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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原创性理论——实践与未来挑战”学术研讨会召开

 日期: 2018/10/9
作者: 马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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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由上海社科院主办,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文化纵横》杂志社、《社会科学报》、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共同承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原创性理论-实践与未来挑战”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福建、陕西的数十位知名学者以及多家媒体参加了会议。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联党组书记燕爽,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于信汇出席会议并致辞。燕爽副部长在致辞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大的原创性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第一,坚持改革的重要性。只有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我们的事业才能进步。第二,明确改革正确的路径。只有体制、机制的改革才是根本性变革。第三,改革是革命精神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闭幕的时候强调我党要敢于开展自我革命。这也成为指引我们改革的主要的思想源泉。第四,坚定改革的决心。改革不仅是国内的改革,而且要通过改革在国际上为建设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作出贡献。燕爽指出,改革也是一场竞争。在当今的国家政治格局下,改革精神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于信汇书记回顾了上海社科院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参与的中国原创性理论的建设情况,从上海发展经济战略到浦东开发开放,从2010世博会到面向未来发展的上海2050战略都有着上海社科院学者的深入参与并获得丰硕的成果。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站在新的起点上,上海社科院下决心继承优良的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开创宣传思想工作的新的局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次研讨会围绕主题共分为“理论与政治”、“经济与发展”、“社会转型与国际政治”、“文化与思想”四场讨论。《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杨平、《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周智强、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解超教授、上海社科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刘杰研究员分别主持四场专题讨论。

上海社科院原党委书记潘世伟教授作会议总结。他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思想界的变化提出了五个核心问题。一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归根到底是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最根本立足点。二是四十年的探索非常艰难,需要辩证的看待改革的四十年的历程,避免过度夸大光明面,也不要过度渲染失误的环节。三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世界的意义是越来越需要回答的问题。四是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其重点更多的应该放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实践及其规律的认识。要把改革开放的很多经验、理论、能力转化为新时代所需要的利器。五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既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领导者,又是服务者,它服务于中国的发展。它通过自身的改变促进了改革的成功。他最后强调,对于改革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性理论解释是当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特殊使命。

 

 

观点分享: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认为“问题导向”是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重要的节点之一,也是改革开放宝贵经验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要真正做到问题导向,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关键时刻,仍然需要继承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方针,积极推动我国的和平发展,同时加强党的领导,重视社会公平分配,杜绝官僚主义特权。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肯定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需要两大条件。其一,从学徒状态逐渐摆脱出来,开始获得学术上的自我主张。其二,摆脱外部反思的思维方式,真正研究中国社会,并把握中国的社会现实。

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指出,当今中国对现代化的理论构建需要兼顾两个方面。一是建构一个与西方并列的中国特色政治学、社会科学理论,二是在两者之间建构一个包容两者之间的一般性理论。把原来西方的普遍性部分降低为地方性,在两者之间重构中国自己的普遍性理论。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杨国强教授回顾了中国传统的民本观念以及近代的富强观念,指出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在把民本与富强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民主之路。

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归纳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条经验,尊重常识理性、激发社会多元活力以及从实际问题出发来进行制度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总结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理论的探索,从解决温饱到宏观调控,再到“新常态”,经济认知的进步和社会财富的增长都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构转变与对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进行论述,认为当今中国已经发生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今后的农村公共政策要矫正单纯城市化导向的公共政策,同时避免固守和固化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赵燕菁教授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发端于底层经验,其中土地金融作为中国独创的模式是前四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下一个四十年转型的重点在于土地金融向现金流的土地财政转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教授提出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特征,即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没有出现如欧洲、中东国家那样的社会对抗和冲突。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变革不仅是经济改革,更是包括新的组织类别、个人与组织的新的关系以及社会身份关系结构的出现等等的全方位转型。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毛丹教授回顾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四十年变迁,指出中国的基层社会是通过单位化、群团组织政治上组织群众和基层社会组织建立起来,这三个层次至今仍然发挥着主要作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苏长和教授总结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政治外交发展道路对当前国际关系建设的启发意义,指出中国的外交道路在合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尊重差异、鼓励治理经验交流、建设开发的国际体系、强调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文化方面对世界有很多启发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系主任陈立新教授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对中国经验进行了阐述,认为中国以人的自由发展为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了新文明的类型。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吕德文研究员认为在改革过程中的实践,农村改革的基础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密切的联系。改革释放了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农民的安全感。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何建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建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转型,二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需要从国家政党、政府和企业三个关系中加以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冯绍雷教授比较了三种不同背景下社会转型与人文知识的关系,指出中国转型以旁观的冷静表达含蓄、稳健、入世的态度,通过提倡多元文明等观念,引领了改革新阶段。

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凯锋研究员谈到了马克思中国化与文化融合,指出通过多元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获得了当仁不让的文化身份。

《上海思想界》主编许明研究员指出当前的文化生产不令人满意,表现为“三个不匹配”,即文化创作与实际生活的不匹配、批评与创作的不匹配、思想与文化的不匹配。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教授从过度教育的角度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逻辑,指出当下基础教育的选拔制度造成了教育的等级制度,而优势分配和建立在垄断上的高竞争性,造成教育两极分化和整体性平庸。

江苏社科院《学海》杂志胡传胜主编归纳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互联网媒体发展的三个趋势。一是享受到了极大的言论自由,二是思想争论越来越激烈,三是共识很难达成。

文字: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哲学研究所 | 图片: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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