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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泽林:预判公众需求 提供精准服务

 日期: 2018/11/8
作者: 马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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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合,开发适用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落实这一重要讲话精神,需要我们抓住人工智能的风口,在社会治理中学会用人工智能、敢于用人工智能、善于用人工智能。这是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和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增强四个能力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通过大数据感知和深度学习,让机器能像人一样思考并应对复杂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对传统治理模式和绩效逻辑产生颠覆性影响。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要有更善的伦理能力、更广的协同能力、更新的技术能力和更稳的安全能力。

一是更善的伦理能力要求。
    人类社会现有的行政伦理要求权力行使、决策都必须由人组成的组织来决定。也正是如此,迄今为止的信息技术应用对行政流程改造仅停留在辅助层面,即由计算机系统提供相应证据,并作出初步的整合与分析,最终的决策交由人类来完成。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此将构成挑战,并由此产生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体现机器意志的“科学方案”,是否偏离了行政伦理?第二,由人工智能作出的决策或解决方案,假如在执行中出现问题,谁该对这一后果负责?

二是更广的协同能力要求。

大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底层支撑和初级阶段,底层协同面临不小障碍。在政府内部协同层面,由于各个部门在数据库构建和运作中缺乏统一标准与规范,严重限制了人工智能的发挥。在政府与企业关系层面,政府与人工智能企业合作尚缺乏较为成熟的模式。现在常采用的服务外包或合作建设方式,存在不同程度的稳定性、安全性风险。

三是更新的技术能力要求。
    一方面,当前人工智能开发企业数量和实力仍然不足。虽然已有阿里、腾讯、华为、百度等领头企业,且人工智能企业数居全球第二,但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及关键设备等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完整生态圈尚未形成,不能满足巨大的人工智能技术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内部的人工智能人才严重短缺。这意味着政府不仅无法自身开发人工智能系统,而且有可能失去对人工智能应用的辨别能力和监督能力,从而导致效能风险。

四是更稳的安全能力要求。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会掀起一场比互联网更为剧烈的变革,将给政府的信息安全带来更大考验。一方面,人工智能让政府机构系统遭遇恶意攻击的可能性增大。人工智能技术所使用的学习算法虽然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性,但也有“笨拙”的一面。如果系统瘫痪,会给社会系统带来不可预测的多重混乱。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设施、关键程序管理将面临更大压力。如果黑客绕过防火墙而恶意攻击、篡改人工智能程序,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连锁性的。
找准四大途径
    在新的技术环境下,政府可以从转变理念、确定路线、找准抓手和创新评估四个方面入手,以提升治理效能。
第一,转变观念,创新行动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人工智能能否在社会治理层面上发挥更大功效,首先取决于治理主体的认知态度。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某些层面和维度上接近、达到甚至超越人类智能,但其作为人类创造物的工具性色彩依旧没变。从人与技术的关系来看,人工智能本质上仍然是属人的。我们应当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认知观,即通过提升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人工智能治理理念,将人工智能发展看作提升治理效能和精细化水平的积极推动力量。同时,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人工智能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发展。
    此外,人工智能的推进要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在智能化时代,社会公众从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从间接参与变为直接参与,每个个体某种意义上都是数字世界的“副本”,都是一个“准代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学习提取群体特征,可以在预判人民群众需求、提供精准服务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第二,确定路线,把握推进节奏。
    人工智能的应用离不开政府流程的重塑。结合党和政府在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实际情况,人工智能应用可按照三个阶段来走:
    技术导向的1.0阶段,即政府同相关企业合作,借助于人工智能手段,向公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公众则通过人工智能平台向政府反馈服务情况,由此实现服务的无缝隙和规范化。
    统合主义的2.0阶段,即政府与企业联手运作的人工智能平台在积累一定的数据、知识、信息后,可以向公众提供个性化公共服务;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通过与技术公司合作的方式,将技术与社会公众需求统合起来,实现治理的统合效应。
    价值引导的3.0阶段,即人工智能发展到超强阶段后,政府可以通过开放式治理,发挥治理的价值引导与问责监督作用,让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自主创业”,实现高度自治式治理。
第三,找准抓手,创新治理模式。
    在人工智能时代,以提升治理效能为核心的智慧治理模式创新要在技术上下功夫。
    一方面,可从人工智能应用的关键要素入手,找准“痛点”、“难点”和“堵点”,并通过智能办公系统技术改造,实现对监管对象和服务对象的自动感知、智能识别,有针对性地提出技术性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要有社会治理的智能化集成系统,通过强化对社会治理的数据挖掘系统和数据存储系统建设力度,推动政府对各类非数值型、非结构化数据的有效整合与动态管理,并通过引入语音识别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为创新治理模式提供更多的支撑。
第四,创新评估,实现安全可持续改进。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绩效评估,应紧紧抓住人类主体地位和风险控制两个关键要素。在评估框架设定上,要坚持人的主体地位,由人设计评估方案,评估参与主体是人,评估过程应注重人的感受,评估改进以人的满意为标准;既要注重技术的价值,又要注重人的自治能力、控制能力提升。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来源:解放日报 思想周刊,2018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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