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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伟志:他是我的老师,一位爱国、细致、严谨、低调的老师

 日期: 2015/9/30  | 点击: 12216  
  

张仲礼先生是我的老师。1958年上半年,他放弃美国华盛顿大学终身教授的头衔回到中国,来到当时的上海经济研究所(现上海社会科学院)。我是大学三年级经济研究所研读本科学位的学生。当时,老师刚回国,讲课惯用英语、思维的方式也更多受西方的影响。

1960年,我从上海经济研究所毕业。1988年回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此时张老已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改革开放以后,他带领一批学生查阅荣家家族发展史、杜月笙家族经商史。他甘于坐冷板凳、凡事亲历亲为,用行动为学生做了最好的榜样。张仲礼说在美国攻读研究生时,他的导师告诉他要静下心来作学问,他一直努力按照导师的指点在做,也将这种踏实做学问的精神带回中国,教授给自己的学生,让这样的学风在更多的中国人身上体现出来。

我每次去图书馆,门口的第一个位置上都有张老的身影,他一个人呆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族谱、历史各方面的资料,摘录作为研究备用,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张老一直告诉我们:勤奋是成功的第一级阶梯。不能不费多大工夫,也不进行多少思考,就开始写东西。一定要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并且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有新的资料,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思路,才能开始写。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张老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代表、委员这一特殊身份使我与张老频繁来往,尤其是在全国两会举办前后的日子。张老义务负责将中央的精神传达到地方,并组织地方人员认真学习大会精神,他常常邀请我做帮手。在两会举办之前,张老会预先安排需要传达的大致内容、划分一个具体的范围落实到个人。我开始着手准备自己负责的社会类内容。全国人大代表回到上海以后,张老会再次召集报告团成员,确定报告的先后次序,并根据两会情况酌情给予内容上的修改。经过几年的合作,张老细致严谨的处事态度影响着我。

我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5年,全国政协常委15年。深知提出一份议案背后所需要付出的努力。我感到惊讶的是张老担任人大代表的20年间提出61份议案,其中8份获得“一号议案”。张老自己深入分析研究,加上上海社会科学院这个智库作为强大后盾,才提出了一份份有质量的议案。为了更好地了解民意,张老在80高龄的时候,还坚持自己上菜场买菜,认真参加社区的各种活动,在百姓中直接听取呼声。在张老的议案中,不仅有其所从事的经济学及社会科学领域的议题,还有大量与百姓息息相关、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相当数量的议案都很快得到了反应,对解决问题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如今广为人知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证券法》、《反腐败法》等,都是由张老首先提出议案,并得到政府的重视,及时加以制订、实施的。

张仲礼老师从1958年回国后就一直没有搬过家。到现在为止仍然住在镇宁路的公寓里面。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住宅,时至今日房屋显得有些破旧。张老的家很多晚辈也去拜访过,楼层很高,家具简朴实用,家中偌大的客厅堆积最多的就是原版的英文书籍和研究材料。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故事,都是一些知名学者亲笔题字的送书。很多英语书我也看得不是很明白,张老却信手拈来、说得头头是道,思维严密、精神矍铄。他一直告诫后辈说,年轻人要多读书,而且英语不能放弃,他自己扎实的英语基础是在育才中学学习时打下的,考进圣约翰大学之后,除国文课外,老师均用外文授课,学校还专门设有教堂供学生学习宗教文化。

有位同事需要向一个基金申请课题研究经费10万美元。当时作者写完申请报告之后,邀请张老为她修改,张老欣然答应。审核表格时,基金会诧异于一份英语功底深厚、写作思路清晰的报告,立即批示给予20万美元。这份申请报告蕴涵了张老的智慧结晶,可是他却从不提及,只是在一边满意地看着后起之秀取得成绩,自己给予必要的扶持。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文字:邓伟志 | 图片: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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