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 首页 > 正文
  
当代中国的国家主义及其根源

 日期: 2015/5/25  | 点击: 9777  
摘要:

国家主义把国家看作是人类的最高群体,坚持国家和国家利益至上,主张国家的统一、稳定与秩序优先于民主和自由,认为个人必须绝对服从于国家,甚至为了国家利益应当作出无条件的牺牲。



正文:
国家主义学说的大致轮廓



谈到国家主义,大家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于近代西方的国家主义思潮即已传入中国,并被作为救国救民的一种学说而应用于改造中国的政治实践。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人的名字和当时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紧密相连,并有了以他们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或称“醒狮派”、“中国青年党”),其政治影响堪与当时的国共两党鼎足而立。

然而,究竟何谓国家主义?为此,笔者专门查找了一些权威性的辞书,如1992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1999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2002年版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等,但是书中均无“国家主义”的词条。虽然在一些哲学辞书中有此词条,但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例如,在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中指出了国家主义的理论渊源,它在“理论上推崇德国费希特、意大利加富尔的国家主义,否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原苏联学者N·T·弗罗洛夫主编的《哲学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对国家主义所可能产生的历史作用作了描述:“国家积极干预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认为“只有国家才能充当经济发展的动力,才能保证生产的现代化,才能克服民族的分散、种族的分立和单独行动的倾向,只有国家才能保障民族的统一和增强国家的独立”。但是,这一解释只是看到了国家主义的积极作用,而对其弊端却没有涉及。《辞海》[哲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认为,国家主义“对内企图用‘国家至上’的口号取消阶级的奴役,对外宣传民族优越论”,“甚至用‘保卫祖国’的名义叫嚣侵略战争”。这一解释其实和法西斯主义的特征并无二致。张弓长等主编的《哲学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王连法等主编的《简明哲学应用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等只是以“中国青年党”的历史来解释“国家主义”。

造成国家主义缺乏精确定义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国家”本身的复杂性,而且它又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等不同层面的观念纠缠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国家主义作出精确定义的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上述的解释中探寻到关于国家主义的大致轮廓。

概括地说,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潮,国家主义把国家看作是人类的最高群体,坚持国家和国家利益至上,主张国家的统一、稳定与秩序优先于民主和自由,鼓吹个人必须服从、忠诚和服务于国家,甚至为了国家和国家利益应作出无条件的牺牲。



国家主义思潮何以出现?



20世纪初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国家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就在于要在国民中树立起政治国家的观念,并为保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而努力。国家主义派领袖曾琦以“内不统一、外不独立”为论据加以概括。他指出,只有国家主义才能“使国民明了国家根本立足点之所在,使全国国民尽能透彻了解国家主义之真意而信仰之;对外则有一致抵抗之勇气,夫然后可以永保我国之独立与自由”。

那么,在当前的中国为什么又会出现国家主义政治思潮呢?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不妨继续按照曾琦的思路来思考。也就是说,当下中国出现国家主义政治思潮的原因,仍然包括内与外两个方面。

一是外部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融入世界,主动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的过程。在今天,“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开放之初的那种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拒斥态度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中国的开放程度、中国人的开放心态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开放改变了中国,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然而,不能不看到开放背后的另一面,就是在开放过程中,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技术、资金和观念等方面的过度依赖,不仅使得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也使得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同时,中国在开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国民心态也有了大幅度的跃升。20世纪后期到目前,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意识逐渐淡出,而 “亚洲世纪”、“环太平洋世纪”甚至“中国世纪”的国民意识日益凸显。然而,中国在不少领域还受制于人,尤其在外交领域还有一种被欺负的强烈感受,例如,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钓鱼岛问题等,就时常触发国内民众敏感的神经,以至于在民众中间形成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并采取强硬外交路线的强烈愿望。

于是,一方面,“中国崛起”成为全国上下共同构筑起来的理想目标;另一方面,不利于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始终存在着,双重的纠结造成了对更强大国家的呼唤,也成为了滋生国家主义的温床。

通常情况下,国家主义常常倚重于民族主义,并使其为之服务,成为国家赖以表达和实现意志的天然工具。因此,在这一点上,国家主义思潮的形成便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民族主义的因素,两者就像孪生兄弟一般难分你我。当前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在这方面的表现是较为明显的。需要说明的是,在极端情况下,国家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还会转化为民粹主义。这是目前应当予以警惕的。

二是内部原因。

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的实施和推进的历程就是国家对社会(包括个人)控制松动的过程。一方面,正是伴随着这种松动,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改革带来的最大、最为激励国人的成果。

然而,另一方面,改革30多年来,在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背后,却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现象,社会纵向流动的空间日益狭窄,因此,在不少人中间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某些人的社会心态经历了从羡慕到嫉妒、再到不满、再到怨恨的变迁,而且怨恨的层级也从初期指向暴发户、官员个体,开始转向制度和价值。《人民日报》在2011年4~5月,接连发表了5篇关于社会心态方面的评论员文章,即对严重的社会戾气等不良社会心态表达了关注。不良的社会心态又进一步酿造了诸如不信任、不宽容、道德失范等不良的社会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诱发中国社会秩序不稳的重要因素。

所以,对当前的中国,不仅需要发展,而且需要发展之下的秩序。因为如果社会不稳定,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受到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此有深刻的体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不仅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而且多次强调中央要有权威,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进入21世纪,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和谐同样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主要政治议题。与此同时,民众也不希望社会发生动荡和不稳,对社会稳定和树立强大的中央权威也有渴求。于是,内部稳定秩序的追求就成为国家主义形成的重要条件。

既要发展,又要秩序和权威,更要有秩序和权威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当前中国的国家主义又是和权威主义紧密相连的,以至于有时候很难对它们作出明确的划分。

总之,任何一种思潮都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国家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有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的契合度。它强调国家至上、稳定与秩序优先,实际上正是对目前出现的国家安全需要维护、社会政治秩序需要维稳的一种反应。因此,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实践的国家主义,严格来说并不具有学术上的意义,因为这一思潮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策略和政治实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文字: | 图片: | 编辑:  

返回顶部
打印文章预览
Copyright©2015    上海社会科学院版权所有    沪ICP备10019589号    联系我们
总部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  邮编:200020  |  电话:86-21-53060606         分部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  |  邮编:200235  |  电话:86-21-64862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