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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绛:学长有坐冷板凳的习惯

 日期: 2015/9/30  | 点击: 10246  

 

我就读于圣约翰大学时,张仲礼已前往华盛顿大学进行中国绅士的研究,所以未曾谋面,直到张仲礼1958年回国,我进入上海经济研究所任职,我们两位校友才见面并且在同一个研究小组共事长达8年之久,也开始了我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友谊。

张仲礼在学术上谦逊温和的态度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很多学者都有许多的思想理论,可谓百家争鸣。而学者最大的弊病在于难以容忍与自己想法观点相违背的理论,必会据理力争直到分出高下,有的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张仲礼允许他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哪怕与自己意见相左也不会疾言厉色,而是共同探讨探讨,相互切磋。

刚回国,对中国的形势还不甚了解,尚未适应周边环境,张仲礼做事低调而且谨慎。上海经济研究所每周都会组织大家讨论发言,汇报思想。每一次张仲礼都会事先准备好发言稿, 那不是简单的发言提纲,而是一份发言稿件。

对发言如此,对于自己的工作张仲礼更是热爱。他从不计较工作种类,高低贵贱他都欣然接受。当时经济研究所承担了多个项目的研究,包括英美烟草公司的档案研究、外滩沙逊洋行史料整理、高桥的石油基地学术研究。每一项任务都需要走很多路前往,然后面对一整箱一整箱堆满灰尘的史料开始长达数日之久的资料整理记录。整天的工作就是记录、查阅、再记录的无限反复。我觉得这是十分无聊的一件事情。可是张仲礼说过:“要有坐冷板凳的习惯”,这句话道出了所有做学问的人心静沉稳对待研究的奥秘。或许这样的工作是无聊的,在我们眼中只是记录资料然后汇集成册的大容量工作。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于以后相关专业学者的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正是这样的一种使命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赴后继,研究历史,沉迷其中。

当时的研究人员都是亲自动手整理资料,张仲礼并不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而与众不同。恰恰相反,他比其他人更用心去摘录。回到中国虽然没有办法带回任何的文本资料,张老说他带回的只是自己的头脑。他将自己在华盛顿大学研究《中国绅士》时得到的经验与方法教授给同行,运用到当时的企业史料。提高了效率,更加务实地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发展轨迹。

张仲礼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坎坷,但在“文革”结束后,张仲礼仍积极带领研究人员开始工作。当时的社会科学院提倡以集体的力量做资料工作,这在当时是有利有弊的。资料工作前文已说过,对于后人是有借鉴价值,但是集体完成任务,不允许有出头者,会挫伤很多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但是张仲礼却不在乎名誉,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城市史的研究中。把上海作为研究的起点,逐渐扩散到东南沿海,然后进一步扩大到长江沿岸,先后出版了三部有关城市史研究方面的专著。“文化大革命”之前与我一起从事的《英美烟草公司》、《沙逊集团》等史料整理工作也相继完成,并陆续出版。

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以后,张仲礼更是尽心尽力为学术的交流牵线搭桥,当起了中外研究人员的“红娘”。他整合上海社会科学院强大的资源力量,运用自己在国外的人缘与学术成就影响,加强与国外著名大学的交流互访,为向国际同行的学习建立起良好的平台。让强者更加强大,为提高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能力作出卓著的贡献。

张仲礼求学时期和之前的圣约翰大学,名师云集,也凝聚着当时社会的进步力量。圣约翰大学也为新中国贡献了很多栋梁之材。张仲礼作为圣约翰大学中国校友会的名誉会长,又有研究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丰富经验和人脉资源,就有个义务:圆校友们一个梦——编撰一本系统的《圣约翰大学史》。这个责任,既是特殊的精神慰藉,也是一项颇有难度的文化课题。后来,这个课题就落到了熊月之和年轻学者周武的肩上,在整个编撰的过程当中,很多圣约翰老校友提供了材料,张仲礼本人也提供了很多指导性的意见。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文字:陈绛 | 图片: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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