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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运春:诺奖大数据:从出成果到获奖平均间隔约35年,得奖平均年龄约67岁,这些说明什么

 日期: 2018/11/1
作者: 马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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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美国两位学者,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和纽约大学的保罗·罗默,这再次唤起我们对高端人才培养的思考。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诺奖成果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发展对世界和中国两利,特别在脱贫和引领增长方面,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称道,但中国却缺乏诺奖级的学者。通过研究获得者的成果以及成长履历发现,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有不同的理论指导,获奖者不同的履历对其理论创新起到不同的作用。如在工业化时期,海外的“旋转门”机制较为完善,很多诺奖成果与“旋转门”经历密切相关。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40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理论创新,需要加强“两栖”高端理论人才的培养机制。

 

经济发展阶段和获奖成果的“经世致用”特征

哲学是生活的解答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成果也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回应。自196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50次,共有81位幸运者获奖。在81位获奖者中有56人来自美国,占比接近70%,这是因为美国经济最发达,遇到的前沿问题也最多。进一步研究发现,自1969年(或二战)之后至今,发达国家经济学研究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不同的阶段的理论回答了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问题,体现出较强的“经世致用”特征。这三个阶段分别是:

第一阶段为1969-1975年,是宏观经济学的重建时期。这阶段如果时间拓展得更宽泛些,应是战后到1975年。这是战后西方建成福利国家,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顶峰:自战后实现近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这个阶段获奖成果的特征是,在1945年前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在随后的20-30年实践中,被验证是有价值的,且具有开创性意义。

这个时期的获奖成果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均具有相当高的建设性特征:一是重构宏观经济学。除个别外,主要成果均发表在1945年之前。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危机,西方经济学界在战前就系统化重构宏观经济学,为应对危机以及国家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如将宏观经济学计量化,重新界定政府的责任,为战后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鼓励不同制度比较。如获奖者的成果也包括计划经济下的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和投入产出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新的理论提出,并有不少被付诸实践。

第二阶段为1976-1999年,是后工业化宏观经济学的探索期。这段时间是石油危机之后,西方经济衰退,从工业化生产方式向后工业化过渡时期。为应对时代提出的问题,宏观经济学里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大行其道。这段时期的成果除个别外,绝大部分发表在战后到1973年之间。也就是说,战后的繁荣并没有妨碍学者对未来问题的思考。如不确定性研究,在当时充分就业、高度繁荣背景下,并不是主流学术研究,却成为应对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重要理论。这些获奖成果同样都经历了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实践检验。

这个发展阶段经历了滞涨甚至衰退,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变革、社会思潮重大变化。获奖的成果虽然仍集中在宏观经济学、兼带了一些发展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内容,但主要集中在应对工业化以及福利国家的挑战,特别是重新界定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始向自由主义经济学转向,二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三是由于后工业化社会不确定性上升,因此,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开始兴盛。这段时间也是经济全球化大发展时期,授奖领域涉及到经济发展、经济不平等的国际传递,如劳动力转移、反贫困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回应时代挑战、完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本阶段的主要使命。包括对经济现象量化分析的,如克莱因、托宾、默顿等人;对相关领域做出开创新研究的,如俄林在国际贸易方面、舒尔茨和刘易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斯蒂格勒、阿莱斯在工业结构和市场作用公共领域方面、马科维茨在金融领域方面,海萨尼和纳什等在博弈论方面、蒙代尔在汇率理论方面等,经济与其他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对新经济现象从理论上进一步的研究,包括克莱因、莫迪里阿尼、哈维默等。

第三阶段为2000-2018年,是应对全球化的制度重建时期,这个阶段目前尚未结束。应对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全球化的冲击,一方面要应对一个更加不确定的社会,另一方面需要发展新的理论,主要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也包括跨学科研究方面。

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除了继续关注宏观经济学研究之外,对一些新兴领域的关注度明显增加,包括博弈论、搜寻理论、规制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这个时期继续拓展经济学研究领域,如信息经济学、经济心理学、实验经济学、宏观经济计量学、气候变化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等;这个时期还提出应对经济全球化关注国际经济学、经济治理等。这段时间与第一阶段相比,更加显示出百花齐放的特点。

同时代不止一种经济学理论是优秀的,不能说没获奖的理论就不行。当然,这个阶段应该还没有结束,今后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可能会进一步关心全球治理等问题

 

不同发展阶段与人才成长的“实践性”特色

上述三个阶段发展水平不一致,面临的问题不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也不同。诺奖获得者的成果虽然各有千秋,但其产生土壤基本是一样的,就是紧密联系实际。这个现象在第一第二阶段表现得特别明显。也就是说,没有“旋转门”经历,他们对经济社会现象的感悟不会有那么深刻,也未必能够研究出扛鼎之作,也不会对理论和实践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在第一阶段,有11人次获奖。这一阶段是发达国家工业化生产方式繁荣的顶峰阶段,获奖者具有非常明显的“旋转门”经历。9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战争的原因或者其工作特点,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保罗·萨缪尔森、西蒙·库兹涅茨、纲纳·缪达尔等,均在获奖代表作成果出来之前,在政府重要部门工作过。当然,在重要代表作发表后,也有不少担任政府重要部门职务的获奖者,包括战后丁伯根任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达10年之久, 阿罗任总统经济顾问、列昂惕夫长期在联合国任职、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主要担任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民经济管理研究所经济问题研究主任。

