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扎实做好今年经济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唯有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准绳，才能更好吸引和集聚海内外企业，充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和内在潜力，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新成效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新贡献。全国两会上，围绕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三个维度，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释放市场活力
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要为经营主体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和服务，不断释放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许多代表委员提到，营商环境好不好，评价权应在广大经营主体手中。因此，制定出台的政策要能切切实实帮助经营主体解决具体的问题和困难。
“从经营主体的视角看，这些年，全国各地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全国人大代表、威达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桐宇说。“但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许多企业遇到了困难。政府要找到准确的发力点，更贴近企业的真实需求，更好地服务支撑企业转型、发展。”
周桐宇认为，新兴产业起步发展、产业集群的打造，需要更大力度的支持政策。她着重提到，对民营孵化器、产业园的支持仍有所欠缺。“民营的孵化团队与初创企业间有着天然的关联，他们的发展逻辑、话语体系都是相通的。”周桐宇说，“如果能帮民营园区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扶持起更多的民营园区，将有助于催生一批优质的科创企业。”
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主席蒋颖在过去一年的调研走访中发现，近年来中国在科研领域的投入虽然持续增加，但是科技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还不够显著。
在蒋颖看来，创新体系的运转效率不高是主要原因，其中，市场主体的功能不足是关键因素。她建议，政府引导基金应起到更充分的带动作用，带动社会风险投资加大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投资支持力度，为中小企业的可持续研发增添动能；金融监管部门要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持续完善企业上市、企业间收并购管理办法、优化社会资本的市场化退出渠道。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提到，近年来全球陆续出现“科技回归都市”的趋势，上海等地应着力提升科创人才竞争力排名、劳动生产率、经济密度等指标，加强基础研究策源能力；推动中心城区和郊区优势互补，把发展落差的“势能”转变为协同发展的“动能”，为科技企业和科技人才构建适宜生长的环境。
法治稳定预期
多位来自企业界的代表委员提出，经营主体期待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营造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法治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煜说，“为贯彻落实总书记‘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的重要指示，必须加快为民营经济立法，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稳定民营经济信心等方面的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及经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方式固定下来，发挥法律具备的稳定性、长期性和执行力，为企业树信心、立恒心。”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合伙人吕红兵等同样关注民营经济立法的议题。他们都提到，高质量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首先要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
樊芸说，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中，有时会出现国有企业“高高在上”、民营企业“低人一等”的误解。“应当消除这样的错误观念，从立法到机制，建立一个包容、宽松的发展环境，真正做到平等对待各类经济主体。”
吕红兵则表示，要关注平等准入问题，特别是在公共资源交易，例如政府采购、招投标、土地及矿产权出让以及国资民资混改等方面，不设门槛，解决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的“玻璃门”问题；禁止限制竞争及垄断行为，对于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提出要求、作出规范，解决民营企业市场竞争的“旋转门”问题。
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的一致性、协同性、可预期性，也是法治化环境的重要评价标准。蒋颖建议，主管部门对较为宽泛的法律法规表述作出更细化、易操作的规定，减少和避免地方政府的扩大解释；同时，加快更新相关司法解释，加大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发布力度，明确标准尺度，从而提升法律法规执行的全国一致性。
对接国际规则
为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国际核心竞争力，吸引海内外一流企业、一流人才，更好配置全球要素资源，还要加强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如果在规则、标准的层面与国际通行标准‘对标不足’、缺乏‘接口’、无法融入的话，既削弱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会削弱自主制度创新的成效。”全国政协委员、东亚银行联席行政总裁李民斌说。
他建议，须重视国际规则、国际惯例在国内具体司法案例中的应用及统一性，也希望能让外资有更多机会主动参与规则完善和政策制定的过程，“可考虑建立基于互联网统合的信息共享和交流平台。”
在王煜看来，近年来，以《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核心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体系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但在国际商事仲裁方面，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和欧美成熟的法律体系相比较，缺少一些专业领域细分行业的法规条文，亟待完善。王煜表示，上海应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围绕“五个中心”建设进一步加强相关专业领域的法规体系建设，设置更多专业法庭、仲裁庭，争取和树立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