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常务会议28日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让几乎所有关心温州前途的人士感到欢欣鼓舞。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国际主要新闻机构迅速发表肯定性评论，海外华侨资本的主要代表人物也纷纷表示了乐观的预期。
长期以来，没有资源条件的温州一直以自主改革、自我创新为旗帜，自豪地站立在民营经济发展的潮头。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会有市场”，也一度成为开拓活力的人格象征。30多年的时间，温州诞生了我国最大规模的企业家群体。这一群体，在创造巨额民间财富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相对偏执的发展性格和“投资”习惯。他们很少主动呼应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战略，但都普遍热衷于“穿越禁区”、“打擦边球”。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仿佛没有可以羁绊他们发展的障碍；欧洲各地的华商会主角是他们，就是烽火还未完全平息的伊拉克、利比亚等地都会出现他们的身影。
然而，是资本经营者就必须遵循发展规律，非理性冲动带来的只能是“苦果”。“炒楼”、“炒煤”、“炒棉花”受到政策性的遏制之后，民间“高息揽储”、“高息放贷”成为温州经济的常态，“地下钱庄”的活力似乎无所不能。但是，整个低迷的国际经济背景并不允许——在外贸订单和利润萎缩的前提下对实体企业“高息放贷”。于是，老板“跑路”和吴英案一度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因此，开展金融综合改革，切实解决“民间资金阳光化”等温州经济转型中“绕不开的坎”，提升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动力，不仅对温州和浙江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华东地区的发展景气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能够防范金融风险。
就温州一地而言，其发展的资源是有限的，其发展的智慧也是有限的。而此番国务院常务会议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确定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主要任务，就是集中了全国的智慧成果来助推温州的转型发展；在我看来，这样的“对症下药”比调度多少资金直接“救市”的呼声要高明得多。因为，病根不明的话，投入再多的资金“入市”、“救市”，都会被“黑洞”吞没并产生资金抽离性外逃。
现在，国家层面为温州金融改革设计了符合需求实际、兼顾历史积累的发展蓝图。预计经过三年左右的探索，随着“地下钱庄”逐步升级为新型金融组织，温州会走出一条解放金融生产力的新路。而浙江省同步设计了一些地方配套措施，也是具有经济刺激意义的。如最近，浙江省公布“深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就小贷公司的准入条件、资金来源渠道、规范管理等作适度放宽。这一浙江版的“小贷新政”扩大了小贷企业的融资比例，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小贷公司开展资金批发与小额贷款零售业务合作，对坚持服务“三农”和小企业的优秀小贷公司融资比例放宽到资本净额的100%。这样，小贷公司资金来源渠道将进一步多元化，困扰小贷公司资金来源渠道有限的难题有望缓解。（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