在第二阶段,有33人次获奖。这段时间的“旋转门”依然是重要的特色,有超过一半大约25人有政界从政经历,有的是虚职,如托宾、森等,是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解决专业问题;有的是实职,如俄林是政府贸易部长、哈维默担任工商部和财政部处长。有少部分是战前任职行政岗位的,如弗里德曼、俄林、米德、刘易斯等,他们参政原因大部分是政府征召。大约有12人的代表性科研成果是从政之后发表的,如弗里德曼、米德、刘易斯、斯通、马科维茨、米勒,蒙代尔等。说明行政不仅没有耽误其学术,反而是在相互促进。行政部门的工作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思考。另外,夏普、马科维茨等在兰德公司工作过,说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智库色彩开始出现。

在第三阶段,共有37位学者获奖。这段时间“旋转门”的比例大幅度减少,有的经济学家即使从政,也是作为专家顾问一类的角色,不再直接从事领导岗位(实职)工作。这不仅是理论界和政界的分工问题,更重要的是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原因。比较特殊的如2001年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既做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做过世界银行的副行长,之后的谢林和费尔普斯、2017年的泰勒、2018年的诺德豪斯也担任过政府或政府组织的顾问角色。这段时间经济学家更注重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是在回答经济学本身的一些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与实践也有关系,但是相对之前的学者,他们离决策圈更远一些。他们的研究,更多关注后工业化和全球化叠加经济现象的多样性和问题的复杂性。

 

改革奇迹与高端理论人才培养的中国特质

改革开放40年成绩斐然。新时代中国发展需要高端理论人才,特别是高级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咨询人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成才途径表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的对象和研究领域均有很大差异。总体上说,在具有制度构建性质的发展阶段,如前面两个阶段,需要有较强的实践背景,“旋转门”人才的成果较容易获得决策层和社会的认可。他们亦官亦学,不论是先在行政部门还是后去行政部门,学者的本色没有丢,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回应社会需求,甚至在工作中就付诸实践了。在制度建设完成之后的第三阶段,更重要的是对经济问题的拓展性研究,这个阶段其实践要求就大大减弱了。

对比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总体上处于发达国家的第一阶段,少部分地区处于第二阶段。国际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是考虑到不同的国情,还是需要重构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可以解释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的成功经验,还需对未来30年发展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指导意义。根据上述要求,新时代中国高端理论人才队伍建设,需要注重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解决高端人才在科研机构和政府机关交流任职的制度性障碍。2015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落实好文件精神,不仅是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理论创新的需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在政策上进一步完善。包括在职称上,严格落实岗位聘任制,不唯论文数量或学历论;在待遇上,实行公务员待遇和科研人员待遇比照原则,为交流任职提供政策支持。

第二、根据需要培养一批学术基础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两栖”型人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绝大部分均具有名校的博士学位,仅哈佛毕业的博士就有11位。他们一生的主要时间在全球顶尖的大学里面做学术研究,如芝加哥大学等。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具有国际化视野、并在国际国内知名大学有学术历练的学者。这些学者再通过政界、学界交流任职的方式,使其学术研究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依据,才可能产生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

第三、为人才的“代际”传承创造条件。理论创新虽然是个体的,但是高手的指点以及思想碰撞也不必可少,甚至存在理论研究的群体。2018年的两位获奖者都与学术大家关系密切。如诺德豪斯与1970年获奖者萨缪尔森合作《经济学》多年,在国际经济学界影响深远。罗默是1995年获奖者卢卡斯的学生。其他有20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博士生导师或老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列昂惕夫、哈耶克、萨缪尔森、库兹涅茨、弗里德曼和米勒均有不止一位学生获奖。因此,在高水平人才培养同时,大力引进国外顶尖学者来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任教和合作研究,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四、给高层次人才宽松的学术氛围。诺贝尔奖获得者从出成果到获奖之间的年限普遍偏长,从科学突破到获奖间隔平均约35年,获奖者平均年龄约67周岁。因此,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迫切需要创造一种可持续的研究生态,特别需要调整学术成果评价体系,弱化年度考核制或者“学术GDP崇拜”,这些急功近利的做法均可能扼杀科研人员的创造力。

第五、“两栖”人才并非一定要专业“对口”。“专业化”有可能形成思维定势,不同专业之间学术碰撞,可能产生更好的研究成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不少人是跨专业的,西蒙是政治学专业,舒尔茨、索洛、维克里、蒙代尔、萨金特是哲学专业,奥曼、泽尔腾是数学专业,费尔普斯是文学专业,罗斯是运筹学专业等。在研究方向上,卡内曼进行心理学与经济学交叉研究,恩格尔进行物理学与经济学交叉研究。因此,兴趣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我们高端理论人才的培养,既要考虑“专”,也要考虑“能”,特别是学者自身的“智”,是理论创新所必须的。

 

作者:钱运春,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高端智库人才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研究员

来源:上观新闻2018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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