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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为社科学者树立一种范式

 日期: 2015/9/30  | 点击: 11997  
  

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张仲礼先生在华盛顿大学完成了关于中国绅士的开创性研究。张先生采取的是社会学、社会史的研究路向,选择了一个关键性的群体——中国绅士——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分层或社会阶层,分析方法是西式的,研究对象却是中国特有的。

实践证明,选择中国绅士作为研究对象是非常有智慧的。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说,我们有很多对象可以选择。以往的中国研究当中,很多人选择“王权”作为研究对象,关于中国官僚制度的研究也不少。然而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绅士是传统中国社会关键性的、枢纽性的社会阶层,这个群体能够联动上下、带动四周,无疑是研究“社会运作”问题非常理想的研究对象。弗兰兹•迈克尔先生对《中国绅士》一书评价时说:“作者并无意认为其研究已将有关绅士的各方面问题论述均已包罗无遗,但这些研究放在一起,意味着为绅士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勾画出了一些大纲。”我认为,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传达了作为“开山作”的历史地位。

传统的中国研究比较注重于政治史,研究方法也偏重定性研究,惯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范畴,而经济学出身的张仲礼先生,运用他的专业特长和天赋为中国研究开辟了新的方法,较早地在中国政治社会的研究中融进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课题不仅仅开辟了中国绅士研究这个新的领域,实际上还拓宽了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多个分支领域,是一个发散性的、影响多领域的综合研究课题。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张先生在国外学术界的影响力。比如日本乡村社会研究,其研究成果和研究范式对我国学者产生了影响,可是很少有人考虑到,日本人开始注意“乡绅”这个课题,中间受到张先生多少影响。中国学者往往研究海外学术对中国的影响,而很少研究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力,这方面需要加以改进。

张先生的研究为中国年轻的社科学者树立了一种范式。第一,资料详实。张先生的研究本从经济领域开始,但其成果为历史学界所认可,这同其成果中饱含丰富的史料密不可分。要把握绅士研究这类历史性的课题,他必须把这个课题的重要资料全部梳理。书里的很多材料当时在中国很难看到,华盛顿大学丰富的图书资料让人羡慕。但更重要的是,张先生对这些资料的细心钩沉和耙梳。史料梳理的艰难我自己深有体会,这些书籍、地方志、官方文书、制度文献一本本去翻阅摘抄,需要多少时间?!第二,研究方法的开创性。张先生的研究引进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进行群体研究所必须的。进行个体研究时,可以采用深化细节的方法展开。而进行群体研究必须扩展到尽可能多的人,能找到的人越多越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归纳概括,这是张先生的特长,是数理统计应用于史学研究的第一批“尝鲜者”。第三,意义的关怀。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职业,甚至成为文化产业中比较引人瞩目的一个部门,一大批从业人员,每年依靠提供“产品”获得报酬。“职业化”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现在忧虑的是把史学研究仅仅当做一个职业,用以谋衣食、谋职位、谋公权、谋地位;把自己当做工匠,为社会提供一种产品,获得相应的报酬,这不是社会科学的本质。以强烈的社会关怀和问题意识探讨中国社会转变的脉络与方略,是搞社会科学、包括搞历史研究的人应有的意义追求,而这也正是张先生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他的研究不是为项目而搞项目。他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去观照中国。这种关怀值得后人学习。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

 

文字:王家范 | 图片: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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