）、 21 世纪的选择：中国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01 ）、国外环保概览 ( 2002 ）、世纪环保广场（ 2003 ）、客家趣闻（ 2004 ）、新学科· 新亮点· 新探索（ 2006 ）、科学生死面面观（ 2007 ）、世博与环保（ 2010 ）、新学科·新视野（ 2010 ）、生命·读书·爱情（ 2012 ）、客家文化探秘 ( 2013 ）和做人·社交·礼仪（待出版）等 30 余部书（其中有部分在退休前出版的是合著）。此外，撰写学术论文百余篇。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学术研究是无限的。出于学术研究工作的社会责任，我愿将自己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学术研究中去。欧洲老年问题研究者说：青少年是第一人生；在工作岗位上的中青壮年，年轻力壮、精力旺盛，是第二人生；而从工作第一线退下的人们是第三人生。法国前总理德斯坦说：“第三人生有权利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始终保持充实的生活感”。人的晚年并不是人生的“尾声”，而是可以创造新价值的人生的“第二春天”。我决心在今后有生之年，继续努力学习，坚持以学术研究为本，争取创造人生的“第二春天”。
作者：李良美（本院信息所 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